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企业家精神

【编者按】

        今天来谈企业家精神，不是要给企业家提要求。企业家的担子已经很重。与其讨论上海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不如讨论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上海。

        我们在这里探寻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上海渊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探寻上海的精神所在，未来所在。

1 利用每一个机会发展和前进

        “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坚韧、顽强和勤劳，商人的精明和进取心，他们能抓住政治动荡年代的每一次间歇恢复元气、重建产业，利用每一个机会发展和前进。”

        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西方宗教革命后清教徒所尊奉的伦理精神密不可分，清教伦理对“俗世”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激烈的紧张对立；而儒教将同现实世界的紧张性降低到最低点，现存世界被认为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人的本性被赋予伦理性的善。清教伦理想要征服世界，因此信奉清教的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而儒教伦理想要适应世界，因此信奉儒教的中国落后了，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产生。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产生了，并且有一定的发展；而当代中国经济的腾飞更为全世界所瞩目。这些似乎都不能证明韦伯理论的正确性。

        上海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近代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世界级的大都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晶。近代上海不缺乏企业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内在动力。在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的企业家是不是表现出一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品质呢？事实正好相反，中国近代的企业家身处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很差，因此他们不得不付出十倍的努力，去换取企业的进步。正如《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所指出的：“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坚韧、顽强和勤劳，商人的精明和进取心，他们能抓住政治动荡年代的每一次间歇恢复元气、重建产业，利用每一个机会发展和前进。”

        近代上海的新式工业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洋货倾销、外资设厂等重重压力下，能够站住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企业家们要考虑建什么样的工厂，如何融资，如何买地或租场地，如何从国外定购机器，如何聘请技术和管理人员，如何招募和培训工人，工厂开工后如何开拓市场，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等等，处处离不开创新进取精神。

        当时企业家创新观念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在国内还是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一统天下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进行投资本身，就是一种技术进步。1920年的海关报告说，该年上海进口机器价值总计1250万两，比上年增加90%，品种涉及棉纺织、造船、卷烟等多种机器。1925-1935年，中国进口机器净值共达5亿多银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进口以后在上海设厂用的。

        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是当时上海两个发展相对比较快的工业行业。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是这两个行业的泰斗。荣家企业以上海为总部和主要的投资地，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在1912-1921年的10年中，面粉厂从1家发展到14家，在1915-1931年的17年中，棉纺织厂从1家发展到9家，先后获得“面粉大王”和“棉纺大王”的美誉。荣宗敬的进取意识十分强烈。他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了一支枪。”他还曾雄心勃勃地宣称他的企业扩张计划：“50岁时要有50万纱锭，60岁时要达60万，70岁时达70万，80岁时达80万。”荣氏兄弟对所获利润，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使之不断转化为资本。1932年底，也就是在荣宗敬59周岁时，申新纺织系统共拥有纱锭52.2万枚，布机5357台，线锭4万余枚。考虑到布机和线锭的因素，可以说荣宗敬在60岁前是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的。

        上海近代另一个著名企业家刘鸿生的进取精神同样非常强烈。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了发展，在1931年第二次股东会上就有增加资本的决议，但是第一期300万元增资额的募集并不顺利，搞了半年还有40万元的缺口。刘鸿生说服董事会和股东会，以企业应发的官利和红利抵充未招足额之数。并声明“如仍有不足”，则由他本人“认募足额，以竟全功”。他的水泥厂的情况也雷同，股东们从1921年交股款至1928年共7年间，“分文利息未得”，因而有人不惜以7折低价将水泥厂股票脱手。刘鸿生不发股息红利，为的是增强企业的实力。

        中国传统商人有重分配轻积累的心态，这种在商业资本时代形成的习惯，到了工业资本时代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中国的新式工业企业本来实力就不如在华外商企业，再不重视积累，竞争力大大减弱。华商纱厂之所以不如日本在华纱厂，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从众多投资者和经营者中间，也涌现出一批像荣氏兄弟和刘鸿生那样注重积累和发展的企业家，他们扩大企业，是为了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除了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家们还从多方面创新进取。荣氏企业曾发动一场纱厂管理革命，由专业人士管理取代原先的工头制，涉及到利益调整，进行得很艰难，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成果。刘鸿生引进西方的成本会计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的活力和科学性。聂云台、穆藕初等为了推广科学植棉，提高棉花品质和产量，在1917年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设有试验所，开我国输种美棉和改良研究之先河。

2 做大事，一定要敢于冒大险

        “创办国人还没有经营过的企业固然冒着很大风险，但正由于还没有人经营过，就给我以抢先占领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在洋货尚未在我国市场扎根之前。先有了国产品，更有利于以后之竞争。”

        刘鸿生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一个企业家。他说：“做大事，一定要敢于冒大险。”正是这种冒险精神引导他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事业。但冒险不等于盲目赌输赢，而是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他的扩大投资，基本上是循着相关产业横向投资，即所谓“产业链”的思路进行的，如经营煤炭就要考虑运输问题，因而投资码头，为解决煤屑的去路而设立水泥厂等。

        上海近代化工行业的领军人物吴蕴初认为：“办事业必须走在别人前面，要办别人没有办过的厂才有意思。”他在中国首创味精厂和盐酸厂，成为中国化学工业和调味品业的奠基人之一。吴蕴初投资设厂也基本上按“产业链”的思路进行：造味精需要盐酸，为了不依赖进口，办起了盐酸厂；装盐酸需要陶瓷容器，于是办起了陶瓷厂等。

