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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蔡登山:其实在台湾,“民国文人”没有那么热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5-05-17 18:27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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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蔡登山携新书《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到沪参加活动,四十多年来,无论电影、专著还是论文,他的目光总离不开民国时期的文人墨客。“我不是捕风捉影的娱记,我讲依据。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被哪位文人的亲友起诉过。”

蔡登山

        他既在《万象》、《书城》、《新文学史料》等书刊发表学术研究,也出版过《百年尘埃:张爱玲<色•戒>》、《人间四月天》、《鲁迅爱过的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等二十部专著,而他早年主持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作家身影》还曾一举斩获台湾电视金钟奖。

        他叫蔡登山,一九五四年出生于台湾,现在是台湾秀威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其实除了“出版人”,蔡登山还有“文史学者”、“随笔作家”、“电影人”等身份标签。如果要他做一番“自我定义”,他会说:“我就是一个有‘史料癖’的人。”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曾禁止刊行未随国民政府到台湾的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大学时攻读中文系的蔡登山修过“现代文学”,但来自大陆的老教授却“不敢讲”。整个学期下来,“现代文学”能谈的只有在1949年前就过世的徐志摩、朱自清和郁达夫。

        “一次老师匆匆在黑板上写下‘卞之琳’三个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卞之琳。不过老师一写完,就赶紧擦掉了。” 从此,蔡登山对有关对岸文学世界的文本资料充满好奇,以至于四十多年来,无论电影、专著还是论文,他的目光总离不开民国时期的文人墨客。

        5月15日,蔡登山携新书《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做客上海师范大学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并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

        “每个人在做史料解读的时候,都自然会有自己的情绪。你可以使用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但史料依据的呈现不能受此影响。”蔡登山说。

        

《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书封

写文人:“我不是捕风捉影的娱记”

        “半个世纪后的中秋后的夜晚,走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看到朵云轩的招牌,不禁想起张爱玲的句子——今晚月圆如旧,游人如织,朵云轩与邻近的时装店相比,是有些冷落了,步行街上游览的观光车,取代了老式的有轨电车,自然的电车的叮当声是早已听不到了。张爱玲的上海毕竟是过去了。”

        这是蔡登山笔下,《临水照花人:<色·戒>中的郑苹如与张爱玲》的开头。为了写好张爱玲,蔡登山“重游故地”,几度走访了张爱玲在上海住的常德公寓。“有些历史,永远也还原不了。但我希望研究时有足够的田野调查,能把自己‘逼近’历史现场。”

        而除了深入田野,蔡登山认为文本史料的挖掘与印证更是书写民国文人的关键。 “我为什么写民国时期的文人?因为他们留下了文本(作品)。我们可以进行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比对,这是‘内证’。再加上日记、书信、回忆录、相关人士论述等‘外证’,坐实结论。”

        蔡登山还向澎湃新闻坦言,自己写民国文人时不会“限于一人”,也不求“面面俱到”:“写一个人需要‘机缘’,所谓‘机缘’就是突然发现的文本史料。如果能通过扎实的史料研究解读一个人物的侧影,我也满足了。”他以当年写过的《鲁迅爱过的人》为例:“我们都觉得鲁迅‘骂’过不少人。但我通过史料读出他无论爱情、友情或亲情,都有鲜有人知的一面,我要呈现的就是鲁迅有爱的一面。”

        不过,也因为呈现了文人“不为人知”的一面,蔡登山被一些人贴上了“八卦”的标签。他本人对此不以为然:“研究本来就该是多元的。就像林语堂写小品文曾受到鲁迅质疑。”蔡登山告诉澎湃新闻,他之所以对文人的私生活进行研究,是因为要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解读。他提出“沈从文有过外遇”,源于他对沈从文《看虹录》的好奇;他认为胡适与学生徐芳之间有一段旧情,源于胡适《扔了?》、《无题》等情诗;他确信苏青与台湾小说家姜贵之间曾有感情,也是源于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和姜贵的《三妇艳》。“我不是捕风捉影的娱记,我讲依据。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被哪位文人的亲友起诉过。”

拍纪录片:“简直就在和时间赛跑”

