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大之辨”：困惑中国人的日本认知

        一、自我身份认同的模棱两可，既可能带来一定的危险，也可能带来相应的机会，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危与机”并存。

        从这个意义来讲，也是的确不能过分僵化地看待自己，否则就自我制造了发展和蜕变的阻碍。人们寻常所说的“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也正好含有这样的意思。——再推广开来，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而且对于国家也是这样。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并不算很“大”的国家，却又自以为很“大”，那么也是显出了某种“上进心”。

        二、但反过来说，又正如个人能力确有大小一样，地球的表面形状也是不规则的，所以留给人类的地块也就大小不一，由此在有的时候，即使把自己定位为“小”，也就算不上什么“原罪”，更不属于什么丢人的事。——相反，我在欧洲旅行时看到北欧各国，甚至看到意大利境内的圣马力诺，都真心诚意地羡慕过他们的“小”，甚至由此想起了“小的就是好的”那句名言。政治体量的“小”，往往就意味着单纯和透明，也容易接受民意的监测。

        白纸黑字的证据是，早从《道德经》的写作年代开始，就有很多中国人在欣赏这种“小国寡民”，所以，如果老子当年在出关以后，走到了今天的瑞士和新加坡，看到它们的自我定位如此明确，愿意踏踏实实去做一个“小国”，他一定会还是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就意味着“甘美”和“安乐”，即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三、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本身的国家规模，可以被归入“大”的范畴，然而它的自我形象，也由此而出现了相应的困扰——对此我曾写过《大国之“大”》一文，进行了毫不含糊的剖析。

        说到底，正因为国家的规模太“大”了，内部的差距也就太“大”了，所以中国本身的自我定位，亦随即出现了困扰难解的问题——即使到了现在，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的“第二”乃至“第一”了，可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的“第一百”左右。那么，这样的国家到底属于发达国家呢，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就连这都成了难以回答的问题。

        四、不过，正如中国有句老话所讲的，一方面是“大有大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是“小也有小的难处”，而关键就在于如何去清醒认识和扬长避短。正因为这样，我今番再次就此撰文，便不是要继续检讨中国的情况，而是想分梳一下日本的情况。

        当然，这两种情况也是连在一起的，而由此才构成了成组的对比，正如庄子当年的文章所示，所谓“大小”从来都是相对的：“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庄子·逍遥游》）——这也正是本文标题的语源出处。

        五、首先不妨指出的是，诸如此类的“小大之辨”，一直都在困惑着中国人的日本认知，正因此自己以前才会这么写道：

        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器物，忽略了这些利器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刘东：《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六、再进一步说，也不光是中国人就此会生出迷惑，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因为这样的“小大之辨”，而杞人忧天地滋生出很多困扰——读到下面就可以省悟，有时这根本就是因为想不开而自寻烦恼。

        当然应该承认，还是沿着这样的“小大之辨”，日本的自我定位也在发生着变迁，从而日本的历史也在起着相应的变化。读一读日本的近代史，我们会发现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都是在以命相拼地“以小博大”。而由此日本才从一堆零散的“小”，转变成了维新后的整一的“大”。

        七、于是也就应积极地予以评价，这种“以小搏大”的上进心态，也确曾给日本带来了上升和进取，从而给近代日本带来了发展的机运。

        不过，也许正是因了这一点，某些日本历史的当事人——大概也包括在新世纪的当事人——也就会不由自主地，却只在私下里这么想，要是当年继续去“以小搏大”成功了，当代的日本不就变得更“大”了吗？正因此我才在上次撰文时，引用了小津安二郎的一句电影台词，它给我留下了相当难忘的，甚至匪夷所思的印象：“战胜的话，现在你和我就都在纽约。”

