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回忆沈渭滨老师的点滴往事

        

        今年2月22日下午，我去七宝看望沈渭滨老师。去年底他因病住院，尔后住在市区的女儿家中，春节前才返回七宝自宅。在熟悉的客厅中落座后，我问候了沈老师的身体，他说正在恢复当中，所以以后不再做学问了，放松精神，他演示了家中新装的“小米盒子”。我也支持他休息调理一个时期的想法，向他推荐了几部流行的电视剧。那天，我觉得沈老师的身体虽然虚弱，但精神仍是矍铄的。我不相信他不再研究写作，以前每次生病的时候，他都会说该收山了，后来不都继续照做不误吗？接着，我与沈老师及师母汤先华老师一起拍了几张照片。我未曾想到他的病况会急转直下，这是我在他家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几张照片，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影。

        初识沈老师是在1981年8月28日，那是我们大二开学后的翌日。上午，《中国近代史》开课，沈渭滨老师首次走进了我们的课堂。那年他44岁，正是年富力强、学术趋向成熟的时候。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衣，戴着眼镜，头发梳得光溜，表情严谨地对着起立的同学鞠躬，然后开始讲课。那天上绪论，重点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和分期，研究现状和展望。在此之前，我们刚刚结束大一的必修课《中国古代史》，而在整个春夏之际，由于上海师范学院学生刘昶发表了论文《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引起史学界的广泛讨论，加上金观涛等学者提出用控制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各种新言论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滚滚而来，所以沈老师又谈到史学界的传承嬗递。他说，第一代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体系和观点，第二代史学工作者曾有少量和局部的怀疑，现在，可喜的第三代人已经在许多新的领域有所突破，他们引进了控制论、计量史学和结构论等等，令人耳目一新。他希望在座的同学都能迎头赶上，有所思考、拿出新的成绩。

        进大学后，选择哪个领域作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复旦历史系群英荟萃，教师中能人多多，是沈老师将我的学术兴趣吸引到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也是沈老师为我指定了研究中国海军史的专业研究课题方向。现在想来，这个决定做出，是在11月18日，也就是在他为我们开讲中国近代史课程的第83天。

        一直不会忘记，那天课间休息时，我向沈老师请教了几个中日甲午战争的问题，沈老师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对军事史感兴趣？他约我当晚到学生俱乐部的二楼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晚上，我见到了几位高年级同学和青年教师，听到他们交流的关于八旗、绿营的俸饷制度和中国兵器史研究动态，沈老师建议我也参加这个学术小组，共同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提议来得这么突然，对于我这个本科二年级学生来讲，根本还没有想好选择。但我还是做出来承诺，这就是我此后进行中国近代海军史学术研究的由来。

        沈老师对于学生是有很大引力磁场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上课棒，充满激情，条理清晰。同时，所讲课程，大多也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决不人云亦云。他擅长的研究领域是太平天国史和辛亥革命史，但从其一开始讲授鸦片战争，就把全班同学给吸引住了。对于鸦片战争前夜世界格局和中国所面临的变化，沈老师的研究，后来呈现在他晚年的专著《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之中。他讲授的洋务运动部分，对学生的帮助也很大，我尤其记得，他借学期中段开设了一个“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考察”的专题讨论，要求每个人认真阅读史料和前贤的研究著述，写一个不超过五千字的发言提纲，这其实就是训练我们写作论文的开始。在讨论时，他结合自己治学经验，讲解历史论文的写作，分作选题、收集资料、作资料长编、写初稿、改稿、定稿六个步骤，并提出三项标准：观点正确、材料丰富、文辞优美。他崇尚唐人刘知几倡导的“史才、史学、史识”，和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提出的“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的观点，要求学生按照这些目标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已经记不得在那堂洋务运动课堂讨论上自己的发言讲过什么了，但我在日记中记下沈老师事后对我发言提纲所写的长长评语：

        通读发言提纲，感到你的学习态度是认真的，能注意阅读原始资料，认真做好提纲，在分析问题时有钻研精神，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注意到文字的运用和结构的铺排，这些都是很好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近代史领域内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个人要成才有多种因素，其中，主观的努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客观条件，而青年学者自己的刻苦钻研则是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在正确的学习目的指导下，通过顽强不懈的努力，使用良好的学习方法，谦虚谨慎，定能达到科学的高峰。

        作为发言提纲，你的提纲有论点、有论据、有论证，言之有物，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是符合专业要求的。在全班中比较突出。但严格说，你的提纲还有如下缺点：

        1、不少论点应展开而未展开，这就使提纲缺乏深度。

        2、不少表述缺乏学术风度，只是一种推理、设问，显得肤浅。

        3、有的提法只注意一个方面的分析，没有注意问题本身有上下、左右、前后的多种联系，因而显得简单化。

        4、有的提法前后还小有矛盾，显得不够统一。

        如此等等。这些，在进一步学习和钻研中应当注意克服。凡重要论点，一经提出，必须展开，予以论证，这样才能令人信服，而无戛然中止之感。凡文中的论点、论据、论证的表述，一定要有学术性，不要作一般的推理，更不要做简单的历史类比。至于文章论点，无论大小，都要前后统一，更是论文的起码要求。

