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怎么保护流浪狗：捕捉，绝育，放回原地

【编者按】

        由于在公共场合打伤一条流浪狗，37岁的王建日前被迅速人肉搜索，几天内接到5000多条短信和接踵而来的恐吓、斥责电话，并被冠以“变态男”、“虐狗者”之名。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在两天后向40多位“爱狗人士”代表鞠躬道歉，并承诺赔偿万元医疗费诊治受伤的流浪狗。——这则新闻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动物保护的边界这一问题的追问。

        著名法律学者梁治平在这篇文章里讲述了自己在台湾期间的经历，台湾地区的人们怎么保护流浪狗，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保护动物的视角。

        本文是澎湃新闻关于动物保护问题系列文章之一。   

        访问台湾政治大学期间，住学人会馆。会馆是一幢带天井的四层小楼，坐落在校园对面的小街上。这是那种旧式街道，街道两边是民居及各式店铺，生活便利，市井气氛浓厚。

        安顿下来不久，我即注意到此地一个“特殊居民”——一只黑狗。这大概是那种俗称土狗的本地狗，体形中等，色黑，杂有白毛。这样的毛色，加上看上去不算轻盈的步态，给人印象是它已步入中老年。显然，它不属于任何人，但它属于这条街，这个地方。夜晚，行人稀少，看它在路灯下踽踽独行，不免心生凄凉之感。不过，很快我又发现，它不是这条街上唯一的狗民。一条黄狗，看上去比它年轻，也更活泼，经常追随左右。

        从学人会馆到政大校园，步行约十分钟。从最近的大门进去，是学校的田径场，那里的一道风景，竟也是流浪狗，它们或坐或卧，或行或走，自由无碍，俨然为校园一分子。而且，我有点惊奇地发现，它们不是黑狗，就是黄狗。后来有机会旅行台岛，东至花莲，南到鹅銮鼻，所见户外游犬，大多为这种非黑即黄的土狗。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台大的L教授夫妇，他们大为惊奇。而据他们事后观察，我的这项“发现”确有实据。

        关于台北的流浪狗，我的了解最初来自于台湾中研院的Z教授。他曾经收养不止一只流浪狗（其中最让他挂心的那只名叫“黄黄”——又是黄狗！“黄黄”最后老病而死，令他伤心不已），还常常在居所附近喂食流浪犬，有时为此同邻居产生纠纷。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印象，台北的流浪狗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之故，这次在政大及台湾各地见到流浪狗，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我对流浪狗的注意，引出L教授的一段故事。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学院有两只“院狗”，是一对母子，狗妈以前就是流浪狗。最初，保安对流浪狗实行驱逐政策，不容它们在校园安家，后来发现，流浪狗驱之不尽，旧的走了，新的又来。倒是有狗在这里的时候，其他狗便不来了。因为狗有地盘意识，先来后到，自有秩序。于是，保安便收留了一对狗夫妻，夜里在校园巡逻时带上它们，既壮声势，也少了寂寞。

        昔日流浪狗，升等成了“院狗”。后来，狗爸老病而死，遗下这对母子。狗妈也日渐老迈，体弱目盲，已不能胜任巡逻护院工作，现在寄养在一位爱狗的老师家中。剩下还在任上的这只院狗，年前被发现患有癌症，手术治疗，花费不菲。L教授这几年主持院务，每年经手编制预算，其中一笔专为这两只“院狗”而设。当然，在正式预算表上，这笔经费只能列在学生动物保护社团名下。如今，L教授所在院系即将调整，学院原有独立预算将要被并入大学预算之中，L教授正在发愁，不知道将来这笔钱从哪里出。

        关于台湾的流浪狗，我还有更切近的观察和经验。

        在台期间，曾有机会作环岛游。那日在屏东，一路游览，最后一站是著名的鹅銮鼻公园。鹅銮鼻在台岛最南端，一面临山，三面环海。园内绿草如茵，林木茂密，更有白色灯塔矗立。入园不久，我即注意到远处坡上有狗四五只，在林边草地上追逐嬉闹，十分自在。看那情形，这些犬只若非园中饲养，定是流浪狗无疑。一小时后，我从海边穿过密林折回入园处，就见同行的两个大陆交换生神情紧张，从另一条路走来。原来，他们在坡上遇到那几只狗，见其顽皮可喜，忍不住上前逗弄，孰料其中一只白色小犬竟扑上来，在那男生腿上咬了一口。

