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大之辨”:困惑中国人的日本认知

刘东

2015-05-31 14: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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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
       一、自我身份认同的模棱两可,既可能带来一定的危险,也可能带来相应的机会,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危与机”并存。
       从这个意义来讲,也是的确不能过分僵化地看待自己,否则就自我制造了发展和蜕变的阻碍。人们寻常所说的“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也正好含有这样的意思。——再推广开来,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而且对于国家也是这样。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并不算很“大”的国家,却又自以为很“大”,那么也是显出了某种“上进心”。
       二、但反过来说,又正如个人能力确有大小一样,地球的表面形状也是不规则的,所以留给人类的地块也就大小不一,由此在有的时候,即使把自己定位为“小”,也就算不上什么“原罪”,更不属于什么丢人的事。——相反,我在欧洲旅行时看到北欧各国,甚至看到意大利境内的圣马力诺,都真心诚意地羡慕过他们的“小”,甚至由此想起了“小的就是好的”那句名言。政治体量的“小”,往往就意味着单纯和透明,也容易接受民意的监测。
       白纸黑字的证据是,早从《道德经》的写作年代开始,就有很多中国人在欣赏这种“小国寡民”,所以,如果老子当年在出关以后,走到了今天的瑞士和新加坡,看到它们的自我定位如此明确,愿意踏踏实实去做一个“小国”,他一定会还是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就意味着“甘美”和“安乐”,即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三、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本身的国家规模,可以被归入“大”的范畴,然而它的自我形象,也由此而出现了相应的困扰——对此我曾写过《大国之“大”》一文,进行了毫不含糊的剖析。
       说到底,正因为国家的规模太“大”了,内部的差距也就太“大”了,所以中国本身的自我定位,亦随即出现了困扰难解的问题——即使到了现在,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的“第二”乃至“第一”了,可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的“第一百”左右。那么,这样的国家到底属于发达国家呢,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就连这都成了难以回答的问题。
       四、不过,正如中国有句老话所讲的,一方面是“大有大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是“小也有小的难处”,而关键就在于如何去清醒认识和扬长避短。正因为这样,我今番再次就此撰文,便不是要继续检讨中国的情况,而是想分梳一下日本的情况。
       当然,这两种情况也是连在一起的,而由此才构成了成组的对比,正如庄子当年的文章所示,所谓“大小”从来都是相对的:“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庄子·逍遥游》)——这也正是本文标题的语源出处。
       五、首先不妨指出的是,诸如此类的“小大之辨”,一直都在困惑着中国人的日本认知,正因此自己以前才会这么写道:
       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器物,忽略了这些利器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刘东:《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六、再进一步说,也不光是中国人就此会生出迷惑,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因为这样的“小大之辨”,而杞人忧天地滋生出很多困扰——读到下面就可以省悟,有时这根本就是因为想不开而自寻烦恼。
       当然应该承认,还是沿着这样的“小大之辨”,日本的自我定位也在发生着变迁,从而日本的历史也在起着相应的变化。读一读日本的近代史,我们会发现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都是在以命相拼地“以小博大”。而由此日本才从一堆零散的“小”,转变成了维新后的整一的“大”。
       七、于是也就应积极地予以评价,这种“以小搏大”的上进心态,也确曾给日本带来了上升和进取,从而给近代日本带来了发展的机运。
       不过,也许正是因了这一点,某些日本历史的当事人——大概也包括在新世纪的当事人——也就会不由自主地,却只在私下里这么想,要是当年继续去“以小搏大”成功了,当代的日本不就变得更“大”了吗?正因此我才在上次撰文时,引用了小津安二郎的一句电影台词,它给我留下了相当难忘的,甚至匪夷所思的印象:“战胜的话,现在你和我就都在纽约。”
       八、难道说,从这种不知餍足的“蛇吞象”的心态中,我们还看不到从日俄战争,到侵华战争,再到太平洋战争的影子么?