        八、难道说，从这种不知餍足的“蛇吞象”的心态中，我们还看不到从日俄战争，到侵华战争，再到太平洋战争的影子么？

        也正因为这样，又必须再反过来提醒一下，这种习惯于“以小搏大”的赌命做法，也是逻辑地潜藏着必然的灾难——且不说那种兵戎相见，无论如何也是有违于人间正义，只就战争这门艺术本身而言，也是需要各方面的必备资源；否则的话，只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命相拼”，即使单纯从自身的安全出发，也是显得过于冒险和孤注一掷了。

        九、所以就必须把它给说穿：当年发生在日本内部的“以小博大”，受昔日那一堆“小”社会的规模制约，实则并未遭遇过堪称厉害的强敌，更不要说世界级的强敌了。——正因为这样，人们在这类战争中所获得的、相对狭隘的国内历史经验，就不应被简单地带到日本外部去；否则，只会盲目地发挥武士道精神，一味对着外部去争强斗狠，就只能给自己和受到挑战的邻国，全都带来不应有的、灾难性的困扰。

        由此说来，关键还不在一城一池的具体得失，而在一旦把有限度的“以小搏大”，照搬到广袤而不可限量的大陆上来，那么，尽管一时间也许可能会得胜，比如不光是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还有在侵华战争的初期，但毕竟，这只能在特定的外在条件下，部分和暂时地满足主战的希望，——比如，要么是美国方面太过大意，要么是中国方面太过积弱，要么是俄国方面因为内部的缘由，未能派出像朱可夫或华西列夫斯基那样的虎将。

        十、进而言之，就算当年真把战争侥幸打赢了，它以自己原有的那种规模，就果然能在“马背上安天下”么？而它以自己原有的文化高度，就足以消化吞到肚子里的那些东西吗？——这里就涉及实施战争所必备的、更加隐形的那些资源了。

        不管怎么说，要是不能有效消化的话，那么即使退一万步说，就算日本当年一口吞下了中国，无论是丰臣秀吉的那次，还是东条英机的那次，后来所得到的结果也未必就好。让我们看看努尔哈赤的后人们，就知道那终会是什么滋味了：一旦以如此稀少的人口数量，融入了不知大自己多少倍，且更有文化高度和韵味的汉族中间，那么，这对于整个满族的历史命运而言，也只不过是冰雪消融般的一次性失落。——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战败了”对日本反而更好，至少还能保住文化和族群上的认同。

        十一、由此也就联想到，描写珍珠港事变的美国影片《虎虎虎》，之所以会在自己国家一败涂地的结尾处，反而安排日本的战胜者山本五十六，为自己民族的长远前途长叹了一声，也正是沿着这种“理性选择”的逻辑。

        不过，这其实也反过来说明了，美国人从自己的，或曰“正常的”思维方式出发，即使到了真实的战争爆发之后，也仍然感到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小小的一个日本国，竟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以小博大”，或者干脆说，为什么要这样的“不自量力”？毕竟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这无异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无条件投降”。而相形之下，汤因比毕竟是一位大史学家，所以他刚一听到珍珠港那边的轰炸，就在日记中喜不自胜地对自己说——“我们终于打赢了！”

        十二、大约还是出于这种所谓的“正常”心理，正如我在新写的文章中所提醒的，其实美国人即使在时至今日，只顾着跟他们的大陆对手争锋，却还是没有能充分注意到，在日本的潜在文化心理之中，仍然一直埋藏着这样的隐患：

        再加上，在日本原本固有的、并又受到保留的文化心理中，原本就有德川家光式的“以小博大”的精神，或者黑泽明电影中的“以死为美”的精神，更不要说，那种冒死攻打珍珠港的武士道精神，又没有像德国的容克贵族制度那样，在战后受到粉碎式的认真清理，凡此种种，就更从文化的惯性上鼓动了个别政客的挑衅。（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

        十三、当然话说回来，“以小搏大”也要有一定的依据，日本毕竟还是介乎“小大之间”。——按理说，在联合国的全体成员队伍中，其实日本的规模也并不算很“小”；尤其是，如果把海域也都计算在内的话，它甚至比当年的霸主英国都还要“大”些。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拥有了相对雄厚的国力，才有可能生出自以为很“大”的观念。