        两人大惊，撒腿狂奔，落荒而逃，引得狗儿们在后追逐，其情甚是狼狈。而在此刻，最让人担心的就是“那一口”。我也很关心同学的伤势，但待他挽起牛仔裤裤脚，我大大松了口气。因为令人丧胆的“那一口”，只在小伙子腿上留下一道不显眼的白痕。看来，小白狗的“那一口”，戏耍的意思多于攻击。尽管如此，小伙子仍然忧心忡忡，坚持要注射狂犬病疫苗。我告诉他，我认识的中研院Z教授的太太，喂食流浪狗时不慎被咬，手上缝了数针，医生也只是为她打了防止破伤风的针，因为台岛不属狂犬病疫区，人被狗咬，无须注射狂犬病疫苗。何况他这种情况，连个狗牙印都没有，大可不必恐慌。然而，我的劝慰没起作用，学生还是心神不宁，执意要打狂犬病疫苗。无奈，一行人只好回到旅行大巴车上，赶去数十公里外镇上一家医院。

        车到医院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段时间，甲型H1N1流感流行，若非不得已，人们绝不进医院大门，加上是夜晚，除了两例急诊病患，无人就医。当时我是车上唯一的师长，自觉有责任，所以陪学生下车去看大夫。大夫看过伤情，果然如我所说，只开了一只防止破伤风针剂。学生不放心，仍要求注射狂犬病疫苗。大夫的解释跟我之前说的一样，只是更加细致，最后还加了一句：有症状再来看。学生则质问式地说：有症状不就晚了吗？为安慰患者，医生只好又加开消炎、止痛、胃药及外用药膏若干。

        其实，大陆学生的“疯狗”恐惧症并非无因。近十数年，有关狂犬病事件的报道在大陆时有所闻，在这些事件中，查有实据的狂犬病病例无多，政府极端而至于非理的应对措施，某些专家貌似专业的误导之词，媒体极尽夸张的报道和宣传，则比比皆是，民众对于狂犬病的无知及恐慌心理因此而成。凡被猫狗抓咬者，必去医院注射狂犬病疫苗（据说健康犬也可带毒）。医院则来者不拒，一概注射疫苗以对，有的甚至注射不止一次（据说狂犬病潜伏期可长达二十年）。以至于被鸡啄伤者甚或被老婆咬伤者也去医院要求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报道说，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上狂犬病疫苗消费的最大市场，国家每年用于狂犬病防疫的费用超过一百亿。这其中经济利益之巨大不难想见。

        话说回来，祸因流浪狗而起。鹅銮鼻公园中弃狗咬人，据说常有。政府虽有捕狗队专司此事，但要捕得肇事犬只亦非易事。流浪狗能够存活至今，自有机灵过人之处。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未必都对其不利。但是无论如何，流浪狗的存在为一社会问题，应当予以正视和解决。

        流浪狗之由来，多为遗弃，而狗之所以遭遗弃，又是因为饲主不负责任。现代都市社会，作为伴侣动物的猫、狗数量大增，问题也随之而来，因弃养而导致流浪狗增加就是其一。在台湾，养狗潮随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而兴起，弃养则因生活忙碌和空间拥挤而增多。这问题在1991年前后最严重。因为无人照管，流浪狗生存状况不佳。它们暴露在各种伤害和危险之下，同时也可能成为问题之源，如扰乱秩序、污染环境、传染疾病、伤及其他动物甚至无辜人众。不过，这些都不是狗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因为，流浪狗问题根本上是因人而生，而如何规范饲主行为，减少流浪狗，又如何对待已有的流浪狗，减少因它们存在产生的问题，也不仅是行政问题、法律问题，还是教育问题、道德问题。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但反映了政府的治理水平，也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台湾现在处理流浪狗问题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是1998年颁布的《动物保护法》。此前，适用于地方的畜犬管理法如《台北市畜犬管理法则》（1997），规定了畜犬登记制度和对虐待、弃养畜犬的处罚等事项，但那主要是为了加强畜犬管理和预防狂犬病发生，而不像《动物保护法》是“为尊重动物生命和保护动物”而立。就此而言，说《动物保护法》之设立，为台湾社会道德与文明进境的一个标志，不为夸张。台湾社会对流浪狗的处理，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动物保护法》的施行，辅之以全台统一的宠物登记制度，以及各地方政府的鼓励和宣导措施，如前期减免登记费、犬只绝育补助、免费晶片植入，还有相关教育活动等，法律实施效果显著。比如在台北市，1999年流浪犬的数目为五万五千只，经过两年多努力，流浪犬的数目在2001年就减少到一万一千只。

