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聂隐娘这样的奇女子，唐传奇里还有很多

        侯孝贤十年磨一剑的武侠电影《刺客聂隐娘》，让他在刚刚闭幕的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舒淇也凭此片入围了戛纳影后。此前，在SCREEN杂志的场刊评分上，该片拿到了3.5分的本届竞赛片最高分；在一份根据美国、法国、德国、阿根廷等七家场刊和媒体的竞赛综合得分排名中，《刺客聂隐娘》也高居榜首。

        当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翘首期待、期待它早日登上内地院线的时候，影片改编的母体——唐传奇《聂隐娘》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原文中，不足两千字的奇文瑰句，勾勒出一个夺人心魄的女侠形象：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开脑后而藏匕首，“用即抽之”；“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杀人后常用药将尸体化为水，“毛发不存矣”；甚至有孙悟空般的魔幻本事，能“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这才叫“谜一般的女子”。

        不仅如此，聂隐娘还是个足以让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们拍手称道的“大女人”。一位“磨镜少年”经过她家门，她一眼相中，“此人可与我为夫”；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其父竟“不敢不从”，遂成二人之好事；这个男人除了淬镜之外一无所长，武艺与妻子更不可同日而语——两人骑着一黑一白两头毛驴执行暗杀任务，碰到喜鹊鼓噪碍事，“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但聂隐娘始终很照顾有“吃软饭”之嫌的丈夫，长年托父亲“给衣食甚丰”不说，在退隐江湖前，还特意请自己的金主给丈夫谋个职，“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        

        而这样一个神出鬼没、有情有义的聂隐娘，只是唐传奇中众多光彩照人的奇女子中的一例而已。在《太平广记》的“豪侠”部分，光描写侠女的就有《聂隐娘》、《甘泽谣·红线》、《集异记·贾人妻》、《上清传》、《谢小娥传》、《崔慎思》、《歌者妇》、《北梦琐言·荆十三娘》等多个故事。其中，《车中女子》写一位女侠盗领导一群男人盗取宫中宝物，为搭救无辜者孤身入虎穴；《荆十三娘》写荆十三娘与进士赵中行一面相互倾慕，一面仗义行侠；《谢小娥传》写谢小娥的父亲及丈夫被盗贼所杀、托梦与她，她历尽艰辛查出真凶，然后女扮男装混入仇人家中，最终手刃仇敌，而对方“已两岁余, 竟不知娥之女人也”。        

        这些唐传奇的女侠中，如果说聂隐娘是一道神秘的黑，那红线就是一片浓艳的红。作为路州节度使薛嵩的侍女，红线身份卑微，却善弹阮，通经史，由此得掌笺表。为了免除主人的忧患，更为了“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她孤身一人潜入敌军首领的住所、偷取其最心爱的宝盒，敌军吓得胆战心惊，而她这边却是云淡风轻——“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落，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功成之后，红线辞行，虽薛嵩极力挽留，终不改其意，最终选择大醉一场、潇洒离去。        

        顺便说一句，唐传奇中的这些女侠似乎都很爱喝酒，红线“因伪醉离席，遂亡其所在”；聂隐娘最后一次现身世人面前，也是“沉醉而去”。唐朝，真不愧是诗之朝代，酒之王国。

        即使不是“女侠”、没有高超的武艺傍身，也有着不让须眉的胆略与“侠气”。比如“杨家之红拂妓也”，“阅天下之人多矣”，看穿了司空杨素“尸居余气，不足畏”，见到布衣李靖上谒重臣却不卑不亢、献奇策、骋辩于庭，就认准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英雄人物，遂机智果决地乔装投奔。“红拂夜奔”是如此著名而美丽的意象，以至于千年以来被吟诵不绝，王小波就将这个故事改写成了他的著名作品，创造出为读者所津津乐道的长安城意象：李靖大腿内侧刺有飞燕，踩着高跷、疾步如飞地走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妓女红拂站在楼上凭栏远望，顶着她沉重如山的头发……红拂不仅善于择偶，还很会交朋友——而且是异性朋友。她与虬髯公一见如故、与之结拜，虬髯公说出了那句名言，“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从此也有了“风尘三侠”的千古佳话。        

        面对男人，如果说红拂是善于“慧眼识珠”并大胆追随，那李娃的境界可能还要更高一点——她不是辨识、而是去培养足以托付终身的人生伴侣。可能是心有愧疚，也可能是因为“真爱”，名妓李娃收留了因她金银散尽、穷困潦倒的荥阳生，辅佐他苦读应试；在此期间，荥阳生几次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欲赴京赶考，李娃却审时度势，劝他不要轻举妄动，最终选择最好的时机让其应试，后者果然一举成名。值得一提的是，荥阳生功成名就之后，李娃对两人的处境有着清醒的判断，劝对方找个高门大族的小姐成婚，“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荥阳生遂以“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相逼，故事于是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是荥阳生这样的痴情种子；在唐传奇的恋爱故事中，不少男主角上演的其实都是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的戏码。只是在这些戏码中，被抛弃的女子并不是“沉默的受害者”。最著名的例子当属霍小玉。作为名妓的她，在与李益两情相悦时，已深知红颜易老、爱情难长，遂与李益立下“八年之约”，“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而当李益连这八年的约期都不能信守、转身就急着另娶他人时，霍小玉的悲伤化为满腔怒火，在临终前发出恶狠狠的诅咒：“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此后，李益果然家无宁日。环顾中西讲述爱情背叛的古典文学作品，霍小玉那决绝而痛彻的复仇，似乎只有怒杀亲儿的美狄亚可以比。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著名的崔莺莺小姐。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几经改写、最终定格为“弃妇”的文学形象，崔莺莺在唐传奇 《莺莺传》中，其实没有那么被动和可怜：她在爱上张生后，一方面求 “贞慎自保”，一方面却也春心萌动，终于情感战胜理智，“自荐枕席”；张生要赴科考、离别在所难免，当张生“愁叹于崔氏之侧”时，莺莺却是“恭貌怡声”地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表明她对这段爱情的结局早已了然；张生从京师写来诀别书后的一年，崔莺莺从容嫁人，还断然拒绝了张生再见一面的要求。在爱情问题的解决上，其纯粹、其理智、其高雅，恐怕是今天许多“为情所困”的少女都不能及的。        

        可惜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学史中，精彩绝伦的唐传奇只是昙花一现；其间那些睿智、强大、个性飞扬的女性形象，或是如崔莺莺般、在后世的改写下面目全非；或是如聂隐娘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人遗忘，只能凭借很偶然的机缘才可能重回今人的视线。        

        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我们不是侯孝贤的影迷，也要感谢他以当代文化的形式再现唐传奇这一瑰丽的文学遗产。我们更希望，《刺客聂隐娘》的成功能引发一阵重述唐传奇的热潮——尤其是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那些绮丽的故事告诉今天的女性，所谓的“女权”并不全然是一种现代的、西风东渐的诉求；更提醒所有的中国人，我们的文明曾经在人性、精神与审美层面达到过怎样的高度——这是我们冀求“伟大复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