        只不过，无情而坚硬的现实却又是，它周边的国家偏偏规模更大——不光是这个“一衣带水”的、往往会后发制人的中国，此外还有位于北部边疆、素以骁勇彪悍著称的俄国，以及由当年的黑船所代表的、足以跨太平洋逼近过来的美国……而不幸的是，正如本文主题所示，“小”和“大”的判定又只能是相对而言的。

        十四、试想，如果日本不是正巧位于中国的周边，如果它不是从日俄战争开始以俄国为宿敌，如果它不是偏又在二战中招惹了美国，或者说，如果它是位于非洲或大洋洲那样的地方，那么，它无论怎么去想象自己的规模，大概也都不会引来现实的麻烦。

        然而，现实存在的态势却是，它偏偏就夹在这三个大国的范围内，由此也就特别需要谨慎的生存智慧。——其实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它又拘泥于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和习惯于“以小搏大”的文化心理，也就很容易丧失必要的“现实感”了。

        十五、当然应该意识到，在无穷分化和千变万化的现象界，并不存在着完全一样的两组事物，所以，从比较视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充其量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于是也都有可能带来相应的误导。——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采用“比较”的方式，这毕竟是人类最基本和最简明的思维方式。

        由此，如果上次“德国-瑞士”的对比，有点让绕不出“小大之辨”的邻国感到不舒服，那么就请允许我在这一次，再换用一个“美国-英国”之间的对比吧！也就是说，一方面，正像“G2”这个新词所意味的，中国依它的规模可以比作美国；而另一方面，我们在下文中会不断指出，日本在很多方面则可以比作英国。——当然，既然是在利用“比喻”性的思维，它真正关注的就只是两者的比例关系，所以在这里把日本比作英国，也并不比把它比作瑞士更大，如果中国也相应地被比作德国的话。

        十六、在我看来，日本完全可以，而且绝对应该，把自己跟当年学习过的英国进行对比。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可比性的基础，在于它们全都“立国于岛上”。我们即使仅从这么一个起点，就可以马上得出正反两面的印象。——首先从正面来说，由此带来的好处无疑在于，一旦技术发展得相对成熟，不再被包围自己的大水所困，那么，它们就会在蓝色海洋的时代，率先得到工业化发展的机遇，从而迅速和领先地得以腾飞。

        只不过，在这同一枚硬币的背面，其不言而喻的负面因素也在于，一旦由于它们的这种率先海外扩张，而在殖民地催生出了发展的力量，并且，后者也在几经迟疑和挫折之后，终于接受了现代性和加入了全球化，从而使其国力也开始强盛起来，那么，像英国或日本这样的岛国，其立国之本就会显得相对脆弱，越来越缺乏必要的战略纵深，甚至缺乏足够的物质资源了。

        十七、可是，又不能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让别国的发展总是失败下去、让别国的进程总是受挫下去吧？否则，要么就会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要去出手阻断邻国的发展，从而越来越多地结下历史的积怨；要么就会在别人的发展面前，只去回忆自己辉煌于一时的领先，而对现实的状况感到焦躁和失落。

        这才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现代化运动尽管会有潮起潮落，但它的波澜荡来荡去，毕竟会逐渐在这个地球上摊平。所以在一方面，如果有谁想要阻挡这种趋势，那它反而会落在潮流的后头，甚至会被那巨大的水流所淹没。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能有足够的现实感，也就不难像当年曾经抢得先机一样，如今也坦然地安于这个更公平的世界。

        十八、这正是我们从英国历史中看到的情况。而由此也就愈加地表明，原来这种“立国于岛上”的国家，的确是最容易遭遇到“小大之辨”，竟然一忽儿扩张出去，一忽儿又龟缩回来。所以，由此所造成的种种迷思，也往往就有可能使之陷入严峻的生存考验。

