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砸了严歌苓场子？聪明人看到的是“过招”

       为了宣传新书《床畔》，5月13日晚，作家严歌苓与刘震云在北大做了一场《我为什么写作》的对谈。但第二天流传最广的一篇报道，叫做《昨晚在北大，腹黑段子手刘震云砸了严歌苓老师的场子……》。

        试想一下让冯小刚和张艺谋不带主持地对谈“我为什么拍电影”，其违和感，大概和这两位他们的常用编剧相当。但单把这次对谈视为砸场，未免也太低估了严歌苓老师的现场表现，毕竟是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篇幅相当的两位作家，刘老师明面的嬉笑暗里的讥讽，严老师岂能看不出来。相比砸场，聪明的读者的打开方式更应该是过招啊！

        事件的起因是严歌苓酝酿20多年的小说《床畔》出版。故事很简单，一个军队医院的护士坚信她护理的英雄连长必将从植物人状态苏醒，从少女护理到少白头，英雄也没有醒过来，而时代却轰轰碾过，连长被送回老家，在人们的忽视中去世，而那个看起来就很有故事的白发护士在游客们的口口相传中，成了“教堂的最后一个嬷嬷”。当过13年兵的严歌苓说，写完这篇小说，对自己的青春便有所交代。

        问题在于，刘震云也当过兵。两位作家共同点不多，但也还能数出几个。比如两人同龄。虽然从外型上可能很难判断，毕竟一个是精雕细琢枕妆待旦的美女作家，另一个则是看似随时都能下工地劳动的糙老爷们。

        比如两人都曾参加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虽然当时严歌苓其实在美国留学，另一位同学莫言曾客气地回忆，在校园里见过严歌苓不超过10次；而严歌苓也承认，在学校里其实与刘震云并无接触。

        从这些能列出来的共同点来看，当兵确实已经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了。虽然严歌苓当年是文艺兵，后来又做了通讯员，跟刘震云这样在戈壁滩扛枪站岗的基层战士的工作范围有所不同。刘震云现场回忆第一次见到文工团的女兵，“我看到她们脸上以及胳膊上的茸毛，是那么的纤细夺目。”由他的豫普叙述出来，格外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但刘震云的三年当兵经历，基本可以强势碾压所有同代中国作家。比如虽然莫言当兵比他久，年龄也比他大，但在刘震云的描述中，自己1973年入伍，等莫言1976年入伍时，他早就当了副班长，“以我们部队的规矩来讲，我是他的首长。”乃至还虚虚实实地举了个山东兵给刘班长洗袜子的例子。

        不过面对1971年入伍的严歌苓，刘震云闭口不谈资历问题，改谈“中国最漂亮的女孩子，目前是在夜总会，当时是在军队”——我们都知道，严老师一向以美女作家著称；谈一个15岁的少年为了看文工团的女兵洗头，不断去招待所的水房打水然后倒掉——我们都知道，严老师以文艺兵入伍，常年在外汇报演出；谈自己为了偶像李秀宁，每晚带着部下急行几十公里去附近基站看《春苗》——这里没有严老师了，但那个山东兵怎么又出现了！

        按照严歌苓的构想，《床畔》原名《护士万红》，但出版社最终建议定了现在的名字。而在刚从阿布扎比书展载誉归来的刘震云，又结合当地语境给出了新的阐释：《床畔》有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引申意；而《护士万红》本来会对阿拉伯世界有更大的吸引力：1950年代在当地当护士隐含着性工作者的意思，“现在埃及骂人最恶毒的话，就是‘your grandmother is a nurse’。”

        这样喧宾夺主的发言被视为“砸场子”，在朋友圈广泛传播，但你以为我们优雅的、淑女的、以“每天打扮停当迎接丈夫下班”为媒体乐道的严歌苓老师就这么坐着（yi）微（dai）笑（bi）？虽然流程设计是严歌苓发言-刘震云发言-读者交流的一板一眼——这也是看似刘老师把控全场的原因之一——但在刘震云发言完毕后，严歌苓不动声色地接过话筒，以作总结的方式切换回自己频道。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刘老师的语言魅力实在羚羊挂角无法复制，但从严老师身上倒是可以发现很多可以模仿学习的地方。她是这么开头的：“他说得太精采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说的是，写作要说不写作的事，我就说写作的事。北大同学除了听得懂你说的，也应该能听得懂我说的。”

