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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动画片堪称艺术品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2015-06-01 07: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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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档最火的电影当然是《多啦A梦:伴我同行》,观影热潮不是小朋友们掀起的,更多的成年观众走进电影院怀旧,缅怀有蓝胖子陪伴的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结果银幕上的蓝胖子的萌点不再只是那个能变出神奇玩具的万能口袋,而是成长中细腻的情感和重重心事。从不同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多啦A梦。而另一部分承载着童年记忆的国产动画,其实也值得在长大后重新品读。

        儿时看动画,难免总是关注情节和卡通人物的造型所带来的新奇想象。一去不返的中国美术片黄金时代事实上还树立了极高的美学价值标准。

        一个多月前,美影厂老艺术家马克宣的去世,引发了又一波对于中国美术片黄金时代的追忆潮。现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钱建平在一次研讨会上谈起美术片的现状时感叹:“一个老艺术家的去世,引来媒体、网民的关注和追思,一方面是对过去成就的肯定,其实还是对今天动画作品的不满。但是不可否认,那是那个年代的产物,美影厂一大批最优秀的艺术家,所有人不顾一切为艺术品质的时代已经不太会有。”

        而当人们随着马克宣的去世感叹我们失落的动画语言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在回顾经典的美术片中发现当年的国产动画犹如一件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除了画面上考究的功力之外,美术片的配乐同样兼具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山水情》 

       《山水情》中苍劲悠远的古琴曲,音韵与画面一样有着考究的留白;《牧笛》的轻灵与诗意在笛声悠然中徐徐展开;至于《哪吒闹海》则干脆用中国的古典故事配上大气而优雅的西洋交响乐也丝毫没有违和感。而反观今日动画片的配乐与整个片种共同走向没落,不过成为陪衬式的口水儿童歌曲。

        带着对美术片另一重“遗风”的追思,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如今返聘正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作曲家金复载。今年74岁的作曲家金复载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的音乐剧事业,为美术片配乐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而为《山水情》、《哪吒闹海》、《雪孩子》、《阿凡提的故事》等一系列经典的美术片配乐却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功勋,也是他曾经给一个时代打下的烙印。

        采访当日正逢金复载的生日,有多年前毕业的学生专程来给老先生送花祝福。近年来金复载已经转型专门致力于音乐剧的创作。金复载有着和他音乐相承的儒雅,而从一个作曲家创作音乐的角度,也足见中国美术片曾经缘何得意辉煌的端倪。

作曲家从剧本阶段就全程介入

《大闹天宫》剧照

        说到美影厂,金复载说它在历史上有过两次高峰,一次是“文革”前,《大闹天宫》、《牧笛》等作品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动画的一个学派。另一次高峰是改革开放之后,包括《哪吒闹海》、《阿凡提》等各种类型的动画创作百花齐放,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金复载1967年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由不得选择,所有人都是任由组织搬到哪算哪的一块砖。起初金复载并不满意这样的分配,“我们班有两个同学分配到电影厂,那时候总觉得电影比动画片总是高一级的。想想金鸡奖有给故事片的各个工种评奖,美术片所有工种和在一起就一个‘最佳美术片’,总觉得不受重视。不过还有写人分到边远的地方戏团去,这么想想也就接受了。”

        当年金复载所在的音乐组有六个人,三个老同志,三个年轻人。“文革”期间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大多是政治宣传任务。“其实我们这一批人算是幸运的,因为‘文革’把一批老同志都斗倒了,所以年轻人有了迅速出头的机会。”这种坦然,带着一种无奈。厂里决定分配什么本子,作曲本身是没有挑选权利的,好在当时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风格,领导也是完全从艺术出发考虑的,因此也会根据各位的特长分配。

        “当时拍摄前我们组成创作小组,我虽然是负责作曲的,但是从一开始文学剧本讨论的阶段就进入,作曲也是会给文学剧本提意见的。”金复载重述了当时参与美术片创作的过程,“除了全程介入,我们还会根据题材到全国各地去采风。比如做《阿凡提》的时候,就专门到新疆去搜集维吾尔族的音乐素材。还有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也都是到当地考察,寻找灵感。”

《阿凡提》

        另一个金复载提到的当时创作对于音乐重视,是多数的美术片是采用“先期配乐”,即先有音乐,导演再根据音乐配上画面。“因为音乐的节奏对整体性要求更强,音乐和画面配合可以很紧密,《三个和尚》用这样的方式每一个动作都能紧扣。”

        即便是像《哪吒闹海》这样的长片,也是大部分的“动作”场面让音乐先行,“现在音乐就完全是陪衬,就不像当年我们那样。”金复载说。

那个时代大家在找不同,这个时代却在找“相同”

        学院派作曲系出身的金复载,在校期间收到的民乐训练不多。当时文艺创作有“民族性”的大方向导向,无论画风上还是音乐上都要迎合这样的创作导向,这也要求金复载从学校毕业后从头学起。

        《三个和尚》是一部完全用音乐取代对白展开叙事的美术片,配乐如今听来依然奇趣而富于新意。戏剧中的乐器梆子和堂鼓以及小钹合奏出欢快的场景。板胡的中低音区来代表小和尚,坠胡来代表瘦和尚,管子是胖和尚,板胡的高音区则是小耗子,云锣成了观音菩萨,乐器各有个性色彩,使音乐与人物活动和故事空间取得高度统一。三个和尚走路、念经、挑水、喝水等重复性的动作和不同的情绪性格在音乐的配合下更显得生动而饶有趣味。

