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忙于跟同性恋战斗的教会

尴尬的教会：忙于同LGBT作战，忽略了其他急迫现实

        教会曾经在西方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在日渐世俗化的当今世界，它仍在许多社会议题上具有强有力的干预能力。然而长期以来，随着教会道德权威的衰落，年轻一代在摆脱束缚的同时，教会的社会干预能力也遭到挑战——有时，这并非全是好事。

        本周，爱尔兰公投令同性婚姻合法化，彰显了教会的尴尬处境。而近期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政治、宗教领袖在参加“天主教福音派领袖克服贫困峰会”（Catholic-Evangelical Leadership Summit on Overcoming Poverty）时，即讨论了教会怎样在越来越棘手的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中发挥作用。

        据英国《卫报》24日报道，爱尔兰公民就是否通过修改宪法、允许同性之间结婚举行了全民公投。官方宣布的结果显示，62%的爱尔兰人投票支持修改国家宪法。由此，爱尔兰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全民公投，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公投结果出来后，天主教爱尔兰都柏林总主教迪亚姆德·马丁(Diarmuid Martin)表示，作为道德权威，天主教会需要在爱尔兰进行自我重建，重新与年轻人建立关系。

        而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伯多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则称，爱尔兰近期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人类的失败”，此评论是天主教会对这次有争议的公投最强烈的措辞。

        接纳同性婚姻的爱尔兰与天主教会渐行渐远，但改变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纽约时报》说，爱尔兰在1922年脱离英国后几乎就是梵蒂冈的殖民地，本质上施行神权统治。比如，在成为总主教前，曾在位多年的都柏林总主教约翰·查尔斯·麦夸伊德(John Charles McQuaid)在《爱尔兰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其中贯彻了保守教义，“连哪里加逗号之类的细节都亲自过问”。这种无以制衡的教会统治持续了数十年。

        随着爱尔兰文化的演变，人们逐渐对教会感到不满，而教会有能力影响或者动摇爱尔兰社会辩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一般认为，欧洲社会相较美国更世俗一些。在美国，教会仍能吸引大量人口。据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新闻网站《基督邮报》（The Christian Post）报道，在5月11-13日举行的“天主教福音派领袖克服贫困峰会”上，最受人关注的是奥巴马和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关于教会如何克服贫困的对话。帕特南新书《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周报君之前已多有介绍，其中不乏教会如何改善贫困现象、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实例与论述。

        在与会者看来，如今的教会太忙于同LBG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战斗，而忽略了更急迫的贫困问题。同LBGT作战使其失去年轻人，从而失去了控诉社会不公的精力和道德权威。

        在之前接受《基督邮报》访谈时，帕特南指出：“宗教团体太重要了。我曾写过一整本书阐发宗教团体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可以有多重要。我认为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从宗教团体中脱落出来是很不幸的。因此，教会应当扮演重要的主角，不仅是在家庭结构或婚姻方面，同时也是出于帮助那些孩子的目的。”

        这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启蒙运动的捍卫者与批判者

        今日学院里，许多学者动辄要为启蒙运动辩护，尤其是为其中有关政治与个人自由、人权、科学理性、世俗主义和自由的公共论辩等理念而辩。在他们看来，启蒙正饱受攻击——它不乏敌人：从宗教保守主义者到否定科学者再到左翼后现代主义者。

        本周，《新共和》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批评的文化：我们亏欠启蒙运动什么？》的文章，以评论意大利思想史家Vincenzo Ferrone著作《启蒙：一个观念的历史》（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最新英译本为契机，评论了近年来论述启蒙运动的几本重要书籍。

        文章说，为启蒙运动辩护成了学院里的一个“产业”，各个阵营各有阐释，想到攻击。但近年来，一些杰出学者决定向大众传达他们的辩护。Lynn Hunt出版于2007年的《人权发明史》（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是其中较早的一本。她以美国政府虐囚事件以及含蓄地提到新兴霸权国家如何拥抱科学发展却反对人权的事例，来讲述启蒙运动的理念和“人性软实力”受到的攻击。而在2013年出版的《启蒙运动为何依然重要》（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一书中，Anthony Pagden考察了启蒙运动哲学史，保卫它免受那些否认科学发展、政治自由和“全球正义”的“神权政治”和“基督教权的界限”的攻击。