       也正因为这样,又必须再反过来提醒一下,这种习惯于“以小搏大”的赌命做法,也是逻辑地潜藏着必然的灾难——且不说那种兵戎相见,无论如何也是有违于人间正义,只就战争这门艺术本身而言,也是需要各方面的必备资源;否则的话,只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命相拼”,即使单纯从自身的安全出发,也是显得过于冒险和孤注一掷了。
       九、所以就必须把它给说穿:当年发生在日本内部的“以小博大”,受昔日那一堆“小”社会的规模制约,实则并未遭遇过堪称厉害的强敌,更不要说世界级的强敌了。——正因为这样,人们在这类战争中所获得的、相对狭隘的国内历史经验,就不应被简单地带到日本外部去;否则,只会盲目地发挥武士道精神,一味对着外部去争强斗狠,就只能给自己和受到挑战的邻国,全都带来不应有的、灾难性的困扰。
       由此说来,关键还不在一城一池的具体得失,而在一旦把有限度的“以小搏大”,照搬到广袤而不可限量的大陆上来,那么,尽管一时间也许可能会得胜,比如不光是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还有在侵华战争的初期,但毕竟,这只能在特定的外在条件下,部分和暂时地满足主战的希望,——比如,要么是美国方面太过大意,要么是中国方面太过积弱,要么是俄国方面因为内部的缘由,未能派出像朱可夫或华西列夫斯基那样的虎将。
       十、进而言之,就算当年真把战争侥幸打赢了,它以自己原有的那种规模,就果然能在“马背上安天下”么?而它以自己原有的文化高度,就足以消化吞到肚子里的那些东西吗?——这里就涉及实施战争所必备的、更加隐形的那些资源了。
       不管怎么说,要是不能有效消化的话,那么即使退一万步说,就算日本当年一口吞下了中国,无论是丰臣秀吉的那次,还是东条英机的那次,后来所得到的结果也未必就好。让我们看看努尔哈赤的后人们,就知道那终会是什么滋味了:一旦以如此稀少的人口数量,融入了不知大自己多少倍,且更有文化高度和韵味的汉族中间,那么,这对于整个满族的历史命运而言,也只不过是冰雪消融般的一次性失落。——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战败了”对日本反而更好,至少还能保住文化和族群上的认同。
       十一、由此也就联想到,描写珍珠港事变的美国影片《虎虎虎》,之所以会在自己国家一败涂地的结尾处,反而安排日本的战胜者山本五十六,为自己民族的长远前途长叹了一声,也正是沿着这种“理性选择”的逻辑。
       不过,这其实也反过来说明了,美国人从自己的,或曰“正常的”思维方式出发,即使到了真实的战争爆发之后,也仍然感到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小小的一个日本国,竟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以小博大”,或者干脆说,为什么要这样的“不自量力”?毕竟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这无异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无条件投降”。而相形之下,汤因比毕竟是一位大史学家,所以他刚一听到珍珠港那边的轰炸,就在日记中喜不自胜地对自己说——“我们终于打赢了!”