《三个和尚》

        另一重不适应则体现在,音乐学院的作曲训练的独立的音乐表述能力,在电影配乐工作里,音乐要服务于画面,还有时长的限制。“一开始我自己有很多想法,给音乐写了很多层次,到了混录的时候,导演说喧宾夺主,要把音乐的声音拉低,声音一小,什么层次都听不出了。两部片子摸索下来,也就知道配乐的要求了。”

        本身更偏爱肖邦、老柴等古典派系的金复载进了美影厂,一方面要配合着画面讲故事,一方面要重新寻找民族性的音乐语言。同时,大量为儿童创作的美术片还必须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

        “像《舒克和贝塔》,主角就是两只老鼠,那连体验生活都没有没得地方去。”当时,美影厂还组织学习迪士尼的技术,金复载也从国外动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后来发现中国的艺术多种多样、品类丰富,创作的空间反而很大。”

《狐狸打猎人》

        “框架是一定有的,但是还是在可能的框架内最大程度的做风格化的探索。比如《山水情》就一把古琴,古琴那么素的音色,以前是肯定不会用到片子里的;还有后来我配了一部《狐狸打猎人》,全程只有一架钢琴,用钢琴曲表现动物和人之间的互动。”

        到了1080年代,现代派开始逐渐在传入中国,成了学院派作曲家热衷探索的创作风格。金复载也会找机会回音乐学院蹭课,在他为《老鼠嫁女》配乐时也适当融入颇为先锋的无调性音乐创作。短短九分钟的片子中,别具匠心地分割了三个微型乐章,传统的笙、笛、唢呐等传统乐器和钢琴、弦乐等西洋乐器相互挑逗,没有流畅的旋律,而用欢俏的鼓点推动故事的进展。

《老鼠嫁女》

        另一位美影厂的作曲家吴应炬,同样在配乐上表现出相当的探索性。这位为《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配乐的作曲家,到了“文革”之后,开创性的在动画片中大量运用合成器,《人参果》、《葫芦兄弟》等动画在音效上开创出比过往锣鼓点更传神的魔幻色彩。

        回想当年的创作,金复载感叹,“当时的创作氛围就是,虽然是在计划经济下,但所有人都想尽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哪怕一点小心思,都会下大力气去钻研。不像今天,恨不得大家都一样,什么东西效果好,就一窝蜂都去效法。”

美影厂的辉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再也不会有了

美影厂从1957年到1980年代人才积累,几乎全中国所有美术方面的人才都集中在美影厂。 高剑平 澎湃资料

        回顾自己为美术片赋予声音色彩的前半生,金复载对曾经的美影厂有深深的感情和感激,“我现在常常跟学生说,你喜欢不代表你有能力,我开始没想过要搞动画,但美术片激发了我的潜能,因为那个时代那些优秀的动画片,也让我发挥了更多想象,掌握许多情趣风格。我从没有选择走向越来越多的选择,而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因为选择太多,结果其实没有选择。”

        金复载配乐的最后一部美术片《宝莲灯》已经具有相当浓重的商业意味,《想你的365天》、《爱就一个字》等明星演唱的主题曲似乎更能代表人们对那部电影的印象,在考虑音乐民族性的风格与流行通俗歌曲的融合上,金复载也曾经感到过一些“硌应”,至于今天电影主题曲大行其道,甚至完全独立于影片成为另一条宣传路径,金复载认为是今天的电影人没有把音乐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加以考虑。

《宝莲灯》

        “动画配乐就不说了,很多人说今天中国的电影音乐没有跟上世界,我认为其实中国作曲家是有这个水平的,无论是生产音乐的硬件,还是作曲家的理念,我想都是与世界接轨的,但是中国的导演和制作方,显然没有像西方的导演那样懂得发挥音乐在电影中的价值,在创作上对音乐的开掘就不重视。”

        从去年对于“为何《黑猫警长》五集之后没下文”,到今年马克宣作为“最后一位水墨动画大师”去世所引发的讨论,美术片的没落似乎映衬着一代人的心结。曾经陪伴一代人成长的动画作品一次次被重提,1990年代后期以后,被市场经济冲击的美影厂和中国美术电影似乎无以为继。

        问金老“美术片的黄金时代是不是绝无可能再续”?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你看那个黄金时代的构成,有这么几个方面,美影厂从1957年到80年代人才积累,几乎全中国所有美术方面的人才都集中在美影厂。老厂长特伟是个惜才的人,各种运动中有问题的人他也一并收容进厂里,当时‘搜罗’了好多‘右’派分子,为此还在‘文革’中受了批斗。他知道这些人的价值,做什么事人才都是第一位的。

上海译制片厂的奠基人陈叙一(1919-1992)和美影厂的老厂长特伟(1915-2010)

        “第二是体制,赶上计划经济的时代,对艺术来说那或许是个好时代,再加上领导是个一门心思搞艺术的,就能出一批作品。那时候没有市场概念,也不考虑任何利益,尽力做自己本职工作,进厂59块工资,一拿拿了20年,到后来才有很少的一点稿酬。做音乐也不考虑花不花钱,排好时间进录音棚,有专门的电影乐团,计划排练录音,完全根据需要。这个体制的好处就是,金钱考虑少了,艺术自己就考虑多了。

        “第三是前两个因素促成了一个艺术氛围,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大家都想着怎么出新。凡是搞片子的人都受到这样的风气影响,尽管能力有高低,都有这个心。不从市场出发考虑观众,才能激发出各自个性化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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