        过去人们常常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对于“冒险家”这一称号的涵义有两种

        理解：一种是投机取巧，买空卖空，甚至走私越货，无所不为；而另一种则是开拓进取，作前人所未作，为前人所不为。第二种理解才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刘鸿生、吴蕴初等都是那种为了首创一种事业而不惜冒险的人。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首创，获利的机会也较大。上海企业家、中国塑料工业先驱者顾兆桢说：“创办国人还没有经营过的企业固然冒着很大风险，但正由于还没有人经营过，就给我以抢先占领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在洋货尚未在我国市场扎根之前。先有了国产品，更有利于以后之竞争。”

        上海企业家的创新进取精神，与投机取巧有严格的区别。当你阅读任何一家经营有成效的银行的档案时，你会对银行家们的那种严谨、踏实的经营作风留下深刻印象。而20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一哄而起的一百多家交易所，心存立地致富之心，可经不得一点市场的风暴，一夜之间就可化为乌有。

3 企业家不是挑选出来的

        要营造竞争环境，就要减少政府对要素和市场的过度控制。如果管理过严，事事设卡，就不利于创新，也不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

        其实，上面说的一些企业家的素质并不是靠说教就可以学会的，也可以说是天资基因，除了内在素养外，企业家往往还受机缘造化所赐，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所能帮助总结并提供参考的是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些可以选择的原则：

        第一，企业家应做到政企分离，阳光运作。一般来说，企业家是指能对企业的决策和营运独立起决定性作用的投资人或经理人，所以一般是指民营企业而言，至于公营企业，如果主要的决策权在上级政府，则很难归于企业家之列。在清朝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清末新政时期，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把政府所办的企业当作他们私人的势力范围，大批商人投靠他们以分一杯羹，像织布局、招商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都出现过产权边界不清、假公济私和严重的腐败问题。国民政府时期，从1940年起，官商勾结的现象愈演愈烈，酿成官僚资本主义的恶果。但是在近代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企业家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不靠巴结官场来获得特权。企业家要改掉喜欢与权力结缘的心态。一切在阳光下运作。做官的，既然选择了做官，就不要去想经商发财了；同样的，经商的，既然选择了经商，就不要去走官场路线了。

        第二，企业家是在竞争的环境下挣扎出来、磨砺出来的，而不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或挑选出来的。要营造竞争环境，就要减少政府对要素和市场的过度控制。如果管理过严，事事设卡，就不利于创新，也不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近代上海的租界是中外不平等关系的产物，我们在谴责西方国家侵略行径的同时，也看到企业在租界的环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政治的和行政的干扰，企业的自主性是比较强的。这是我们可以批判地加以总结的东西。现在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非常好的机制，它的推广和不断完善将会为企业家的产生和成长创造条件，它能成为当代上海企业家的乐园。

        第三，企业成功以后，要避免少数人和少数家族对企业长期控制。中国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通过血缘关系得以传承的。即使企业在形式上是股份有限公司，也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家族控制的。近代上海的企业是如此，当代上海的企业也是如此。社会化程度不够，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就很短。近代上海企业还只是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企业规模一般不太大，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时间比较长，因此少数人控制的后果并不严重。当代企业已处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阶段，产业和技术更新迅速，日新月异，少数人对企业长期控制，即使是精英，也对企业非常不利。有的企业既想维持少数创业者对企业的长期控制，又想走上市和社会化道路，这两者其实是矛盾的。在知识、技术和产业格局更新升级异常迅速的情况下，如何不断让最优秀的人才接续掌控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也许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伟大的企业家，也只能跑赢一程。现在的企业家，更类似于一个动态接力的概念，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动态更新机制，可以拉长企业的生命周期。

4 不以创业的大小论英雄

        政府能做的似乎不是提供计划，而是提供平台，提供插柳的选择自由和实现可能。

        有人说，如今的上海是中国政府效率和服务意识最好的城市，而且也是人才引进奖励制度最完善、规范的城市，但这些优点，有时恰恰妨碍出现创业者。此种议论值得引起我们思考。

        确实，在一个城市，如果既有的产业结构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既有的国有企业又比较庞大的话，要在原有格局下冒出很多有影响的创业者是很困难的。这也是过去一段时间中，上海的企业家品牌不太突出的原因。但这种情况正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发生改变。各种突破先前规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使创新颠覆了原先经济和产业的格局，新的萌芽诞生于夹缝和空白之处。原先的大企业不再是阻挡创新的丛林，上海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创新时代。

        上海是人力资本的集聚之地，也是各种要素的集聚之地。这理应为创业创新提供基本条件。有人说，上海地价房价太贵，妨碍了创业者。此话不确。哪一个世界级城市的房价是便宜的呢？近代上海的房价也是贵的。但上海的地价和房价是有级差的，你可以在城市的非商业中心地区租到较便宜的房子。当然，一些政府圈出来的所谓创新园区之类的房价可能是较贵的，但那是给国内外已建成的企业迁总部用的，或者是给某些已建成企业享受优惠用的，而不是给那些很可能在苦苦挣扎中的创业者用的。

        创新永远不可能事先计划好，民间的创业总体上也永远不可能事先计划好。重大的创新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政府能做的似乎不是提供计划，而是提供平台，提供插柳的选择自由和实现可能。

        这个平台是应该能够覆盖整个上海的，而不只是一两块园区。这个平台应给所有上海人和到上海来创业的国内外人士以平等的服务和自由宽松的管理，而不只给予少数精英。实际上高学历、高职称、高收入的精英在成型之后，是很难跨界转变的。精英能为创业者所用，但其本身很难成为创业者。

        这个平台不以创业的大小论英雄。而且首先应该肯定和优待小的创业者。因为没有小的，大的又从何而来？我们不能光靠让人迁总部的办法来集聚创业者、企业家，也要靠内生成长。

        有些困难，反映的是由特大城市对规模的限制与给创业者、特别是外地来上海的创业者提供宽松创业舞台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希望不断出台的改革措施会将这一矛盾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