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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年代的华语音乐片：赵元任的曲子如何被改编成摇滚乐

安德鲁.F.琼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2015-05-28 15:04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教我如何不想他》可以定义“全球化的20世纪60年代”吗？葛兰本人是1960年代早期香港电影业关于“流动性”最知名的电影化身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德鲁.F.琼斯在《回路聆听:音乐片，曼波和华语世界的1960年代》中提供了从声音来阅读1960年代的方法。

本文由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自《历史学人01:“强盗”资本家？》（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译者为索马里、姚华。《历史学人》由历史学人社发起创办，是一份深度关注全球历史问题的精品系列读物，致力于打破历史的时间、空间界限，全球视野采集内容和主题，让“过去与未来一样崭新”，开阔每位读者的视野，启迪思维。

“我想区别在于我们时代的机械声音。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飞机发出的声音是rrrrrrrroooooaaaaaaaahhhhhhhh，弗兰克.辛纳曲（Frank Sinatra）还有其他人都用这类声音唱歌。现在我们又有了krrrriiiisssssssshhhhhhhh这样的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孩子们已在那里这样歌唱。这是不同时代的机械的声音：这些声音彼此不同，所以音乐也是不同的。”

——飞鸟乐队，罗杰.麦吉恩（Roger McGuinn），1965

这篇文章聆听了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位于冷战前线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语音乐片。在它们出现的时刻，这些地区已经做好了在经济上向全球制造业的上游腾飞的准备。彼时，这些音乐片中的配乐在华语世界几乎无人不晓，在西方却鲜为人知。然而，这些音乐的创作深刻且富有创造性地参与了流行文化的全球回路，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它们与发源于加勒比黑人的流行音乐类型诸如曼波（Mambo）和卡里普索（Calypso）之间的关联。我认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进入（或者走出）流行音乐批评中两个关键的疑问。

第一个问题在于历史主义。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宣称一首歌或一种风格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反過來說，是否可以将来自截然不同的地区的音乐，置于同一批评领域内，仅仅因为它们碰巧诞生于同一时期？又或者说，当我们共时性地聆听产生于同一时代、不同社会和地理空间的音乐时，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在音乐史的叙述中，某个特定的年份或者特殊的年代能否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架构元素？

我感兴趣的更具体的问题是，在音乐领域，我们是否可以有效地界定诸如“全球化的20世纪60年代”这类概念。而这种构想又在何种程度上——正如来自南加州民谣摇滚先驱“飞鸟”乐队的罗杰·麦吉恩充满感染力的题词所指出的——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技术的变化所决定：从伴随着喷气式飞机的出现而兴起的民用航空，到电视和晶体管电子设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我试着通过聚焦产生于华文世界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种富有特色的“时代风格”来揭示这些问题。这种音乐有怎样的声音，它为什么听上去是那样，以及它将如何向我们讲述20世纪60年代，那个我们自以为了解的时代？

第二个与此有紧密联系的问题关系到录制音乐的类型（genre）——更准确地说，是我们试图命名、界定，或将音乐类型上的区分实体化时所作的意识形态工作，尤其当它们和恼人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分类（比如民谣音乐vs流行音乐）混杂在一起时。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兴趣并非思考一种特定的音乐类型如何被假定性地描述，而在于回答类型的形成有何作用？尤其是随着战后大众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类型的形成开始促成何种交易，音乐类型是如何被投放至全球的流通市场的，“类型”本身是否如同一种“旅行箱”或集装箱，使音乐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被方便地携带。

我们可否不将类型视为对音乐实质的描述，或特定曲目的集合，而将之视为对全球化流通形式的一种本土化调节，处于不断流动的、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回路之中，并与之共鸣？我们如何倾听并追踪这种回路的结构，而在一个声音可被录制并越来越容易携带的时代，这些回路又如何向我们讲述音乐形式的流动性？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某些特定音乐类型不断增强的全球化扩散——也正因此它们与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商品之间具有可替换性——预言了一个音乐的20世纪60年代？

我对这些问题的探寻将随香港最负盛名的流行天后、电影演员以及“曼波女郎”葛兰（本名为张玉芳）的音乐起航；迂回地绕行至同时代知名度没那么高、传播范围没那么大的闽南语音乐片领空，最终沉重地着陆。沿途我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音乐流派——从发端于加勒比黑人的音乐，诸如曼波、恰恰和卡里普索，到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西部音乐，连同日本的演歌（Enka）——如何在那个时代的音乐片中实现回路传播，以及这些音乐片们如何作为一种运输工具，帮助这些音乐形式在它们假定的起源地之外实现流传和再创造。这些声音如何漫游、在这过程中它们经历了什么？而它们行经的路线是否有可能帮我们勾勒出那些曾占据东亚的帝国的轮廓——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以及它们在音乐领域内弥久不散的影响力？

让我们从葛兰1963年的著名作品《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的一个场景开始。和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及60年代早期所有的音乐片一样，这部电影也是由“国泰机构”（Cathay Organisation）出品。

这是一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野心勃勃的跨国公司，它是享誉香港的邵氏电影公司的主要竞争者。该公司由陆运涛所有，他是马来西亚某个矿业、橡胶和房地产业巨头潇洒时髦的后裔。

