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上海欢迎专车

        打车软件已经在中国出租车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专车出现之后，现行出租车市场体制面临釜底抽薪的局面。

        创新很难长期被无视，但各地政府反应不一。经过早期的观望评估，特别是在Uber激进的市场策略遭到强力压制后，变化开始发生。公共政策的选择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上海近日宣布将上线统一的出租车服务平台，并承诺将“专车”业务纳入其中。上海市政府已与滴滴快的联合成立专门工作组，预计将用1至2个月的时间，形成试点方案，以上报交通部。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第一次明确表示将改变现行的出租车市场体制，以适应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欢迎这种改变。

        滴滴快的在上海获得政府认可并非偶然。上海的出租车市场已经无法满足市民出行所需，出租车司机缺口不断增大。传统机制的努力——如不久前推出的高峰车——收效甚微，增加出租车供应势成必然。相比传统出租车，专车不但增加了市场供应，也可以满足乘客更加个性化需求。

        由此，打车软件获得市场准入，乘客有更多选择，管理机构顺势而为，可谓皆大欢喜。

        滴滴快的采取了更为合作的姿态，尽量淡化后来挑战者角色。压制打车软件平台的主要理由是乘客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个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一号专车、滴滴专车都已经和商业保险公司达成各种赔付方案。更加完整的市场生态正在生成。

        对中国经济中的变化，理论解释纷呈，新制度主义学者科斯曾提出“边缘改革”之说，也即个人和企业自发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政府认可，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这是过去三十多年里推动中国变化的主要模式。

        这种模式有得有失。它要求明智的政府，要求宽容创新，要求政府超越具体的利益得失，以便居中评估变化的性质和后果。如果政府反应迟缓，就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很多市场与社会的新兴变化，不得不长时间处于灰色状态，不利于新型企业的融资和发展。

        政府对创新反应迟缓并不致命。模式的死结在于政府逐利。一旦政府站在特定利益立场，就难以公正地评估事态，公权力就会成为阻碍创新和市场演化的障碍。因此，真正影响创新的是政府抑制变化的本能。

        在专车问题上，政府应该以自己的变化来回应市场的变化，上海走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