        此外，也不得不提到的是，一般来说生于这类岛国的人们，当然有可能是相当聪明的，因为他们信息通达、耳目聪明；但反过来，这些岛民也有可能，是天生就显得小知间间的，既然他们曾在历史上四面邻海、孤独无邻，并由此造就了心胸狭隘的井底之见。

        十九、顺势而论，惟其有了前一种禀赋，这些岛民在历史和文化上，才相对更容易灵活地调头，正如我见识过的、总是在紧跟世界新潮的丹麦人；然而，惟其有了后一种禀赋，这些岛民也可能表现得相当自闭。

        日本人能够快速从善如流的一面，已经是为世人所心知肚明的了，所以，这里就不妨再讲讲刚好相反的例子。——再来回味一下日本的正式礼服，你会饶有趣味地发现，无论是天皇和皇后所戴的帽子，还是首相所身着的燕尾服，竟然都还是在明治维新时代学到的，而在当今的世界上，大概除了日本人之外，顶多还只有古典乐团在表演时再穿戴它。

        二十、或许有理由这样说，正因为那类的文化传统，起初也并不是由他们所创造的，日本人反而就把它当成了“金科玉律”，不会想到再去对此变通，也根本不知道究竟如何去变通了。

        所以总起来看，一方面，善于学习的确是日本民族的突出优点：无论是以往朝向具有文化高度的唐朝，还是后来朝向具有文化高度的西方，它都能迅速地学到很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可另一方面，这却也同时就预设了他们的缺点：既然这些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就往往不知怎么从根基处进行创造。——这又是我们从“小大之辨”的吊诡中，所意外看到的另一种日本的吊诡特性。

        二十一、如果从它当年的文化“母国”的立场来看，近代日本的可恼之处显然在于，为什么它就没有想到也去当个“头雁”，去带领整个东亚的雁阵高速起飞呢？它的巨大邻国，曾长期让它分享自己的创造，从而沐浴着自己的文明之光，可它怎么才刚多学得这么一点，就非要嚷嚷着去“脱亚入欧”呢？为什么才刚领先这么一点，就连个“亚洲国家”都不屑于再当了呢？

        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郭沫若：《行路难》）

        二十二、 所以在我看来，给现代日本种下了深层祸根的，莫过于当年这种“远交近攻”的“脱亚论”了——“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福泽谕吉：《脱亚论》）

        正因为这样，从地缘政治学的战略意识出发，我又不得不对之进行这样的劝告：“如果从更长远的眼界来看，则无论是‘脱亚入欧’的目标，还是‘脱欧入亚’的目标，都毕竟还是显得太过机械了。说到底，它对两侧都缺乏基本的认同感与忠诚度，所以就必会从两个相反的方位，使日本的地位出现左支右绌——要么就像战后的这种安排那样，成为西方在东亚的‘马前卒’，要么则恢复战前作为说辞的妄念，去替‘大东亚’来首当西方文明之冲。”（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

        二十三、归根结底，在相对而言的国情比对中，就日本自我定位的“小大之辨”而言，其实只有“小”才是比较真实的，而所谓“大”则多是虚拟的，或者说，是它自己想要通过拼搏而达到的。

        当然，即使是最想要“以小搏大”的人，也不可能完全不具备“现实感”，然而可悲的是，那却往往要等到“踢到铁板”之后。——事实上，日本如果真是这么无可争议的“大”，那就不必在战后去当所谓的“艺妓盟友”，而样样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知道非要硬撑着“称大”的人物，其内心还是肯定有点发虚的。

        二十四、那么，思想上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既然认定了在英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切实的可比性，我就很想跟着再来忠告一句，如果想要获得真正清醒的、足以祈福攘灾的“现实感”，那么，日本现在就理应多向英国的历史讨教。——或者调用沟口雄三的一个句式，这正是所谓“作为方法的英国”吧？