        “我领悟、研究文人的方法,其实和我当年做纪录片有很大关系。”1997年,台湾播出了由蔡登山主持拍摄的现代作家系列纪录片《作家身影》,轰动一时。纪录片的筹备源于1993年,当时还是台湾春晖电影公司电影企化和制作经理人的蔡登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大陆拍摄文学纪录片,采访大陆作家及其亲友,重走故居,寻找作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最后带回台湾播放。

        系列纪录片名叫《作家身影》,分四辑完成,共耗资八千万台币。第一辑里,蔡登山选择了十二位作家: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与张爱玲。拍摄时还在世的,就只有冰心、巴金、曹禺、萧乾和张爱玲。“那时我感觉简直就在和时间赛跑。”蔡登山说,除了张爱玲,其他四人都在纪录片中入镜了。

现代作家系列纪录片《作家身影》。1990年代中期蔡登山(右)在采访萧乾。

        蔡登山很清楚,那时张爱玲住在洛杉矶西木区公寓,早已深居简出,不爱见人。但他们还是给张爱玲写了信。张爱玲回信了,信发于西木区一家杂货店,上面只有寥寥几句,其中一句是高尔基的名言——“把我包括在外”。尽管张爱玲婉拒了摄制组,但还是授权他们可以在纪录片中使用《对照记》的图片。“她能回信,我已感动。我们拿着她的传真去找持有张爱玲作品版权的台北皇冠出版社的创办人平鑫涛,最后《对照记》中的图片我们都能‘无偿使用’。”

        而对于已离世的作家,蔡登山先花了一年的时间熟读海内外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再从中筛选,联系走访。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余光中、陈子善、许子东、赵园、钱理群、陈平原、汪晖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皆在拜访之列。那时,曾有学者放话说:“你(指蔡登山)拍沈从文,要是采不到湖南的凌宇或美国的金介甫,就不算成功。”“我说不好意思,这两人我都已经采访到了。”蔡登山向澎湃新闻回忆往事,并不掩得意,“我们还采访到了张兆和与汪曾祺。”1999年,这部片子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

论史料:“基础若不稳,结论会崩塌”

        1997年,蔡登山出于年龄与体力的考虑离开了电影界,转做出版。“其实在台湾,‘民国文人’没有那么热。台湾人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感触。”换言之,民国文人,在台湾并没有很好的市场。

        但这块依然是蔡登山的出版焦点。他所在的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对大陆人文社科学者敞开大门,除了陈子善、雷颐、谢泳、龚明德等知名学者,还有不少青年学者。“对一些青年学者,如果他们有史料错误,我会要求他们再去查证。有的细节,包括简繁体转换,我会直接改过来。”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回答是:台湾和大陆的学者,总会相互受到启发的。他既会向台湾作者介绍大陆出版社,也会向台湾出版社引荐大陆作者。5月17日,蔡登山还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在海上博雅讲坛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

        “大陆现在有‘民国热’,一是怀旧,二是借古讽今。但其实民国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想的那么美好,不少民国史其实被遮蔽、扭曲,甚至篡改了。”因此,蔡登山强调“论从史出”、“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客观的史料呈现才是研究的前提。“每个人在做史料解读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情绪。你可以使用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但史料依据的呈现不能受此影响。”他拿上个月在上海展出的张爱玲《太太万岁》电影剧本手稿为例,若要做好解读,蔡登山认为研究者起码要将手稿与正式拍摄的剧本进行仔细比对:“哪里改了,哪里留了,哪里是张爱玲本意的呈现?”

        同时,蔡登山向澎湃新闻表示自己这一两年不打算进行“个人书写”:“我觉得现在我更需要做的是整理公开那些被遮蔽的文本史料。很多材料是存在的,但有人不知道怎么找,它们亟需整理。”在蔡登山的形容中,这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庞大工程。“现在有人会说,史料还值钱吗?就连学生写论文,做史料的似乎都很难过关,好过的反而是那些宏观论述。两岸都是如此。”但他坚信,缺乏史料根基的学术论文是“沙上筑塔”:“基础若不稳,结论会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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