       十二、大约还是出于这种所谓的“正常”心理,正如我在新写的文章中所提醒的,其实美国人即使在时至今日,只顾着跟他们的大陆对手争锋,却还是没有能充分注意到,在日本的潜在文化心理之中,仍然一直埋藏着这样的隐患:
       再加上,在日本原本固有的、并又受到保留的文化心理中,原本就有德川家光式的“以小博大”的精神,或者黑泽明电影中的“以死为美”的精神,更不要说,那种冒死攻打珍珠港的武士道精神,又没有像德国的容克贵族制度那样,在战后受到粉碎式的认真清理,凡此种种,就更从文化的惯性上鼓动了个别政客的挑衅。(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
       十三、当然话说回来,“以小搏大”也要有一定的依据,日本毕竟还是介乎“小大之间”。——按理说,在联合国的全体成员队伍中,其实日本的规模也并不算很“小”;尤其是,如果把海域也都计算在内的话,它甚至比当年的霸主英国都还要“大”些。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拥有了相对雄厚的国力,才有可能生出自以为很“大”的观念。
       只不过,无情而坚硬的现实却又是,它周边的国家偏偏规模更大——不光是这个“一衣带水”的、往往会后发制人的中国,此外还有位于北部边疆、素以骁勇彪悍著称的俄国,以及由当年的黑船所代表的、足以跨太平洋逼近过来的美国……而不幸的是,正如本文主题所示,“小”和“大”的判定又只能是相对而言的。
       十四、试想,如果日本不是正巧位于中国的周边,如果它不是从日俄战争开始以俄国为宿敌,如果它不是偏又在二战中招惹了美国,或者说,如果它是位于非洲或大洋洲那样的地方,那么,它无论怎么去想象自己的规模,大概也都不会引来现实的麻烦。
       然而,现实存在的态势却是,它偏偏就夹在这三个大国的范围内,由此也就特别需要谨慎的生存智慧。——其实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它又拘泥于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和习惯于“以小搏大”的文化心理,也就很容易丧失必要的“现实感”了。
       十五、当然应该意识到,在无穷分化和千变万化的现象界,并不存在着完全一样的两组事物,所以,从比较视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充其量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于是也都有可能带来相应的误导。——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采用“比较”的方式,这毕竟是人类最基本和最简明的思维方式。
       由此,如果上次“德国-瑞士”的对比,有点让绕不出“小大之辨”的邻国感到不舒服,那么就请允许我在这一次,再换用一个“美国-英国”之间的对比吧!也就是说,一方面,正像“G2”这个新词所意味的,中国依它的规模可以比作美国;而另一方面,我们在下文中会不断指出,日本在很多方面则可以比作英国。——当然,既然是在利用“比喻”性的思维,它真正关注的就只是两者的比例关系,所以在这里把日本比作英国,也并不比把它比作瑞士更大,如果中国也相应地被比作德国的话。
       十六、在我看来,日本完全可以,而且绝对应该,把自己跟当年学习过的英国进行对比。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可比性的基础,在于它们全都“立国于岛上”。我们即使仅从这么一个起点,就可以马上得出正反两面的印象。——首先从正面来说,由此带来的好处无疑在于,一旦技术发展得相对成熟,不再被包围自己的大水所困,那么,它们就会在蓝色海洋的时代,率先得到工业化发展的机遇,从而迅速和领先地得以腾飞。
       只不过,在这同一枚硬币的背面,其不言而喻的负面因素也在于,一旦由于它们的这种率先海外扩张,而在殖民地催生出了发展的力量,并且,后者也在几经迟疑和挫折之后,终于接受了现代性和加入了全球化,从而使其国力也开始强盛起来,那么,像英国或日本这样的岛国,其立国之本就会显得相对脆弱,越来越缺乏必要的战略纵深,甚至缺乏足够的物质资源了。
       十七、可是,又不能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让别国的发展总是失败下去、让别国的进程总是受挫下去吧?否则,要么就会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要去出手阻断邻国的发展,从而越来越多地结下历史的积怨;要么就会在别人的发展面前,只去回忆自己辉煌于一时的领先,而对现实的状况感到焦躁和失落。
