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探戈》问的那个问题30年后仍无解，也许更为突出

        【编者按】 5月19日晚，2015年度国际布克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拉斯洛将得到6万英镑奖金。近年，拉斯洛始终位于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前列。本文介绍了这位作家及其代表作《撒旦探戈》。

        几年前有一个晚上，与爱尔兰作家考姆·托宾在上海的一家饭店里吃夜宵，托宾马上要去爱丁堡书展，在那里他主要的任务是与匈牙利人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对谈。交换了我们对卡撒兹纳霍凯共同的仰慕与欣赏以后，这个向来在公共场合滔滔不绝，讲故事松弛有度的作家居然也很紧张得说——到底应该问他什么呢？

        到底应该问他什么呢？那年在爱丁堡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卡撒兹纳霍凯却问了他要问的问题——“已经没有市场到不了的地方了……当今的世界只有愚蠢的空间，而没有任何具有可能性的空间，只有那些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从那里回来的空间……也许有理论家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解释完了以后，一切照常进行——为什么？我看着你，我要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在与理性似乎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一切却照常进行？这是个终极问题。

        卡撒兹纳霍凯1985年写成的《撒旦探戈》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问题不但没有在后来的30年里消解，也许反而更为突出。如果没有贝拉·塔尔的电影《撒旦探戈》，这本并不算长，却像一卷永远扯不完的卷筒纸一样的小说几乎难以解读，它所描述的人们在撒旦俯身下疯狂醉舞的地狱虽然精确到每一把椅子，却在人间似乎没有任何参考系统可言。

        要描述这样一本小说实在考验描述者自己的修辞能力。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也只能引用卡撒兹纳霍凯的原话——“把现实检验到疯狂的程度”。好在有贝拉·塔尔用画面把一切还原了出来——一本250页的书能拍出480分钟的电影，这本身是极其疯狂的事情，更疯狂的是，电影里的每个场景都与小说完全对应——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就是卡撒兹纳霍凯的《撒旦探戈》，这不是改编，而是重现，精确到每个细节，镜头的速度与语言的速度是一致的——比现实与疯狂各慢一拍，好像一个死人的噩梦，有无尽的时间消磨在宏大、虚幻、不真实的恐惧里。

        卡撒兹纳霍凯的语言好像只有时针的钟，它走得让人无法察觉。空白是按照小时留的，既不是秒钟、分钟，也不是日、月、年。它会不会在每个整点发出一响，是最大的谜。直到每个望向这钟的人终于习惯了它的存在和它的诅咒，成为了它没有契约的奴隶，痛快的，宿醉的，用自己的左手把自己的右手捆在自己的背后。《撒旦探戈》里，这些后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的匈牙利农村人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的悲剧，至少在他们的眼里，98%纯粹是命，1%因为天气和酒精，最后1%来自政府或者上帝。

        这么说，遇到卡撒兹纳霍凯之前，拍现实主义工人电影的贝拉·塔尔是罗西里尼的匈牙利学生——之后，他成为了塔可夫斯基的兄弟。卡撒兹纳霍凯的力量是完全精神化的，他对忧郁和无望有种执迷。

        一群穷鬼在世界尽头的匈牙利农村里喝醉了酒跳舞——用一句话形容，卡撒兹纳霍凯奠定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撒旦探戈》讲的就是这样一回事，这本书他花了十年写成。

        如果要剖析卡撒兹纳霍凯的语言特点，那么最简单和初步的解释是他的句子非常之长，段落无穷无尽，常常跨越十几个页面。读一本卡撒兹纳霍凯的小说好像在宣讲绝望的教堂里呆整整九个半小时。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短句十分无聊——当表达欲充满人的头脑的时候，人会选择的必然是长句——“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用短句。如果你在一个酒吧与一个朋友，熟人或者随便什么人交谈，当他真的有话要说的时候，他不会用短句，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只有一句话……这个人不会去寻找句号，他不会用那种容易理解的句子，不会，而是会用非常长，而非常流利的词语组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卡撒兹纳霍凯的句子里膨胀着诗意的表达欲，但这表达欲又几乎能完全自我消解，好像一双从某个房间门缝里望出去的两只眼睛内侧的表达欲。

        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东部小镇久洛，像那个年代出生的东欧人一样，他经历了自由匮乏的时期，18岁他“下乡”到农村当晚班保安，《撒旦探戈》卡夫卡式的景象来自这段经历，一大群失业的农民、即将到来的不知名的恐惧（小说中村民害怕的伊拉米亚斯原型是当地人告诉他必须时刻防备的会在深夜来阉割猪的人），一层又一层的办公室大门，小丑般的人带领村民走向乌托邦的反面……

        卡撒兹纳霍凯在1980年代显然对西方抱有憧憬。1987年，卡撒兹纳霍凯拿着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奖金到了柏林，在那里他得到了国际文学圈的注意，苏珊·桑塔格可能是他的第一个拥趸，她对《撒旦探戈》的评价——“可与果戈尔和梅尔维尔相比的匈牙利末日大师”印在他每本英文出版物的封底。

        然而贝拉·塔尔耶像某个特定时段的墙东文人一样经历了与墙西的复杂精神斗争，我相信桑塔格的评语他本人可能并不认同，他与“文学圈”的关系也因此若即若离。1999年的《战争与战争》描述一个44岁的匈牙利人因为某种荒诞的执念历经漫长而无止境的旅行过程只为到达纽约的故事，可能是他本人西方化与被西方化经历的某种写照，另外，后来被改编成贝拉·塔尔电影《鲸鱼马戏团》的1993年小说《抵抗的忧郁》里有个黑暗地区的名字就被他叫做“西方文明”。

        2000年代他的作品主题开始往东亚转移。卡撒兹纳霍凯1990年代初第一次来到蒙古和中国，就此创作了小说《乌兰巴托的囚犯》，1990年代末与汉学家妻子结婚以后，整个2000年代他曾频繁访问中国和日本，2008年的长篇小说《西王母的下面》设置在日本，人物贯穿古今，句子比起他年轻时的作品虽然句子长度不减，强度要柔滑得多，似乎只有在神秘的东亚，这个用长镜头句子进行自我思辨、自我审视与自我囚牢的作家才能得到一点情感上的平静。

        卡撒兹纳霍凯是21世纪少数仍然基于严肃哲学批判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因此十分残酷，不给人留任何希望的想象。

（本文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