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是如何兴起的：监禁“疯人”，曾是一桩买卖

        5月下旬，一则新闻，震惊全球。英国某疯人院旧址之下挖掘出了约3000具人类遗骸。从这些遗骸中可以看出，早期的精神病人可能曾遭遇野蛮治疗。而据保守估计，这里至少埋藏着2万具尸骸。

        疯人院，是近现代精神病院的原型。当年发生在院中的故事，似乎早已飞灰烟灭。然而，监禁疯人的场所却又一次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尽管，横跨三个多世纪的数场精神医疗革命似已促成了精神医疗的现代化。然而，精神病院是如何产生的，其内部到底发生过什么？这些问题仍然充满了迷雾。

监禁“疯人”，曾是一桩买卖

        长期以来，对于疯人的照料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早在《法典（Laws）》中，柏拉图就告诫道：“一个人若疯了，不能不加管制地在城邦中自由生活，其家人必须尽可能给予照顾。”这一传统在欧洲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共同体内部，对于威胁到周围社会生活的人、无力照顾自己的人，家族所在地的慈善团体、教区民众会伸出援助之手。18世纪之前，仅有极小比例的疯人会被送入疯人院。

        据历史学者罗伊・波特考证，17-18世纪的英格兰疯人院几乎都是私人经营的。管制疯人成了一桩不错的买卖。各类参差不齐的疯人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既有自我创业的小微型疯人屋，也有较大规模的看护机构，其中有些是面向富有人群，收费不菲，而有些则价格低廉。疯人院的经营者中虽有医生，但也有许多医疗的“门外汉”。这些疯人院选址颇具隐蔽性，至少也是隔离而存在，其拥有者对内有绝对的支配权。

        萨米尔・布鲁克肖（Samuel Bruckshaw）是苏格兰出生的商人。1770年他和地方上的官员发生过几次争执。他怀疑有人策划阴谋榨取他的财产。根据他的记载，仇敌收买了两名外科医生绑架了他，用马车拉到了兰开夏州，并将他监禁到一座叫威尔逊的私人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扔进冰冷的监禁室，食不果腹，并遭受到看护者非人的虐待。他试图邮寄的信件也几乎都被扣押了，最终依靠其兄弟的斡旋才得以出院。布鲁克肖的遭遇绝非个案，当时多数被监禁者没有他这般幸运，无法得以最终逃脱，多数人遭受终身监禁，尸骨或许就被埋葬在病院附近。

        为控诉私人经营的精神病院，布鲁克肖曾在1774年出版了两本小册子，即《一个异常残酷的投监体验案例：布鲁克肖的陈述、建议和声明》、《私立疯人院非人虐待的又一个证据》。也是在这一年，英格兰颁布了《疯人院法（The Madhouses Act）》。该法规定政府官员有监督私立疯人院的权力和责任。疯人院每年都要接受政府年检，递交住院者名册，接受核实，并确定接纳人数的上限。疯人的监禁权被部分分离出来，监管疯人必须首先获得医师的证明。至此，医师处理疯人事务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公立精神病院如何兴起？

        尽管，布鲁克肖的回忆录坐实了当时存在不当监禁的事实，但福柯提出的“大监禁（grand renfermement）”仍广受质疑。按照现今的历史学家形成一般共识，17-18世纪所谓的“大监禁”似乎并不存在。

        不过，私立疯人院监禁疯人的“生意”的确促进了精神医疗的发展。一般认为，临床医学领域，是先有医生再发展出医院。但精神医疗领域恰恰相反。对待疯人，原本传统的治疗手段是试图制服疯人的“兽性”，常常采用物理捆绑、催吐、灌肠甚至放血等疗法，随着疯人院的兴起，医师有了处置病人的实践，才有机会改变原有精神医疗的模式。

        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一种对精神疾病治疗的乐观主义态度重新确立起来。当时的精神医生们认为设计并管理好精神病院对治疗病人有益。伦敦圣卢克精神病院的威廉・巴蒂（William Battie）就主张：“管理比药物更有效。”他认为疯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发性的，而另一种是间接性的。前者无法治愈，但后者因遭遇某些事件导致，是可以治疗的。他还指出，春季放血、传统医药及外科器械都无太大作用，最优疗法是“管理”——管理是极其个别化的技术，需要针对矫正某一病人的妄想和奇异行为，设计出一整套的人际互动方案。威廉・巴蒂的疯人管理法影响巨大。1788年，托马斯・阿诺、法兰西斯・威利斯等人应招治疗乔治三世的疯癫病时，也借用了与此相关的疗法。这是“道德疗法”的前身。此后不久，在英格兰的约克精神病院发展出一整套模拟家庭环境，试图通过重建病患所在的环境从而改变其行为。