       这才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现代化运动尽管会有潮起潮落,但它的波澜荡来荡去,毕竟会逐渐在这个地球上摊平。所以在一方面,如果有谁想要阻挡这种趋势,那它反而会落在潮流的后头,甚至会被那巨大的水流所淹没。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能有足够的现实感,也就不难像当年曾经抢得先机一样,如今也坦然地安于这个更公平的世界。
       十八、这正是我们从英国历史中看到的情况。而由此也就愈加地表明,原来这种“立国于岛上”的国家,的确是最容易遭遇到“小大之辨”,竟然一忽儿扩张出去,一忽儿又龟缩回来。所以,由此所造成的种种迷思,也往往就有可能使之陷入严峻的生存考验。
       此外,也不得不提到的是,一般来说生于这类岛国的人们,当然有可能是相当聪明的,因为他们信息通达、耳目聪明;但反过来,这些岛民也有可能,是天生就显得小知间间的,既然他们曾在历史上四面邻海、孤独无邻,并由此造就了心胸狭隘的井底之见。
       十九、顺势而论,惟其有了前一种禀赋,这些岛民在历史和文化上,才相对更容易灵活地调头,正如我见识过的、总是在紧跟世界新潮的丹麦人;然而,惟其有了后一种禀赋,这些岛民也可能表现得相当自闭。
       日本人能够快速从善如流的一面,已经是为世人所心知肚明的了,所以,这里就不妨再讲讲刚好相反的例子。——再来回味一下日本的正式礼服,你会饶有趣味地发现,无论是天皇和皇后所戴的帽子,还是首相所身着的燕尾服,竟然都还是在明治维新时代学到的,而在当今的世界上,大概除了日本人之外,顶多还只有古典乐团在表演时再穿戴它。
       二十、或许有理由这样说,正因为那类的文化传统,起初也并不是由他们所创造的,日本人反而就把它当成了“金科玉律”,不会想到再去对此变通,也根本不知道究竟如何去变通了。
       所以总起来看,一方面,善于学习的确是日本民族的突出优点:无论是以往朝向具有文化高度的唐朝,还是后来朝向具有文化高度的西方,它都能迅速地学到很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可另一方面,这却也同时就预设了他们的缺点:既然这些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就往往不知怎么从根基处进行创造。——这又是我们从“小大之辨”的吊诡中,所意外看到的另一种日本的吊诡特性。
       二十一、如果从它当年的文化“母国”的立场来看,近代日本的可恼之处显然在于,为什么它就没有想到也去当个“头雁”,去带领整个东亚的雁阵高速起飞呢?它的巨大邻国,曾长期让它分享自己的创造,从而沐浴着自己的文明之光,可它怎么才刚多学得这么一点,就非要嚷嚷着去“脱亚入欧”呢?为什么才刚领先这么一点,就连个“亚洲国家”都不屑于再当了呢?
       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郭沫若:《行路难》)
       二十二、 所以在我看来,给现代日本种下了深层祸根的,莫过于当年这种“远交近攻”的“脱亚论”了——“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福泽谕吉:《脱亚论》)
       正因为这样,从地缘政治学的战略意识出发,我又不得不对之进行这样的劝告:“如果从更长远的眼界来看,则无论是‘脱亚入欧’的目标,还是‘脱欧入亚’的目标,都毕竟还是显得太过机械了。说到底,它对两侧都缺乏基本的认同感与忠诚度,所以就必会从两个相反的方位,使日本的地位出现左支右绌——要么就像战后的这种安排那样,成为西方在东亚的‘马前卒’,要么则恢复战前作为说辞的妄念,去替‘大东亚’来首当西方文明之冲。”(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
       二十三、归根结底,在相对而言的国情比对中,就日本自我定位的“小大之辨”而言,其实只有“小”才是比较真实的,而所谓“大”则多是虚拟的,或者说,是它自己想要通过拼搏而达到的。
       当然,即使是最想要“以小搏大”的人,也不可能完全不具备“现实感”,然而可悲的是,那却往往要等到“踢到铁板”之后。——事实上,日本如果真是这么无可争议的“大”,那就不必在战后去当所谓的“艺妓盟友”,而样样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知道非要硬撑着“称大”的人物,其内心还是肯定有点发虚的。
       二十四、那么,思想上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既然认定了在英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切实的可比性,我就很想跟着再来忠告一句,如果想要获得真正清醒的、足以祈福攘灾的“现实感”,那么,日本现在就理应多向英国的历史讨教。——或者调用沟口雄三的一个句式,这正是所谓“作为方法的英国”吧?
