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诸大建:生态文明必须渗透到各方面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系主任
2015-06-03 22:04
来源:澎湃新闻
市政厅 >
字号

上海按二氧化碳排放的三个指标与全球城市比,都偏大。 寇聪 澎湃资料

        讨论2050,我觉得很重要,可能要预判。我讲三个问题:一个问题,2050应该去哪里?国际大趋势以及制订战略规划的时候,有什么关注的方向?第二,现在在哪里?上海现在的情况属于什么?第三,从现在到那里的路径是什么?我提出一些方法,看看能不能对2050提出一些新的东西。

        先讲应该到哪里去。

        国际上认为,不管你是国家还是城市,现在发展有三条曲线。一是生活质量,二是经济增长,第三就是资源环境。国际现在在讨论中长期概念,宏观“脱钩”,讨论一个峰值,讨论一个天花板。

        罗马俱乐部核心成员Jorgen Randers(乔根·兰德斯)教授又写了一本书,《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2012年到2052年,他说,21世纪进入一个平台期,前面都是往上走,超越增长能力,现在出现一种积极现象,2040年人口到顶点,2040年的GDP也走向稳态,世界整个GDP均值在2个点左右。欧美基本1-2个点。GDP斜率也变陡了,对能源消耗、温度增长有点滞后,二氧化碳预测是超过2020年,原来2020年到峰值,总的理论不像40年前那么悲观,倒是走向一个平台。实际上,资源环境生态消耗跟我们经济增长的规模是有关系的。

        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都在做新一轮规划。纽约的规划基本是以能源分摊为核心,以2005年为基点,到2030年,目标是比2005年减少30%。增量的经济要耗掉27%,所以要净减57个点,这57点要分布在25年里面,如何去分配,如何区隔在三大部门(工业部门、交通部门、建筑部门)之间。

        前些天我在首尔参会,会议上首尔市长宣布,首尔承诺今年下半年到2030年相对2005年节省二氧化碳排放60%,用的都是单位GDP碳强度。先是作为单位GDP脱钩,主要落实在产业部门。比如我们现在讨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工业变成轻工业、服务业占主导地位,都是讨论效率问题。这个指标就是单位GDP的能耗或者物质消耗,或者二氧化碳强度。它效率提高了,如果总规模没有控制,继续会往上冲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临时的阶段。第二个脱钩,就是人均的碳排放量。以上海为例,上海人均排放多,物质消耗多,很大一块不是老百姓消费的,而是我们的工业。沿着这个推,上海到2030年可能往上冲,水、地、能、材各个变量,包括上海能源消耗、上海的PM2.5、上海所有的跟经济有关的东西。上面这个脱钩以后,上海还没有到天花板,上海的总人口到底多少?现在我们说想调控,但实际上政府自上而下的调控,跟市场力量很难对冲。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没有达到65%~70%,中国东部三大城市圈仍然是高度限制人口的。我们对2050年是一个全盘的考虑,难度就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往上推,而是看拐点。这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起主导作用的。

        上海按二氧化碳排放的三个指标,强度指标、人均指标、总量指标,跟纽约、东京、巴黎、伦敦全球城市比,都偏大。这是上海的城市结构、经济问题。讨论资源环境问题,不是就资源环境讨论资源环境,而是一定要考虑环境关系的变化问题。如果不知道上海未来经济增长率多少、人均GDP走势如何,很难讨论我要多少能源、碳排放多少。

        国外讨论有一个公式,I=PAT。前面的I就是资源环境,可以表达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有多大,PM2.5总量排放多少,也可以表达生态足迹消耗多少。P就是人口,A是人均GDP,P×A就是GDP总量,T是单位GDP强度,从这个公式看,P和A上海肯定还要往上冲,T把它降下来,两个对冲。上海讨论创新一直没有把T讨论进去。上海一直讨论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实际上,上海要把资源环境要素带进生产函数来对冲,这就是绿色创新。T一般是多少?国际上总结50年的规律,T改进的能力最大也就是5个点。换句话说,如果GDP10个点,后面只有5个点的负增长,把它改进了,还剩下净5个点的资源环境消耗。

        我做了一个分析,十八大说以2010年为基准,到2020年GDP总量要翻一番,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要翻一番。代进去马上可以算出来定量的东西。公式里的P,现在是1个P,增加10点,就是1.1个P,增加了10%的资源环境的需求。然后A就是人均GDP,2010年是1个点,2020年少算一点,算2个点,因为翻一番,P×A,1.1×2,就是2.2。换句话说,由于GDP总的增加是2.2倍,所以潜在的资源环境的需求是2.2倍。T就是要把它对冲下来,如果对冲冲不下来,这个I就比2010年还糟糕。

        我们国家承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潜台词就是把这个变量代进去,GDP规模到2030年左右增长是4到5个点,然后GDP能源强度跟碳强度两个加起来,可以减掉4个多点,两个对冲后就变成一个稳态了。这个稳态,就是增长消耗被技术改进对冲以后,我们总量是减少的。欧盟是在这样做方案的,美国也在这样做方案。如果没有这样做,你就很难说我什么时候要走平。比如上海提出,2017年煤消耗达到天花板。那用什么东西替代煤?这个都要精准地算一算。这些变量跟总量加起来才能把一个战略做好。

