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与李昌平商榷：给农村电商“泼冷水”不如“添柴火”

【编者按】        在城镇化进程之中，农村电商可谓一个能改变乡村产业、组织格局的亮点，在“互联网+”的风口上，更被赋予重望，政府、企业纷纷对此进行投入。也不乏深入乡村、探讨相关实践的研究者。

        几日前，三农学者李昌平的一篇文章指出，该给这样的“大跃进运动”泼点冷水。此文引发诸多热议。对此，研究农村电商的学者，也有话要说。这里是一篇来稿。

        李昌平先生“该给农村电商大跃进运动泼点冷水”一文，着实让我“冷思考”了一整天。15年前，李先生上书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关注“三农”问题，中国乡村基层的情况由此受到重视。可谓功不可没。

        但时至今日，面对一条富裕农民、搞活农业、繁荣农村的“电子商务化”之路，我觉得，倒是不好将此定性为“大跃进”，也不能简单地“泼冷水”，而是需要“添柴火”和“找思路”。

农村电子商务不是“大跃进运动”

        李昌平先生将农村电商与“大跃进运动”相比，个人认为不妥。所谓“大跃进”，源起于1958年“左”倾思想支配下的错误决策。不妨分析一下“大跃进”的几个突出特点，看看农村电商是否与之相类。

        “大跃进”的特点之一，是忽略客观经济规律。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尤其是过于重视“重工业化”，客观上对农业和农村产生了巨大利润盘剥，破坏了产业均衡。现在的“互联网+农村”战略正是要“工业反哺农业、信息化改造农村”，通过农村电子商务实现“富农、稳农、优农”，这正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的战略调整。

        “大跃进”的特点之二是行政手段强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这些都是靠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执行，只顾数量不重质量，只顾速度不重效益。而农村电子商务是以市场手段为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阿里还是京东，都是企业行为，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将大量资源引导到涉农领域，建设高效的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发挥电子商务给农村居民的“赋能”作用，培育农民参与市场的意识，提升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

        “大跃进”的特点之三是“浮夸风”。国家制定过高的工业目标，但实际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以“指标”和“领导满意”为主要考核依据，地方官员只有虚报数字，才能保住“乌纱帽”，由此产生巨大的浮夸风漩涡和泡沫经济，进一步导致国家政策走偏。但农村电子商务是企业和农民唱主角，考核依据是市场接受度和客户满意度。改变生存现状的内在渴求，驱动广大农民千方百计调动资源，参与市场交易和竞争。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低门槛的大众需求平台，政府则可专注于市场规范和公共服务。尽管有些“刷信”、“欺诈”行为扰乱市场秩序，但那是市场自然状态，在信息公开透明、信用体系完善、大众参与监督的环境下，会走向健康的良性循环。

        “大跃进”的特点之四是盲目的群众运动。在当时的环境下，决策由政府做出，责任由政府承担，群众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不需要个人负责，只需要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但在农村电子商务活动中，参与者是“自负盈亏”，草根网商创业有明确的利润诉求，要承担全部风险。平台企业和政府的有效参与，是为了降低他们的“风险”，让农民可以借力致富。

        李先生将电商与“大跃进运动”相提并论，依据可能如他所言：“从总理到村长，各级都在谈电商、搞电商。大量的财政资源都在往这里投。几乎每个县市都在搞电商产业园区，村村都在计划搞电商交易平台。”这不正是社会各界都看到农村电子商务可以成为改变农村现状、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之一吗？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看到美好前景了，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有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集中起来参与市场交易，借助电商平台、社会媒体、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等多方力量获得市场收益。

不应该“泼冷水”

        如李先生所言，“数亿的高度分散的小农，年复一年的从事无序、恶性竞争的生产经营活动”，言下之意是小农不理性。实际上，无论是舒尔茨、黄宗智、费孝通等经济社会学家，还是政府总理、企业家和农民，都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

        中国数亿农民高度分散，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背景下的现实情况，数亿非农民实际上也是高度分散的。唯一不同之处是非农民中多数是要参与到某一个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或其他类型的组织中工作，获得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农村居民没有这个条件，要么在家务农，要么就地或外出打工。家庭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型组织，规模小，联系不紧密，资产匮乏，缺乏安全感。

        “年复一年从事无序、恶性竞争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是对农民选择结果的一种描述，但事实不尽然。农民根据自身拥有和外部可获得的资源，做出理性选择。之所以常常出现“无序、恶性竞争”，是决策都会面临的风险。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少，信息处理能力偏低，可控资源数量少，所以模仿是最简单的理性决策方式。模仿导致生产经营内容同质化，供给增加引发供求格局变化，自然出现直接激烈的竞争，这正是市场规律的鲜活表现。所谓的“无序、恶性竞争”，可能主要是指简单的价格战和农村宗族势力、粗暴行为干预竞争。但如果有外部企业平台和社会各界的服务参与到农村市场，这些完全可以解决。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丰富了农民的信息来源和数量，对农民的信息处理能力进行培训提升，向农村导入更多外部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政策引导和规范也能减少粗放型竞争局面。而在家庭联产承包和土地政策作为外生变量的形势下，新的合作化趋势更可能倾向于“一村一品”式少量单品的规模化生产，农民自发的模仿，客观上为新合作化提供了便利的基础，一旦政策变革实施，新合作化的障碍会大大降低。