       一说到这类“现实感”,眼下人们大概是为了劝戒日本,就总是爱拿它对比德国,表扬它不像这个战败国那样,有了历史罪过就勇于跪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另一方面,至少在“小大之辨”的问题上,其实更具有可比性的,反而是在英国史和日本史之间。
       二十五、正如近代英国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立国于岛上”的民族,当然也可以造就出“日不落帝国”,从而短暂地成就它的一代霸业。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所谓“第一个现代化国家”,都仍为现代化事业刻下了自己的印迹,包括它那无远弗届的语言和文学。
       然而,终究由于其立国基业的狭小,随着全球化真正向全球波及,这样的岛国就不能再维持全球垄断了。——由此而九九归一,至少是它的政治统辖范围,就终究还要缩回自己四面临水的本土。
       二十六、正因为这样,最足以从中找到启发的是,尽管也曾经雄霸一时,包括切实统治过新大陆,然而,一旦在那里爆发了独立战争,英国人马上就在战败之后,表现出了精明过人的“现实感”。——也就是说,一俟发现国力对比发生了逆转,英国的决策头脑马上就变得非常现实,不再虚拟地吹涨起“小大之辨”,转而承认了美国所占据的领导地位,并且在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跨越大西洋的国家联盟。
       而幸运的是,正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紧密关系,才让美国在二战中最终出手援救了英国,——就算丘吉尔对于不列颠帝国的这种没落,总难免还是有点心有戚戚。实际上,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特殊紧密关系,才使得汤因比在美国终于被拖下水的那一刻,有理由写下那句“我们终于打赢了”!
       二十七、这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呢!——如果原本跟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民族,也能具有英国民族这样的灵活性和现实感,不去过分执迷于自己分外的东西,至少不是只在这类的执迷中讨生活,那么,它又有什么理由不像英国人对美国人这样,来回心转意地亲近自己命定的巨大邻邦?
       果然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拨云见日。我们由此会恍然大悟地发现,即使是一次哪怕很血腥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算不了什么,至少不算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美英之间也曾爆发过战争一样。——而关键只在于,只要有了英国人那般清醒的“现实感”,只要有了英国人那般开阔的“大智慧”,那么,所有现存的被动和死结,也就足以被心念一转地化作财富。
       二十八、在本文的开始处,我曾经充满艳羡地提到过瑞士的“小”,而在本文的结尾处,我还要再投以赞赏地提到另一种“小”,那就是像荷兰、葡萄牙这类国家的“小”。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普遍的“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光是英国要从昔日的殖民地中退出,跟它属于同一类的老牌殖民国家如荷兰、葡萄牙,也早已放弃了往年那种“以小搏大”的念头,而退回去专心经营本分中的“小”,并且获得了仍属于领先的生活质量。——即使当今的天下仍不那么理想,但毕竟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没有必要沉醉于那个罪恶的过去。
       如果日本也能彻悟到这一点,那么它终将会惊喜地发现——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恶梦,而只是一场噩梦的结束。
       二十九、如果中日之间终能走到那里,那么在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我提出的“回到东亚历史”,或者“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正因为这样,就让我再来重复一下自己就此的想法——“我所主张的‘回到东亚历史’,就是呼吁要在全球化已经发展得更为均衡的时代,去重新调整在过去的世纪内所发生的倾斜,不再把那些历史的灾难与罪恶当成常态,以正常地安排原应如此的外交与外贸态势、交往与交流活动。”(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
       而准此再进一步地思考,“我所主张的‘回到东亚历史’,就是希望从作为‘长时段’的过往历史中,去找回足以引领它去达成长治久安的基本蓝图,从而让本地区原本认同的‘泛爱众生、推己及人’的普遍价值,重新构成确保‘永久和平’的道义规范,而不再让西方在上个世纪所投下的石头,永远在该地区的水面上激起涟漪。”(刘东:《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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