        我们现在在平台期,这对上海有什么挑战?当然上海一般不愿意太激进,2020年就降下来,但是我们自己内部要有方案,2025年有可能吗?等于说我下面要把工业、交通、建筑都要跟它对起来。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要在这方面做工作。这个现在都对不起来,是个大问题,没讲清楚。中国可能到年底要更加细化,要表态,表态以后碳交易、总量控制,一盘盘棋都是要细化的。

        今天是学术讨论,我想尖锐一点。实际上,我不是搞环境工程的,是搞宏观经济的。但现在这两张皮,都是脱皮。很可能环境讲了很高的标准,经济讲一套,这两张皮没有融合到里边。2020年有可能吗?如果有可能,投资要增加多少,转移产业多少,成本要多少?如果到2030年,上海的代价是多少?这样做起来就很有味道了。

        第二个问题,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如何界定?“四个中心”是经济概念,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综合概念。实际全球城市可以跟现代化大都市接轨。不要说我们原来完全没有做过。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内涵比这个多得多。然后把五个文明、五位一体的东西拿过来,往全球城市里边装,现在提了很多中心,很烦,提不完,但是这么一个综合概念,你扩大它的内涵就有味道了。

        上海现在有什么挑战?亚洲地区新加坡、东京、香港、首尔、台北、北京、上海对比,上海的传统指标都是偏大的。人均二氧化碳消耗9.7吨,比北京(8.2吨)高、比东京(4.8吨)高多了,比新加坡(7.4吨)也高。换句话说,工业已经把上海老百姓的碳消耗占领了,所以上海城市完全是生产型的。还不是一个生活质量高,宜居的大城市,这一块未来十年二十年压力还很大。

        大家看上海总体的效率,一般比三个,一个是强度,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另外比人均,比消费,然后比总量。上海尽管产业结构在调整,强度指标方面还要努力。根据2012年的数据,上海建设用地2900平方公里,2300万人口,香港是707万人口,建设用地263平方公里,上海人均建设用地121平方米,香港是37.1平方米,上海、北京已经超过日本、德国的水平。所以我们要定出来我们人均是多少。

        人均方面,马上可以看出上海的问题。根据世行2012年报告《中国可持续性低碳城市发展》,上海工业和发电加起来消耗碳排放量70%以上,住房、交通占的是小头。我们看纽约建筑、交通方面占大块,工业、发电占比较小,他们是生活型城市,上海属于生产型城市。上海面临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

        第三个是规模问题。大家说中心城市已经用完了,然后把中心城600平方公里拉大,把闵行和宝山变成中心城区,加起来1000多平方公里。然后浦东也是属于重点发展区,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多大的地方是空间的天花板?这个空间的天花板跟生态天花板完全是相关的。如果空间无限扩张,那上海整个生态环境天花板是做不到的。有没有可能增量控制、存量更新?这是一个重要的上海的战略思路变化。

        有一个悖论很有趣。大家都说上海的效率在大幅度提高,单位能源的强度不断在降低,但反过来,上海总能源消耗在提高。我们一直讲产业越来越轻了,但总量变大了,这就是一个反弹效应的悖论。汽车大排量变成小排量,但是上海的汽车在变多;开发园区效率在提高,开发区的排放孔在增多;绿色建筑水平在提高,每个人拥有的建筑面积在增多。这些大问题,就是政府要管控的宏观问题。

        最后我讲三个政策思路。

        第一,现在做产业规划非常重要的,就是从预测变成回溯。现在是倒过来,什么时候希望到平台,倒过来由平台作自变量,推产业多少,速度多少。这变成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但现在这个思路在政府层面还没有。

        上海现在已经过了我们的承载能力。到了某个阶段以后消耗越多反而满意度不一定提高。所以上海要回到这个边界线。从增量为主的阶段进入存量为主的阶段,这就是我们讲的腾笼换鸟。就是控制增量。如红色表示经济项目,绿色表示生态资源环境供给,原来我有多少项目,就把绿色满足项目,绿色不断做大,所以绿色是服务于经济的。现在倒过来,就是我给定你绿色的情况下你选什么项目。原来需要大的资源环境消耗,变成小的资源环境,但是经济产出可以提高。这就是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要在绿色里拔掉一点经济项目。类似这些问题,都是上海的战略问题。

        第二个思路就是技术创新、社会创新。比如解决出行问题,一种是说大排量变成小排量,还有说新能源车子,改来改去还是车子,车子总量没有控制。比如滴滴打车,专车,他就是控制总量角度下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然后解决产城融合,这些不是围绕车的思路,而是更宏观的控制规模的思路。社会创新能够控制规模总量,但我们现在这方面的政策没有,我们还在控制汽车牌照。一年控制10万张,十年就是100万,上海什么时候汽车饱和?有什么手段控制汽车总量?这些问题都没有想到。

        比如治理环保。有一个很有趣的三个80%的定位。第一种情景,GDP100%是黑颜色的,50%是污染治理,污染治理不可能100%都处理掉,因为污染治理只能处理80%的问题,比如氨的问题,上海没有控制,然后80%执行,已经算很好了,80%有效,三个80%一乘,乘下来的结果最多干掉50%。所以100%褐色GDP+50%的存量,下一步就变成150%的污染影响。所以治理环境问题更重要是在源头。源头的整个交通、建筑、产业结构,比末端有问题治理更好。80%的绿色GDP+50%的存量治理,就是70%的污染影响。所以生态文明必须渗透到经济、社会、环境各个里面,这是主战场。

        (本文来自“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系列研讨会第九次讨论内容整理,未经作者审订)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
    收藏
    我要举报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