        所以，这些不是中国农村问题存在和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只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和政策背景下的现象。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农民缺乏安全感，缺乏资源支配能力和讨价还价能力。农民不能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支撑，导致“内生金融供给”不足，进而集体经济势弱，加上政策和环境约束偏紧，引致“组织供给”失能。

        当前的“互联网+”正是给农村松绑，电商平台服务的参与，就是要给广大农民“赋能”，提高农民的资源支配能力，训练农民的讨价还价能力，全社会参与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弥补农民的保障不足从而增加农民安全感。

        李先生提出的“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是解决思路之一，不乏其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实践成就。但内置金融规模小，对服务对象有选择性而非普惠，并不一定能实现设计者期望的效果。相反，我认为，内置金融可能导致资源分散、村域分隔、人心分歧。

        至于政策性三农机构“逃离”农村，分析一下原因就不难理解。这些机构本身的逐利动机超过政策意图，当农村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时，服务投入的积极性大受影响。同时，某些机构担负着国家资金安全的责任，深受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约束，诸多因素综合起来，使他们视农村市场如“鸡肋”，本应具有的“输血”和“充电”能力弱化。

        本已虚弱的农村，如果没有及时足量的“输血”和“充电”，会面临“断气”的境地。阿里、京东、柳传志们、煤老板们冲进农村，不能简单粗暴断定他们“傻”。传统机构只盯着眼前和身边的利益，“从羊身上薅羊毛”，容易产生“攫取”农村的后果，但“从牛身上出羊毛（价值）”至少不会伤到柔弱的农村本身，这是互联网思维的应用。

        “造血”和“发电”不可能凭空实现，需要有基本的原材料和环境支撑。无论是阿里还是京东，都在农村行动计划中置入了“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服务”功能，而且资金体量大，供给源泉充足，社会认可度高，流程设计专业，市场元素丰富，为激活农村市场奠定了坚厚的基础，为农民“造血”和“发电”提供“起步器”和“演播台”，有什么不好呢？

        “互联网+”的基本意思是，把互联网意识、工具和技术加到传统的生产、流通、生活当中。但物理反应只是其最浅层面，关键是要发生化学反应和生物反应。综合来说，“互联网+”应理解为internet integrate，绝不只是“长个东西”。

要为农村电子商务“添柴火”“找思路”

        “网络+农户+公司”跟以前的“公司+农户”有本质区别。“公司+农户”是生产导向思维，从公司出发，给农户包销，把农户变成单纯的生产者，农户获得一定生产补偿。而“网络+农户+公司”中“农户”是中心，互联网是媒介，公司是服务者，同时其中的农户也会逐步演变为“公司”，从而形成“网络+农民主导的公司”模式。

        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互联网”扮演着重要角色，丰富信息存量，优化信息处理能力，改变信息不对称格局，突出知识在现代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基于互联网的交易、金融、物流、培训等服务类公司参与进来，为农户提供巨大的“赋能”和“扩市”效用。我参加过很多农村调研和培训，看到穿梭村道的快递车、抱着孩子听课的农村妇女、返乡创业开起宝马的村民、全国各地学习交流的农村网商，能不感动和兴奋吗？农民在行动，农村被撬动，农业可带动，这难道不比日渐荒芜、慢慢空心的农村景象要好得多吗？

        “互联网+”给农村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繁荣。我们做的，是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可获得的资源，为农村电子商务营造更优越的环境，提供更科学强大的市场武器。

        平台企业有资本和品牌优势，可以在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方面给农村电子商务提供服务，一系列企业都有实际行动，但他们也不是要去垄断市场和攫取资源，遂昌的“赶街”、新沂的“十全”、达西的“本地本物”，都在为推动农村电商尽一分力，这些参与者都是企业，在利润目标函数引导下，承担着“兴农”的社会责任。在平台的引领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生产型企业激活了市场，越来越多的服务型企业引入到农村。

        当下，诸多专家学者运用专业知识和游说能力，为农村电子商务进行调研、论证、把脉、规划，促进各类社会资源向农村导流。他们像小蜜蜂一样，在科研经费支持下，四处走访“游学”寻找花源，发现“淘宝村”、“电商村”；广泛传播花粉，将成功的农村电子商务实践案例搜集整理起来，指导更多实践；精心酿蜜，通过课题、培训和培养人才输入农村，用知识来武装相对弱势的农村电商从业者，培育未来的农业经理人。

        政府部门更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农村电子商务提供支撑，包括有利的政策引导，科学的顶层设计，不断规范市场秩序，转变政府职能，做好公共品供给，等等。

        当然，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能把农村电子商务变成工业攫取、资本掏空、盲目建设和政绩工程式的“运动”。企业不是单纯逐眼前之利，而是要协助建好农村市场，政府不是行政干预，而是“不越位”和“不缺位”。

        面对“互联网+”风口，有些地方未经充分论证，就开建电商产业园，有些农民尚未了解市场行情和电商技能就着手开网店，有些地方管理者追求“培训人数”、“淘宝店数”等表面业绩，有些政府领导为了争取政策和扶持资金而放任企业造假，这些都需要我们冷静思考，逐步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做好制度设计，在法律框架下，“产学研政用”五力协同，为农村电子商务“添柴火”、“找思路”，激活农村土地、产品、人力、文化等元素，导入资金、技术、信息和现代管理方法，将农村托入市场经济轨道。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农业和农产品电子商务。文中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向东研究员的“电商赋能”和西安交通大学李琪教授的“产学研政用五力协同”观点，作者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