        沈老师给每个同学都写过评语。我相信，同学们都在沈老师的谆谆教诲下获得宝贵的收获。他对学生的关爱、指导和提携，使得学生们深深地敬爱他。

        因为跟从沈老师治学，大学毕业后，我经常往沈老师七宝的家中请教。从前，七宝是上海县下属的一个老镇，从万体馆乘92路汽车，要在郊区公路上开大半个小时光景。出了漕河泾之后，沿途都是田园风光，车站名从四号桥一直排列到七号桥，然后才是七宝站，沈老师的沟水弄旧居，我去过一次；浴堂街旧居，不知去过多少回了。再后来，条件改善了，搬进新建的宝隆新村。在沈府客厅，我与沈老师谈学术计划，求教各种知识，谈社会的变迁，每每谈到深夜。这样的交往，持续了三十多年。我早期所写的论文，他都一一批阅修改，并推荐给各家学术杂志发表；我的第一部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他是首位读者，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这几年我工作繁忙，七宝去得少了，但有文章发表，我也给他寄去。有的重要稿件，还习惯先听取他的指导。

        沈老师的晚年，主持国家新修《清史》工程中光绪朝人物传的编撰，我承担了“张佩纶”、“沈葆桢”两篇人物传记，因此，与沈老师讨论甚多。当年他训练我们认真阅读原始资料，编写资料长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我在这两篇三五千字的传记中都努力付诸实践，为此耗费了数年的业余时间。在史料选择、文章结构、人物评价上都进行过详尽研究。他同意我对张佩纶做不同于以往的判断，认为这篇传记，一改前人陈见，同时也指出若干疑问，要我再寻找材料予以补充。在研讨中我也深切感受到，作为官修史书，史笔之分量竟是如此沉重。由于酝酿充分，两篇传记都一次通过，大家都对合作十分愉快。

        朋辈后学去沈府拜访总是愉悦的。这种愉悦，来自对沈老师的尊重，也来自交流中获得的教益。所以我们每年初五到沈老师家拜年和聚餐，这成为一个延续二十多年的传统和美谈。当年去沈府，亦有人会说七宝何其远也，但大家从来兴致不减。而每当深夜离开沈府，走在灯火阑珊的巷子里，我总会想到，沈老师从七宝去复旦讲课，那是更加遥远的路途。沈老师青年时代入读上海师范学院，又在七宝中学执教。一个非复旦毕业的中学老师能进入复旦历史系执教，此中的辛勤努力和曲折奋斗，只有他自己才能深悉。

        4月4日下午，我获知沈老师病情恶化，赶到中山医院急诊科重症病房探望。隔着一扇打开的窗子，我看到沈老师躺在病床上，人消瘦了很多，头发也有点杂乱。他看见我来了，说道：“你写的那篇关于马忠文的书评我住院前看了，写得不错。”沈老师指的是我3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的《发掘被遮蔽的张荫桓》一文，我说：“那其实是我为（马忠文）《晚清人物与史事》一书写的序言，等您病好了，我把书给您送去。”我怕沈老师累着，很多想说的话没有再说下去，没有料到，这竟是与沈老师的最后一次交谈。那篇文章，恐怕也是他最后阅读过的文字之一。11日，我再次去医院探望。同样隔着窗子，沈老师对着我微笑点头。师母汤老师说：“这几天他说不动话了。”我的心里非常难受，他是一生以讲课为职业的教师啊。但我觉得，他还是有精神的，他与病魔在做着艰难的斗争。汤老师转述了医生的诊断结论：病况没有治疗良方，也没有好转的希望。我的眼前，蓦然浮现出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死神向着南丁格尔夫人伸出长矛的那尊著名雕塑。站在玻璃窗前，我久久凝视着恩师，意识到，这几天，随时都是生离死别的关头。但我多么希望，恩师的病情还能再拖拖，这分别，尽量来得更晚些。

        又是一周过去。4月18日的早晨，沈渭滨老师平静地离去了，留下的是亲友学生的无尽思念。撰写此文的时候，我的耳边总是响起沈老师爽朗的笑声和谆谆的教诲。想起第一堂课，第一篇在沈老师指导下发表的论文，想起那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交谈，和他最后的微笑。沈老师是个普通的教师，数十年来精心哺育着一批批学生；沈老师又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在未来还会影响更多的阅读者，这都是他一生孜孜追求的目标。我默默地祈祷，沈老师，你一路走好，我们会一直怀念你。

 （本文原载2015年5月22日《文汇报》“文汇学人”，经授权转载。“文汇学人”的微信订阅号是“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