在1963年时，国泰机构已经将所持有的房地产变成首批遍布东南亚地区的影院回路。作为它的子公司，设在香港的电懋公司（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反过来又为国泰的剧院提供故事片。最后，无论是邵氏兄弟还是电懋公司，都和EMI的香港子公司百代唱片（Pathe Records）维持了一种融洽且互利的关系。也因此，这个时代音乐片的兴盛，主要归功于百代旗下女歌星们的表演。

在《教我如何不想她》中，主题曲在影片一开始就出现。葛兰饰演的角色，在因她的音乐家男友离开香港启德机场去日本学习而心碎，之后她决定去一个音乐片试镜。在一位老钢琴家的伴奏声中，葛兰身着一套近乎保守的蓝色连衣裙，略显古板地唱起一首抒情歌曲，镜头牢牢定格在她的身影上。

然而，几个乐段之后，伴随着淘气迷人的微笑与大胆无礼的响指，她和她的歌曲都彻底发生了变化。镜头拉远，展示了一屋穿着迷你裙、衣着靓丽的新潮少女。一个头发油亮的年轻男子抱着一只电吉他，突然开始演奏一曲未经加工的摇滚乐段，葛兰的身体随着他的节奏扭动摇摆。一只便携式录音机清晰地置于前景之中。剧团的导演们在惊愕中看着葛兰高唱完了剩余的歌词。

葛兰在《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的表演

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表演，不仅因为葛兰新奇的舞步，而且因为它为我们视觉化地呈现了一种音乐上的跳跃式前进。当时的观众们无人不晓这首主题曲是吸收了西方音乐形式而创造的中国现代白话艺术歌曲的早期里程碑：著名的语言学家、五四时期的学者赵元任作于1926年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在这首歌中，赵运用了平行五度音（parallel fifths），使得钢琴能够表现他所谓的 “中国化和声”（sinified harmonies）——哪怕在他所谓的“世界音乐” 的范畴内（对他这一代人而言，意指具有绝对“普遍性”的西方音乐）。这一精心而为的巧妙设计使得歌曲的旋律非常吻合国语歌词的声调音腔。

而这些微妙之处，正是从艺术歌曲向摇滚乐跳跃式转变的过程中失落的东西；也在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一个有着成人式严肃目的的“青年”文化运动——对形成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努力探索，到冷战时期美国大众文化成为一种“全球白话”的优势性转折中消失不见。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断裂，无论是原始的曲子还是它的变异形式，都代表了对全球回路传播的音乐模式一种自觉的本土化变形处理。

这个场景也同样契合20世纪60年代仍属新兴的音乐生产模式：大规模制作销售的电吉他、晶体管收音机、录音机以及最终出现的电视——这些晶体管电子设备的出现使得易携带的、成本相对低廉的音乐生产和复制方式成为可能。很多这类产品已由日本制造并售往全球。

这类音乐跨越时空疆界的能力也体现在电影中的吉他手毫不费力的不插电即兴演奏中。随着场景的推移，音轨（最初以钢琴和人声开始，但最终却以一个不可见的管弦乐团喷涌而出的嘈杂之音结束）和屏幕上排练房的剧情空间之间的不一致逐渐加深。这也许可以很好地提醒我们，很大程度上，音乐的这种流动性本身是种电影化的幻想。

葛兰本人则是1960年代早期香港电影业关于“流动性”最知名的电影化身。就其最表面的意义而言，她作为一个能够自如出入于不同风格类型（从曼波到更为传统的风格，比如京剧）的舞蹈家和演员而著名。葛兰的人生故事则如同报纸和风光的杂志（比如电懋旗下的《国际电影》）所报道的，反映了战后时代的动荡离乱。

她的父亲在南京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官员，而她在上海的一个天主教学校接受了教育。1949年共产党胜利前夕，这个家庭移民去了香港。葛兰本人的道路也追随着战前上海的音乐和电影业迁往香港。

因此毫不意外地，她会为百代录制唱片，那是从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流亡过去的重要公司，而她的很多大获成功的演出曲目是由上海时代曲全盛时期著名的作曲家，比如姚敏和来自日本的电影配乐家服部良一执笔。此外，正如几位批评家所指出的，葛兰的明星形象里深刻交织着战后对于社会和阶级流动性的理想投射，这从她的一些电影标题中即可管窥，无论是1959年的《香车美人》，还是同年更晚时期的作品《空中小姐》（导演易文）。

在完成这两部电影的同一年，葛兰自己也搭乘飞机，于10月下旬拜访了NBC电视台位于洛杉矶的工作室，去参加“迪娜·肖尔秀”的“太平洋节”（Pacific Festival）专题，和她一同参加该期节目的还有日本明星朝丘雪路以及来自菲律宾和韩国的歌剧团。

除了演唱了一首由姚敏作词的、改编自上海时代曲的歌曲《秋之歌》之外，葛兰还和朝丘雪路以及肖尔本人演唱了1957年罗杰斯和汉玛斯坦（Rodgers and Hammerstein）享负盛名的《国王与我》中的《开始认识你》（ Getting to Know You）一曲，鉴于该音乐片本身具有的东方主义和寓教色彩，这是个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