国内思想周报 | 建国后中国的教育公平

建国后中国社会的教育平等状况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农作乡和平村小学孩子们在学校的操场上玩耍。兰卉 澎湃资料

        201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刊发了梁晨、李中清等合作完成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该文研究小组自1998年起，与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合作，为两所学校的学籍卡资料建立数据库。这些带有学生背景信息的数以十万计的学籍卡片，经过数据化之后的定量分析，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源自1949年以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比重逐渐加大，并成功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教育领域的这一变化，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一场意义深远的“无声的革命”。

        《无声的革命》一文刊出后引起大量讨论，因为此一研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对以往相关领域的史学研究来说，可谓新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期那些试图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方案中，教育制度的根本转变是其中关键，其中的激进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扩展乡村教育，以此来保证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享有同等机会，同时扩大受教育劳动力的数量；其次，它尝试将工作与学习相结合；最后，力图扩大城市基础教育，使工人子弟获得进入中学的机会。

        对这一大众教育方案的实践，历来争议颇多，几类史学观点之间可谓针尖对麦芒，一种正面评价了社会主义建设后期在社会不平等与分层方面取得的成绩，认为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其实是有显著提高的，并减少了城乡教育差距。而在1980年之后，农村地区教育机会其实是缩减的。但另有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后期，农村识字能力实际是下降的，而城市基础教育的水平也在下降，最终后果是让城市教育成果降到和农村教育同样低的水平。而《无声的革命》对此的结论是，不管是相对中国传统还是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现实，社会主义中国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令部分工农在社会政治革命中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精英身份通过教育革命而得到了巩固。如果说革命的意味在于阶级身份的转变，那么教育领域的这一革命更为本质化，故可谓“无声的革命”

        针对《无声的革命》中的论断，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应星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在2015年第2期《社会》杂志撰文进行反驳，批评李中清“作为社会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所主持的这项中国高教史研究却似乎拒绝深究历史，而只是将50年叠加的数据摆在读者面前，以证成其“无声的革命”这样宏大的结论。”

        应星与刘云杉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基本方针。然而“人民”在其中并非同质性的概念，其中有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别，也有工农家庭出身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之分。而在“工农”中也有分别待遇，在“文革”中，贫下中农子女成为农民群体进入精英大学的垄断者。工农子女享受优先录取权、剥削阶级子女招生收到限制，一些“坏分子”的招生资格被剥夺……应星等认为，限制部分人的教育权利，又将另一部分人塞进大学的做法，未必能被称之为是真正有进步意义的教育革命，只是“教育平等的乌托邦”。

        价值判断之外，应星与刘云杉也对《无声的革命》的材料使用提出了质疑，比如，学籍卡上父母的职业是由学生自由填写的，学生若在学籍卡上把自己的家长职业填为“干部”，可能是狭义上的党政干部，也可能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还可能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中国社会在社会分层上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中国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是一套以身份制为核心的分层制度，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城市内部的干部和工人身份，以及城市单位的所有制身份。在身份制下，专业技术人员也被划归到干部队伍中，即所谓“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相对）。因此，在当年由学生自填而未获得指导及现今分析时又未作访谈的情况下，学籍卡上标出的“干部”身份，既可能是党政干部或企业管理人员，也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3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干部”的指涉更是模糊不清的。研究者在未进行任何访谈的情况下，无法弄清这些家长的真实身份，这就使其研究结论打了折扣。

        此外，《无声的革命》使用了“工农子女”这一概念，认为工农子女针对其他阶层构成了非精英阶层，因而成为衡量中国是否发生“无声的革命”的重要标尺。应星等则认为，过于强调“工农子女”概念，容易使人们忽略中国社会分层最重要的因素——城乡身份的分割。改革开放前国有大企业中工人的生活水平，远非农民可比，工人与农民并非处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城乡身份差别的重要性是探讨中国社会阶层更重要的视角，而《无声的革命》对此的重视性显然不够，这就无疑使得其对于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统计结论并不可信。

从《新青年》开始的问题：中国主体性的确立，是儒家的还是革命的？

        值《（新）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100周年之际，为重新审视这份刊物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5月9日、10日，中国文化论坛与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以“百年重读《（新）青年》”为主题的年度会议。围绕着《（新）青年》及其时代影响，四十多位学者们在论坛上展开了直接尖锐的学术争论。

        争论之一在于，如何看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性地位。罗岗将苏俄的诞生界定为二十世纪的开端，认为俄国革命通过支持民族自决，强调无产阶级的生存权强于私人财产和国家治理权，从突破了英国代表的旧霸权体制，开启了“二十世纪文明”。《新青年》时代的“庶民”意涵即来源于此，“劳工”和“庶民”登上了《新青年》的舞台。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主权”的思想根源正是来源于此。

        甘阳则认为罗岗过于重视苏俄的作用，此一提法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甘阳认为苏俄的存在对于中国的意义，只是让中国有机会重新回到自身的主体性。甘阳认为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从1895年甲午战败开始，不同于只造成局部影响的鸦片战争，甲午战败根本地改变了东亚的局势，并且导致中国的士大夫反应过度。清政府倒台后，中国失去了作为一个统一体和列强打交道的能力。此后资本主义成为了历史必然，传统中国作为历史主体不再能抵挡现代资本主义。

        张旭东也不同意甘阳的提法，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大清抵挡不住的。工业化、技术、军事力量这些基本器物层面的条件不解决，康有为考虑的问题便没有物质基础。

        由此，论坛第二个层面的争论就凸显出其重要：儒家传统与革命传统的关系。

        丁耘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体现了儒家人民学说和现代人民政治之间的联系。《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们，同时受到梁启超与苏俄“庶民的胜利”的影响，最终以儒教的断裂为前提，重新肯定中国文化。毛泽东与新儒家的思想都有这一重色彩：革命是传统重生的前提。

        杨立华同样认为儒家是中国革命的积极动因，他认为，毛泽东也讲教化和移风易俗，而法家不讲延安文艺座谈的讲话，是绝对的功利主义。

        而唐文明则认为儒家是中国革命批判的对象。如今左右两派都在以绥靖主义来对待儒家，对其的批判和肯定都不够。儒家需要的是真正的思想对手，而不是浅薄的朋友。唐文明批评丁耘将儒家变成了政治神学，使得儒家成了空洞的修辞。而儒家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心性与人伦，树立起区别于右派的启蒙主体与左派的革命主体的有教化、有教养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