        “精彩”当然是好话，但后面加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基本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出恶声的淑女如何在公开场合表达“呵呵”的典范。第二句话，对方有多幽默的举重若轻，她就还以多严肃的举重若重，划清界限、扳回主场。第三句表面看和刘老师之前的力捧“北大学生”呼应，但一个“你”字，分明是对乱入的砸场者下了战书啊。

        然后她开始正面阐释。在目不暇接的段子之间，刘震云其实埋伏了一句《床畔》的评论：“张连长遇到那么好的护士，我们为什么没遇到？”——严歌苓反复强调的“象征主义”的、“信念”构架的世界，显然不令他信服。

        严歌苓接了翎子。她认为崇拜英雄的时代衍生出诸多问题，比如投机、造假、庸俗化，但在一个反英雄的年代，她反而要写“不合时宜”的英雄们，不仅是那个舍己救人的植物人张连长，也包括不管他人评说、坚持信念的护士万红：“里面有我爱自己的成分，我就是一个坚持几十年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样。”

        但你以为交锋就这样结束了吗？Naïve！还有读者提问呢！当读者问到什么书或作家影响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严歌苓老老实实地答《红楼梦》。刘震云呢？“河南人”！

        理解这三个字需要补充一点背景。严歌苓前夫李克威家是河南人，公公是《李双双小传》作者李准，婆婆董双则是李双双原型。离婚后严歌苓与李家也一直交好，在写《第九个寡妇》时，严歌苓到河南农村体验生活就住在董双处，而她也一直以自己在婆家学的一口河南话为傲，父亲萧马的早期创作《铁梨花》，她便嫌其语言不地道，用河南方言重写了一遍。

        刘震云发言开始，有过称赞严歌苓打捞历史碎片的努力，然而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作家对文学、生活、历史独特的认知，不断打捞被中国人遗忘的历史。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不生活在中国，不生活在中国的人替中国人打捞中国人遗忘的碎片，当然她也属于中国人。我觉得这特别符合事物变动的规律，替穷人说话的一定不是穷人。”

        这意思到了“河南人”变得更明确。刘震云是河南人，也素以接地气著称，他评价《第九个寡妇》：“这个题材是我们河南的，这个寡妇也是我们河南的，但是写出来的小说是歌苓的。她在河南村里走来走去，碰到一个大哥以及一条狗，问大哥，你的狗叫什么名字。她以为和美国一样，要么叫麦克，要么叫芭比，大哥看了一眼说叫‘小福’。”

        这还不够，有读者问他写《新兵连》的初衷，他说是为了探讨谎言能在人间停留多久，接着马上补一句：“另外就像歌苓写的小说，她努力想探索当时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和当时历史呈现的真相、和到现在几十年后我们反过来认识的真相，到底是不是真的？”

        把一段记忆当一个情结还是当一个笑话，或许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观。何谓历史真实、如何接近真相在学界尚聚讼不休，但严歌苓还是对两人的不同略作了解释。刘震云说得有多宏观，严歌苓就说得有多个人：“刚才刘老师讲了很多笑话，讲了很多他当兵的体验。我们是文工团团员，他们是战士，我们分享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军队的生活可以让我今天写出一个护士万红，我觉得我对青春似乎也有了一点交代。”

        至于突然躺枪的《第九个寡妇》，要等到读者问到她的非洲生活时，严歌苓才抓到了一个解释机会：“我为什么会写《第九个寡妇》，中国人、非洲人、全世界人，长时间身在苦难的人对苦难一定能接受，而且他们会乐滋滋地过下去，会唱唱跳跳地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对苦难的态度。所以我写了一个河南寡妇的故事。”

        开场时严歌苓只顾谈新作，待刘震云上台主导话题后，之后没有对谈机会的严歌苓，只能见缝插针，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条件进行回应，来争夺一定的话语权。时间久了，严老师显然也有些“累觉不爱”起来，现场被问到大学生该如何进行创作的时候，严歌苓老老实实回答了一大段，忽然间话锋一转：“我总是非常认真地回答每个问题。震云他一说你们就都明白了，他和姜文有点像，不会直接说，但你会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但我就会比较直接。”

        此句一出，仿佛严老师就此放下。整场座谈最后以刘老师谈他的《一地鸡毛》而结束。回想起来，之所以有这场对谈，还是因为严老师与刘老师的另一个共同点：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只是刘震云和郭敬明一样，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老朋友了，而严歌苓，这才是第一本。虽然从这场活动的角度，我们读者也很是担心这样的合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