        凑巧的是，《动物保护法》颁行，正是马英九出任台北市市长之年。1999年年末，马市长在其就职一周年演讲中，缕述其治下六大改革功绩，其中第六部分：“永续的都市环境”，即列入流浪犬一项。据他所述，台北市政府有三项全台首创，包括订立“弃犬处理方案”，创办“委托动物医院协助收容爱心犬专案”，推动“校园安全守护犬认养措施”，兴建“台北市安康爱心犬人道教育中心”。

        藉由这些措施，市府大力推广犬只晶片植入及登记，鼓励犬猫绝育，一年中植入晶片的犬只将近七万，每月为三百多只流浪犬找到收养人。新任市长在演讲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即市府在捕犬车后侧改装升降平台，避免犬只上下受伤，“显示我们以爱和关怀为出发点来处理流浪犬工作，绝不会因为它们流浪街头，就粗暴相对”。这一说明与《动物保护法》主旨正相同，而把流浪动物处置和动物保护列为市政议题向民众报告，也让我们看到立法和施政背后的社会推动力。        

        我造访政治大学，距马市长作上述演讲已经十年。其时，流浪犬没有绝迹，人与狗如何相处，也仍然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藉着《动物保护法》，流浪动物处置已经有了一套日渐完善的制度和文化。这方面的情形，可以透过校园流浪犬现象加以观察。        

        其实，校园流浪狗并非只见于政大，而是全台所有大学都面对的问题。盖因大学边界开放，空间广大，猫狗易于觅食，更有好心学生喂食，为不少民众弃养动物的首选之地。校园流浪狗带来的问题与社会上的情形一般无二，学校师生员工被狗惊吓和追咬之事，尤其令校方头疼。以往，校方处置校园流浪狗的办法，无非是请市政环保局或动保处一类机构，依法实施捕捉。这种做法固然可以解决若干当下问题，但也不是治本之道。

        因为流浪狗层出不穷，被捉流浪狗空出的地盘，很快会被新的流浪狗填补。新来者要适应环境，人与狗互相认识也要重新开始，反而造成新的问题。此外，被捕捉流浪狗若无人认养，最终难逃一死，这也让人不忍。因此，各大学动物保护团体多反对这种简单处置办法，而主张以不同方式保全流浪犬的生命，促进人与流浪犬和谐相处。这些主张和尝试里面，最有影响的，大概是台湾大学首先实行的TNR方式。        

        所谓TNR，乃是英文Trap（捕捉），Neuter（绝育），Return（放回原地）的缩写。采用这种方法，既可保全流浪狗性命，又可控制其数量，还可以维持校园狗秩序，最为可行。因此之故，此法既经台大实行，很快就为其他学校动保团体学习引进，作为解决本校流浪犬问题的有效办法。        

        早先，政治大学的动保团体“尊重生命社”打算效仿某些学校的做法，建立所谓校犬制度，但未获成功，后又与校方多次协商，希望采用TNR方式管理校园流浪犬。学生的努力终于获得回应。2009年10月7日，校第六二一次行政会议讨论决定，暂停捕狗四个月，改行TNR方案。此后，在第二年4月7日的校第六二五次行政会议上，校总务处提出要订立本校校园流狼狗管理办法，其具体内容包含四个方面，据说是总务处之前与“尊重生命社”协商达成的共识。这次会议同意将TNR方案继续实施六个月，并要求总务处和“尊重生命社”在10月6日的第六二七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报告检讨。在半年后的这次会议上，总务处作了“校园流浪狗管理与TNR制度”的专题报告，并获校长“裁示”。“裁示”的主要内容是：未来学校对流浪狗的管理政策，在狗只数量未明显增加的前提下，仍以TNR制度为运作核心。        

        不过，事情到此并没有完。2011年3月间，在未经“尊重生命社”知晓和同意的情况下，一只校园流浪狗被市动保处派人捕走。此举再次引发“尊重生命社”师生不满。2012年1月13日，第一六七次校务会通过“国立政治大学犬只管理原则”，公布于学校网站，其内容如下：        

        校园内有伤人纪录、具潜在攻击性(如习惯性追逐人车、连续对人吼吠等)、有传染病之犬只，优先捕捉移置。        

        本校校园除导盲犬及政府机关工作犬外，民众携带犬只，应依规定系狗链或做好防护措施，否则得不允许其入校，已进入校园者，得予驱离。        

        民众不得将犬只纵放于校园，违者视同流浪狗报请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捕捉移置。        

        民众犬只在校内便溺应立即清理，违者告发取缔。        

        校园内禁止喂食流浪狗，违者告发取缔。        

        此举被理解为校方将改变以往政策，全面扑杀校园流浪狗。学校环保组负责人出面解释，说学校不会主动捕捉犬只，只会针对犬只攻击行为，通知动保处协助处理。但是这种解释似乎不够有力。因为事实上，确实有一种要求校方“净空校园流浪狗”的声音，学校管理层则准备就此作出决定。面对这种情况，反对者认为“净空不合理、不人道，也不符社会价值”，因此在网上发起“阻止政大捕抓校园狗去收容所安乐”联署行动，很快征集到一千三百多人签名。校长则表示，这一次有关校园流浪狗问题，表决前要召开公听会讨论。        