        文章作者Jacob Soll说，这些书，以及整体的辩护，确有一定的效用。尽管事实是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都建立在启蒙思想上，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美国人理解启蒙运动对这些文件的关系。许多自然神论者，如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和伊桑·艾伦，因为蔑视有组织的宗教，在今日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很难获得遴选。废除酷刑和死刑，是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在启蒙社会中看到的应有之义，在今日美国大部分地区却成了政治诅咒。即使是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一般也是遭到拒绝或忽略，只有40％的美国人站在科学这边，认为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的。而当乔治·W·布什赢得2004年大选时，有人描述这是一场“启蒙熄火”的胜利，启蒙运动的理念哪怕在那个建成于它之上的国家也正在经历危机。

        而Vincenzo Ferrone新近英译的书《启蒙：一个观念的历史》（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引人注目。Ferrone认为，启蒙的重要性不是它的胜利，而是其公开辩论的核心。作为一名意大利思想史家和牛顿研究专家，Ferrone认为启蒙必须不能仅仅是对世俗的政治理念的捍卫，但最重要的，是对他所说的“批判性思维”传统的捍卫。康德定义启蒙为“人类向改善而进步”，“公开的使用理性的自由”，Ferrone认为正是这种批判进程推动了公众舆论和政治，给了我们人权、宽容和个人自由的语言。在Ferrone看来，从18世纪的伏尔泰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长久地讨论启蒙的理念，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伟大的精神遗产。而那些被视为启蒙批评者的伟大人物，在Ferrone看来，其实也是启蒙传统的捍卫者。

女性哲学家何在？

        教材上哲学家的刻板印象：大胡子的老男人。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都知道，从古希腊起，哲学写作是由男人把持的。而近几十来，虽然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学者将之前被忽略的女性都囊括其中。但对于哲学，这样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

        今年春天，诺顿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诺顿哲学指南》，就引发了广泛的吐槽。在这本由多位杰出学者编写的1000多页的教材中，上下2400年哲学史，却直到20世纪中期，才出现了一个女性哲学家。这当然不是例外。近日，来自杜克大学的Andrew Janiak和哥伦比亚大学Christia Mercer两位教授，讨论起哲学史应该反思其性别问题，引发较多关注。

        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两位教授提到，在1747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中，康德引用了另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这位哲学家研究牛顿、宗教、科学和数学。她是一位女性，名字叫爱弥尔·沙特莱（Émilie Du Châtelet）。

        但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却未曾在《诺顿哲学指南》出现过，更不用说那些小规模的教材了。而哪怕受过教育的公众也只知道这位女士曾激发过伏尔泰热烈的爱情。Andrew Janiak叹道，虽然17世纪许多女性思想家影响很大，但现代的哲学史几乎把她们忘掉了。有感于此，他设立了Project Vox网，希望通过类似维基百科的方式，发掘那些被历史掩盖的女性哲学家。

        《大西洋月刊》一篇评论文章说，尽管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的传播，对从文学到人类学这些领域影响甚大，但哲学系的学生很可能可以完全不知道女性哲学家的历史贡献也不觉有何损失。男性占领经典，从而造成天才与性别连在一起的神话。

        但这却不是事实，文章作者指出：从近年来最可靠的数据来看，2009年全美的哲学系中约有35%的教员是女性，而这年博士学位得主中只有30%是女性。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的全球数据也差不多。

        文章说：我们不希望人们因为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把女性作者加入到课程里。而是，如果你不教她们，就不能给学生一个准确的哲学史全景。

【本周小书】

        戈培尔从1923年到1945年死前三个星期，几乎每天都记日记。1992年，它们在莫斯科被人发现。以这些海量素材为基础，《戈培尔传》恐怕是其生平最为准确的描述。

《拉甲之泪：印度1805-1905年的叛变、金钱与婚姻》

        费迪南·芒特很少主动谈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在1771-1909年之间，他的远近亲戚中有超过20名在那里工作。在这本书中，他透过一个苏格兰家庭的经历，谈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