        一说到这类“现实感”，眼下人们大概是为了劝戒日本，就总是爱拿它对比德国，表扬它不像这个战败国那样，有了历史罪过就勇于跪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另一方面，至少在“小大之辨”的问题上，其实更具有可比性的，反而是在英国史和日本史之间。

        二十五、正如近代英国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立国于岛上”的民族，当然也可以造就出“日不落帝国”，从而短暂地成就它的一代霸业。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所谓“第一个现代化国家”，都仍为现代化事业刻下了自己的印迹，包括它那无远弗届的语言和文学。

        然而，终究由于其立国基业的狭小，随着全球化真正向全球波及，这样的岛国就不能再维持全球垄断了。——由此而九九归一，至少是它的政治统辖范围，就终究还要缩回自己四面临水的本土。

        二十六、正因为这样，最足以从中找到启发的是，尽管也曾经雄霸一时，包括切实统治过新大陆，然而，一旦在那里爆发了独立战争，英国人马上就在战败之后，表现出了精明过人的“现实感”。——也就是说，一俟发现国力对比发生了逆转，英国的决策头脑马上就变得非常现实，不再虚拟地吹涨起“小大之辨”，转而承认了美国所占据的领导地位，并且在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跨越大西洋的国家联盟。

        而幸运的是，正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紧密关系，才让美国在二战中最终出手援救了英国，——就算丘吉尔对于不列颠帝国的这种没落，总难免还是有点心有戚戚。实际上，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特殊紧密关系，才使得汤因比在美国终于被拖下水的那一刻，有理由写下那句“我们终于打赢了”！

        二十七、这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呢！——如果原本跟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民族，也能具有英国民族这样的灵活性和现实感，不去过分执迷于自己分外的东西，至少不是只在这类的执迷中讨生活，那么，它又有什么理由不像英国人对美国人这样，来回心转意地亲近自己命定的巨大邻邦？

        果然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拨云见日。我们由此会恍然大悟地发现，即使是一次哪怕很血腥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算不了什么，至少不算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美英之间也曾爆发过战争一样。——而关键只在于，只要有了英国人那般清醒的“现实感”，只要有了英国人那般开阔的“大智慧”，那么，所有现存的被动和死结，也就足以被心念一转地化作财富。

        二十八、在本文的开始处，我曾经充满艳羡地提到过瑞士的“小”，而在本文的结尾处，我还要再投以赞赏地提到另一种“小”，那就是像荷兰、葡萄牙这类国家的“小”。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普遍的“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光是英国要从昔日的殖民地中退出，跟它属于同一类的老牌殖民国家如荷兰、葡萄牙，也早已放弃了往年那种“以小搏大”的念头，而退回去专心经营本分中的“小”，并且获得了仍属于领先的生活质量。——即使当今的天下仍不那么理想，但毕竟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没有必要沉醉于那个罪恶的过去。

        如果日本也能彻悟到这一点，那么它终将会惊喜地发现——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恶梦，而只是一场噩梦的结束。

        二十九、如果中日之间终能走到那里，那么在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我提出的“回到东亚历史”，或者“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正因为这样，就让我再来重复一下自己就此的想法——“我所主张的‘回到东亚历史’，就是呼吁要在全球化已经发展得更为均衡的时代，去重新调整在过去的世纪内所发生的倾斜，不再把那些历史的灾难与罪恶当成常态，以正常地安排原应如此的外交与外贸态势、交往与交流活动。”（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

        而准此再进一步地思考，“我所主张的‘回到东亚历史’，就是希望从作为‘长时段’的过往历史中，去找回足以引领它去达成长治久安的基本蓝图，从而让本地区原本认同的‘泛爱众生、推己及人’的普遍价值，重新构成确保‘永久和平’的道义规范，而不再让西方在上个世纪所投下的石头，永远在该地区的水面上激起涟漪。”（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