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欧洲身份政治死灰复燃

欧洲身份政治死灰复燃，挑战欧洲传统政党

        二十世纪中早期的幽灵正在欧洲死灰复燃吗？本周，联合国发展计划前负责人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忧患地剖析了欧洲身份政治崛起带来的问题。

        在德尔维什看来，以往，欧洲各国的各个政党在经济政策的细节上有分歧，但总体上都认同民主价值、欧洲项目以及全球化，而不是全盘否定。但是，随着身份吁求的日渐成功，种族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局面正在改变。

        欧洲身份政治死灰复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全球化限制了国家或民主的经济控制力。全球经济深度互联，世界市场强大无比，国家政策破坏高度流动的资本流的空间非常小。拜新技术或来自其他地区的更低成本工人的竞争所赐，许多欧洲人面临着更大的经济不安全。除非他们能够升级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否则他们的经济机会将受到限制。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目前陷入高失业的国家，这些劣势群体的规模特别巨大。

        但即使相对较繁荣的人群，也对全球化的某些特征十分不满。他们可能反对用他们的税收“补贴”与他们身份不同的穷人，比如移民、操法语的比利时人、南法意大利人或希腊人。

        当说到贸易保护主义、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议题时，极右翼和极左翼持有相同的观点。比如，在法国，许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支持者是30年前共产主义的支持者。此外，国民阵线的经济计划也确实和左翼阵线（Left Front，由法国共产党和左翼党组成的选举联盟）十分相似。

        对于移民和人权问题，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传统阻止了极左翼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但是，考虑到这些政党正在与极右翼争夺同一批幻想破灭的选民，它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人道主义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阻碍，这也许解释了极右翼最近在选举方面更加成功的原因。

        与此同时，身份驱动的政治运动的兴起对欧洲传统政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主流保守派——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富人经济利益的奴隶——必须设法表现出民粹主义，但在移民和人权问题上又不能太像他们的极右翼竞争对手。卡梅伦成功地取得了这一精妙的平衡，因此得到了选民的奖赏。

        如果左翼政党的经济政策被认为只是右翼日程的减弱版抄袭，较贫困人群就会倒向沙文主义力量以及其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后果的虚假承诺。

        即将到来的西班牙、土耳其、丹麦和葡萄牙选举，更不用说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了，将让上述各国面临自身的这些挑战。

        一个大悖论是，如果身份政治继续崛起，政府将更加无法解决助长身份政治崛起的问题。

        

东南亚民主在后退

        奥地利《新闻报》本周发表题为《亚洲的民主在后退》的文章，称在经历了东南亚独裁政权接连倒台带来的民主热潮后，现在民主在整个地区后退。

        《金融时报》近期一直在呼吁缅甸停止迫害罗兴亚人。过去几周，至少6000名难民在海上随波逐流，被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拒绝入境。据联合国称，今年已有约300个难民死亡。尚存的难民们脱水、虚弱、绝望，除非形势迅速出现转变，否则将有更多人死亡。

        大多数难民都是罗兴亚人(Rohingya)，他们的遭遇令人联想起当年欧洲的犹太人。很多难民是从被比作集中营的难民中心逃出来的。他们是生活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据调查，他们“遭受着非人化待遇，包括猖獗的仇恨言论、得不到公民身份、迁徙自由受到限制”。

        在缅甸，军事独裁统治结束5年后，持批评态度的记者、游行示威的学生或少数民族又受到越来越残酷的压制。此外，军方还不打算退出政治。

        缅甸之外的东南亚国家如何呢？20年前实施镇压统治的军政权倒台后，繁荣的泰国还被视为民主化的成功故事，但是通往政治开放的坎坷道路现在似乎被长时间封锁，这个很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也呈现出民主后退的趋势。邻近的马来西亚几乎也像泰国那样明显地重新变为一个压制性国家。在柬埔寨，曾经的改革总理洪森通过压制反对派和批评者并在选举中大肆舞弊而保住了权力。

        美国外交学会亚洲问题专家乔舒亚·柯兰齐克解释为什么该地区的民主在后退：从第一代开始，民主领导人就滥用权力为自己和代理人谋取财富，有效的机构没有建立起来。典型的一点是，在所有东南亚国家的民主阶段里腐败和社会不公增加了。或者至少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感觉增加了：因为毕竟媒体可以报道这方面的事情。

        

美国大学校长被曝拿天价薪水

        除了上上周关于美国大学教授的讨论，上周大学校长的问题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他们拿着令人咂舌的高薪，却在日渐堕落吗？

        在美国，高等教育越来越有企业的作派，校园和市场的界线渐渐模糊，校长的高薪就是其中一个表现。

        本周，因为德州大学校长的薪水问题，《华尔街日报》又曝光了一份合约，2013年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卸任后，耶鲁大学向这位校长支付了一笔850万美元的“额外退休金”。《日报》形容这笔一次总付的退休金在大学校长中是“前所未有的”，并指出莱文在执掌耶鲁的最后几年里，年薪已经在100万美元以上。

        据报道，高薪的例子还包括：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校长E·戈登·吉(E. Gordon Gee)于2013年卸任，任内最后一年他的薪俸超过了600万美元，当时媒体广为报道。那是一次性支付的奖酬，包括了延期付款和遣散费，但此前几年里，他的年薪已经在200万美元上下。

        《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分析了2012年私立大学的薪俸信息，也就是现有数据所及的最近一年，他们发现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院长雪利·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拿到了超过700万美元的薪俸。

        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的约翰·L·雷希(John L. Lahey)：约375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李·鲍林杰(Lee Bollinger)：将近340万美元。

        每出现一个漫天高价的薪酬包，都会促使更多的学校跟进。校董们认定，要想招募、挽留最抢手人才，并领受其恩泽，他们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高等教育如何浪费钱并辜负孩子？我们该如何应对？》的合著者安德鲁•海克表示，自1991年以来，公立大学及私立大学的校长薪酬水平大致翻了一番。大学校长的年薪甚至超过了许多州长。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兰克·布鲁尼质问，一个锦衣玉食的校长，该如何解释将教学责任转给低薪的兼职教授的举措？如何下手削减行政开支——尽管的确有削减的必要？如何解释学费的暴涨，巨额学生债，无法接收更多穷人家的孩子？如何呼吁学生们放弃唯利是图的专业方向，重拾对文科的兴趣？

        校长高薪和许多一边说着“公共服务”一边揽聚私人财富的政治候选人一样，不只是四处蔓延的金钱文化的映照，还是在给这种文化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