        校园流浪狗问题不易解决，实是因为，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校园流浪狗问题，不过是社会上流浪狗问题的延伸。弃养行为不止，流浪狗既不能绝，校园流浪狗问题就存在。至于TNR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办法，也只是处置流浪犬的当下措施，并不能杜绝流浪狗的产生，甚至不能完全解决一般因流浪狗引发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是禁绝弃养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合理的法律、良好的行政，政府与民间团体的配合，以及卓有成效的宣导和教育，缺一不可。在这些方面，台湾社会的努力与成绩均甚可观，其经验教训亦足资借取。        

        在台湾，《动物保护法》确立了人与动物关系的法律架构，也提供了有关犬只管理的法律基准。“行政院”之下的农业委员会，连同各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相关法律，在各自范围内制定政策和措施，以落实法律原则。这其中，除犬只登记、晶片植入、疫苗接种和禁止弃养等制度外，推广猫犬绝育和鼓励犬只认养，为控制犬只数量和解决流浪狗问题的重要措施，而有关饲主责任的及时而有效的教育，更有助于普及养犬知识、提升饲主道德，从而建立健康良好的人与动物关系。台湾“监察院”2011年9月9日的一份审核意见书，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方面政府作业的情形。        

        这份审核意见，针对一桩台南市流浪狗肇事造成农人经济损失案件善后事宜，涉及农委会和台南市政府。其中提到该市动物防疫保护处制定的旨在增加流浪犬认养机会的“畜牧工作犬计划”，以及“改善流浪动物管理策略”三年计划，后者包含“源头管理”，“流浪犬捕捉、绝育、收容、送养”，“教育与加强查缉”，“永久收容规划”等内容，并要求农委会对实施进而推广这些计划提供必要的协助。我们从该意见中还了解到，为监督地方政府落实犬只管理政策，农委会曾于当年3月召开检讨会议，主要涉及“执行强化宠物登记稽查方案”、“增编经费积极提升犬只绝育率”、 “落实执法并规划检举奖金制度”等。据说，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令2011年宠物登记率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监察院”的意见书还提到一应教育措施，其中，已行的有农委会制作的“忠犬小八”电视广告，以及其所编列的两项环境教育教案：《作一个负责任的饲主》和《动物与人之间的和谐》；未行的则包括制作和发放禁止弃养犬只的宣传单、于适当场所张贴同类海报、鼓励地方政府依志愿服务法成立“养狗环保道德教育宣导志工队”、在公共场所宣导文明养犬。显然，实行这类措施涉及多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意见书的附录里，在各市、县之外，提到的就有内政、教育、环保、新闻等数个部门。意见书没有提到的，还有司法和民间动物保护团体，前者适用和维护法律，实现司法正义，后者则不但活跃在动物保护第一线，而且推动改革、完善动物保护机制，均为台湾动物保护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和环节。        

        对于上面勾画出来的图景，大陆读者或者不完全陌生，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制度，在中国大陆也已经出现。不同的是，这里还没有类似《动物保护法》那样的法律，对动物的虐待比比皆是，却不受法律惩罚，遑论弃养动物行为。高额的养犬登记费用，成为养犬人的沉重负担，结果只是促使更多饲主逃避登记。另一方面，政府每年收取巨额登记费用，却没有用来为猫狗绝育或对弃犬认养者减免费用以鼓励认养。事实上，政府对这笔巨额费用的使用并不透明，也不受公众监督。这里也有民间动物保护团体和个人，他们在推动中国的动物保护事业方面厥功甚伟，但要获得合法身份极为困难，更不用说在事业发展上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结果通常是让自己陷入困境，难以为继。在这些方面，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差异甚为显明，令人深思。大陆谋与台湾加强融合，若不了解进而消除诸如此类的差异，恐怕终究难以实现。        

        有关政治大学流浪狗管理原则，以及文中提到的台“监察院”审核意见，还有关于台湾流浪狗管理政策和现况之说明的农委会公告等，参见http://nccuga.nccu.edu.tw/envir/pages.php?ID=envir7        

        有关台湾犬只管理法律、政策及实施情况，可以参考费昌勇：《动物伦理与公共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 ■

        文载2012年7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