        在道德疗法方面，被尊为现代精神医学的始祖的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是其重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法国大革命时，社会充斥着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氛围，他提倡解除对疯人的身体禁锢。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

        皮内尔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一方面强调真正的治疗是实现患者的自控、重建内在理性的秩序，因而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和医疗责任是把疯人当人对待，解除他们身上沉重的镣铐，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只有类似精神病院式的封闭环境才是最适合治疗的场所。或许正是皮内尔这一充满理想与内在矛盾的改革，使得精神病院成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种便利手段。

        19世纪之后，欧美多地投入举国之力建设精神病院，国家公立精神病院兴起。1838年，法国进一步落实拿破仑法典的要求，颁布了相关法令，并推广皮内尔的道德疗法。法令规定，各省若没有足够的、经过国家认定的精神病患收容机构，则必须建立新的公立精神病院。英国则于1845年通过了立法修订，赋予了精神医师监管疯人的合法权力。

        于是，在19世纪的整个欧洲，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精神病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建起来，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迅速膨胀。1800年在英格兰仅有不到一万人住在精神病院中，一个世纪之后人数则增加了十倍之多。欧洲大陆的情况也与之相近。也在这100年，工业革命兴起、人口大量迁徙、城市化迅猛发展，精神病院如同学校、贫困救济院、监狱一样，被认为是化解上述各类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之一。

精神病院为何迅速兴起？

        19世纪精神病院大量增加。医疗史学者斯卡尔通过细致的考据认为，精神病院的增加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密切相关。以英国为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变迁，在社会结构的重组中，首当其冲的是家庭，传统社会责任的奔溃严重削弱了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连带感，导致家庭功能受损、再也无法承担起照料疯人的责任。大量不具备生产能力或“危险”的人被送入机构，精神病院因而快速兴起。

        不过，这一观点已受到质疑。因为在爱尔兰，精神病院数量增长加快的时期，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精神病院的兴起并不仅仅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人们愿意花钱买服务，请人来照顾疯人，而不再由家庭来承担这一责任。可以说，精神病院的增加与社会富裕程度的提升、家庭功能的缩小有关。

        一种更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精神病院的兴起是社会控制加强的结果。18世纪之后，精神疾病开始指向道德层面，进入19世纪，酗酒、自慰、同性恋等行为也被纳入精神疾病的范围。精神病院成为能够进行各种矫治，通过道德疗法来实践主流道德观的理想场所。

        在多种促成力量当中，精神医疗专业化力量的发展十分突出。1845年修订立法之后，精神医生拥有了监禁和管理精神病人的权力，精神医师职业团体随之发展起来，这些团体开始创办精神病学的专业期刊，精神病院的管理也成为重要的专业领域之一，精神医疗的专业权威也得以确立起来了。

        然而，尚无充分的史料证明，精神病院是在系统地控制，并有目的地规训各类异常人群，历史的复杂性令人很难妄下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医疗已垄断了对精神病人处置的权力，即认为精神医疗建立起专业帝国主义，成为社会秩序代言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神医疗权力实际上处处受到其他权力系统的限制。至少在英格兰，社会福利机构负责区分出精神失常的穷人，并有权决定是否将其送至公立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疾病的鉴定中，法官、警察、律师等不断质疑精神医学的专业知识，时常出现对精神病院不当监禁的指控。

        两种认识都或多或少道出了事实的部分真相，我们很难将精神病院的兴起放置于社会经济发展脉络之外来加以理解。这二者彼此互动密切，最终促成了看护精神病人的机构化。精神病院的兴起是19世纪前半的时代标志之一，它确立起了一种乐观主义的认识论，又巧妙地结合起了市场经济的机制和理性国家的责任，并造就了专业精英裹挟着国家力量形成了治疗那些不幸之人的正当途径与封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