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应再提孝道，这是农民组织起来应对老年人自杀问题的开始

        十几年前，人类学家阎云翔在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时遇到一位74岁的农民，他告诉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当时还在读博士），村里过去50年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是“爷爷变孙子”。

        阎云翔在更多的调查中也印证了这样的感受： 家庭的权力中心正在从老一代转移到年轻一代。

        过去传统社会里 父母长辈的权威正在弱化。 这种现象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年轻夫妻成了家庭中的主导力量，从而引起了大家庭内部的民主化。 然而与此同时，孝道的衰落也成为了今天老人问题的主要原因。阎云翔写道：“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争吵、冲突甚至打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

        去年底媒体上报道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对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调查。他的调查显示， 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近10年的自杀率总体却在稳步下降。

        那篇报道中有个老人的话令我难忘“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和”爷爷变孙子“的说法相似，这种话显示了老人的自嘲和无奈，此外还多了几分脊背发凉。

        反抗父权的专制，崇尚平等和自由，我们正试图摆脱几千年来孝道概念的泛化和政治化对人性的压迫。但另一方面，老年人境遇的悲惨似乎显示出，革命到底的精神让我们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的确，在这个时代”孝“是一个非常土的词，因为主流话语权被青壮年把控着，而”孝“则常常让人自动脑补一个封建老头子絮絮叨叨在耳边唠叨的模样。然而，回到孝的本义，它仍应该是一种朴素的人类社会美德。

        动物的本能是爱护幼小的生命、抛弃老弱病残。父母爱孩子是物种繁衍延续的必须，是刻在基因里的感情。孩子不爱父母也是繁衍的要求。赡养父母需要物质基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先甩掉的“包袱”永远是老弱病残，来保全物种的生命活力。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不至于跟老人抢资源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除非贪欲作祟）。老人有被赡养的需要，也需要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老人，给别人活路就是给自己活路。人类比动物文明进步一点，就在我们对弱者、衰老的人群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关爱和尊重。

        在农村，研究者们发现，对老人的厌弃造成了比城市中更大的悲剧。在经济条件差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农村的年轻一代，更嫌弃老年人给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而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缺失、养老制度的落后，老年人享受的社会福利更少于城里老人，这也导致农村老人比城市老人更依赖于儿女的赡养。随着老龄化和养老金缺口的显现，农村养老问题将更严峻。

        农村老人问题发生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用刘燕舞的话说，“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农村老人问题的大背景，是集体化的瓦解和农民对社区事务兴趣的减弱。阎云翔将这种现象称为”公众舆论的沉默“。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的乡建实验在2009年的河南郝堂村启动时，他要迎头解决的正是这个村庄老年人高自杀率的问题。李昌平常常提起当年他第一次见到村主任胡静时，胡静垂头丧气地告诉他，别的不指望，只想为村里老年人做点事。

        李昌平推动郝堂村建立起来的“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汇集了乡贤凑的钱、社会资金和政府扶持款，也吸收了老年社员每人2000元的股金，并在每年腊月二十三给他们分红。同时，这个互助社在村庄内部向社员发放贷款，促进村民经济收入的改善。值得一提的是，由老年人组成的贷款审批小组，负责批准这些贷款申请。通过这种方式，老年人经济上得到改善，在村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同村村民最了解，他们审批贷款也更倾向于保守，进一步降低贷款风险。他们能够胜任审批贷款的职责，同时他们重新发挥了自身的社会价值，赢得了村民的尊重。

        不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尊老敬老的风气带动村庄整体道德风气的改善，为合作化、组织化奠定基础。包产到户三十多年来，利己主义的刺激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然而时至今日，市场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的进化不断加速的同时，农民却仍以个体之力孤军奋战，无疑流落到如今市场贫民、社会流民和政治贱民的地位。

        见于此现象，越来越多的乡村建设者正在走向同一个共识：农村发展的核心是，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尽管他们组织农民的切入点不尽相同。

        组织农民并非易事。如今农村里的年富力强者，恐怕正是在“包产到户”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习以为常的正是三十多年来公共生活的缺失、对社区事务的淡漠、对私利的分毫不让。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对他们而言，不如说是没有“统”，只有“分”。

        因此，当李昌平谈到“提倡孝道”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第一步，也许可以把它看做一个楔子，试图在牢固的个体家庭单元中，敲出一个裂缝，让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感扩大到个体家庭之外的空间——毕竟，在个体家庭单元之外，最无可辩驳的责任，是对父母辈的关注和赡养。

        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孝的终极方向是实现一种更博爱的人文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随着中青年村民对老人这一类弱势人群福利的正视，责任和道德的公共性体现出来。而且随着更多公共事务的产生（在郝堂乡建中，是“内置金融合作社”和村民文化活动），责任感的边界逐步扩大，唤醒人们重新意识到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而不仅仅是权利）。合作化、组织化的基础是有发展需求，更是合作精神、责任意识。从这个角度讲，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是一种温暖的、符合公义的、和平的因此也是好操作的方式，为农村社会的自组织铺垫了道路。

        以为老人服务来带动道德风气和合作文化的改善，既为农村发展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模式，也解决了农村养老难的实际问题，是理论价值和务实效能的结合。

        我们住在城市里的人体验着现代文明的先进和困扰，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也在经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在现实里常常是粗暴且不友好的，因为现代文明时时显示着它的优越感——自由、法制、民主、平等、多元化、契约精神，这些“正确”的词儿尽管在城里好用，在农村却常常难以轻易消化。农村有着不同于城市的文明发展历史，在这里，普世价值的实现，需要适合农村的方法和过程。在旧的观念被打破、新的观念尚未成熟之时，对传统道德在扬弃后的继承，也许为农村社会在冲击中发展，起到一些缓冲作用，也可以为农村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自身的治理方式，提供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