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陈诗一：能源问题与经济发展

        首先，说说关于能源消耗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现实。

        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GDP总量从全球第六跃居为第二。代价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中国2007年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2009年成为第一大能耗国。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高能耗、高排放、高投资为代价的一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

        根据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消耗30多亿吨能源，排放80多亿吨二氧化碳，占当年全球能源消耗22%和二氧化碳排放27%。也就是说，在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时候，到2013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是美国的2倍，短短几年就翻倍。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OECD国家、欧盟来看，中国能源强度的绝对值还是很高。也就是说我们能源效率改善的空间还很大，虽然一直在改善。现在能源强度下降的比率是4%，世界平均水平是1%。绝对值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中国的能耗主要还是生产性能耗，生活性能耗的比例比较小。从全国而言，工业部门都是最大的能源消耗部门，但是上海的情况跟全国有所不同。就是说工业在能耗中的占比，上海在逐步下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做到2007年，没有继续再更新。上海1975年是74%， 2007年下降到59%，全国工业能耗基本维持在7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碳排放问题，因为能源跟排放是紧密关联的。上海交通运输业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很大，从1995年9%上升到2007年的22%，逐年增加。上海要节能，将来交通运输业是一个要重点考察的部门。居民消耗上海在10%左右，全国的水平大概11%。

        再看上海市各产业的能源强度：第一，不管是全国还是各个地区，工业部门都是能源强度最大的部门。但是上海来讲，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现在已经被交通运输业超过了。而且上海总的能源强度水平低于全国。能源消耗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增长核算表，可以看到1980年-2010年能源的增长率很高，资本投资也是很高，从本世纪以来这段时期更高。也就是说能源跟排放是高度相关的，能源跟资本投资又是高度相关的两个变量。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预测，是到2050年的。节能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是正向还是负向？为了做这个研究，我们设计了节能减排的一个路径。就是根据我们“十一五”“十二五”国家对能源强度的约束性指标，“十一五”是五年下降20%，当然最终只完成了19.1%，还差近一个百分点没有能完成，“十二五”国家定的指标是16%，经过转化，相当于每年的下降率下降4.3%、3.4%。根据这样一个约束性指标的要求，我们设定了三种节能路径：年均能源强度下降3%、4%、5%。节能减排路径，我们进行大的分类，一个是相对减排，一个是绝对减排。相对减排，就是我们讲的碳强度减排，也是设计了3%、4%、5%，这是根据国家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所做出的承诺，到2020年下降40%~45%的碳强度。“十二五”国家制订的目标是下降17%，经过这样一个转化，我们设计了3%、4%、5%三个路径。绝对减排我们设定四个情景，碳排放的高峰峰值分别在2030年、2040年、2050年。

        我们自己设定了一个模型，把人均能源强度降低3%与降低4%作为最优的节能减排进行预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轻工业、重工业，还是工业全行业，节能减排在初期带来的产出损失都是比较大的，但是产出的损失是逐步在减小的。对轻工业来讲，大概2030年左右潜在增长率损失，就是节能减排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被所得抵消，就是一个可持续的顶，是一个双赢的顶。相对来讲轻工业来得晚一些，重工业来得更早，2023年左右，也就是说重工业节能减排改善空间比较大，效果也是最好的，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时间也是最短的。所以节能减排不要害怕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始终存在。

        同时我们又预测了节能减排对经济效率或者经济生产率的影响。我们预测的结论是：节能减排最初对技术进步这一块造成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一旦把生产效率看作引进技术、提高效率、不断推进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是一直受影响比较小，但是这种赶超的效应不断在弱化。引进技术、技术进步的效应在不断增强。通过这两个部分的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在整个预测时间里一直是正的增长。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峰，然后达到一个平稳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1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正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对生产率的影响是没有的。

        能源问题应对之策。

        首先能源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根据我们到2050年的预测结果，节能减排可能会对经济增长短期产生影响，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影响最终会逐步弱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执行更有效的能源政策，解决能耗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矛盾。

        中国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对能源是一种鼓励的政策。因为计划经济以后，商品短缺，能源也短缺，所以当时政府是鼓励能源生产的。所谓鼓励能源生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把煤炭企业从国企向个人、外资开放。当时煤炭市场是放开的。能源短缺缓解了，但由于开采的技术问题、环境问题，导致煤炭资源大量的浪费，特别是环境污染很严重。从1989年我们进行煤炭市场的整顿。1990年代以后，开始约束，不鼓励能源生产，要约束能源生产了。当时是双轨制的价格改革，包括煤炭也是。1994年，煤炭双轨价格取消。1995年到本世纪初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当时国企改革，我们说要“抓大放小”，当时关闭了十多万家能源排放密集型的小企业。所以从1995年到本世纪初，我们能源消耗的增长是持平的，没有什么增长。二氧化碳排放也是持平的。这是改革开放30年能耗、二氧化碳排放表现最好的时期。紧接着到本世纪排放就快速增长。这是国家能源政策的变化。

        第一个政策，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优化配置能源要素，使得效率提高。

        所谓市场机制，就是价格，要让市场配置价格。我们前面做了一个研究，对能源消耗总量的影响进行分解，我们发现能源强度或者能源效率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产业结构是能源消耗的一个因子，包括资本的存量变量也是一个重要因子，还有能源结构。首先，通过改善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的消耗。所以我们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能源要素的一个基本的市场机制。所以能源的价格决定了能源消耗。能耗增长这么快，跟我们过低的能源价格是有关系的。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觉得要加速能源产品价格改革的进程，然后能源市场、要素市场要成为配置能源资源的主要机制。

        实际国家已经在开始做这方面的改革。2009年我们对石油制成品税费改革。这个税费改革目前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2010年我们柴油供应短缺，其实是跟中石化他们在控制市场的供给有关。市场化改革，不能过早让企业完全定价，所以政府要把握一个度，怎么样避免企业操纵价格。第二个就是天然气定价标准从2010年6月份也在开始改革。最后定价也是2010年定价改革，居民部门实行阶梯型定价。西方国家生活用电价格一般都是高于工业用电的，但是中国正好相反。这个要进行改革，阶梯性电价改革已经在做，但是力度不是很大。

        第二个政策就是能源结构优化。

        因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的禀赋制约，能源结构短期内对节能的效果不要期待太高。长期来讲，可以通过发展新能源改善能源结构。能源结构的优化：第一个就是要多用石油和天然气来代替煤炭，因为煤炭是最大的一个能源；第二就是用一些新能源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无非这两个方法。刚才黄（黄震）校长也讲到了，短期内你不要指望能源结构一下子能对节能有大的改善，因为到2030年可能还是传统能源占比较大的主宰地位，到2050年大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会占到50%。目前我们国家制订的政策是到2020年争取新能源占比达到15%。这是更长期看的一个政策。主要要通过发展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用非传统的化石能源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比如页岩气。当然中国现在已经通过了新的可再生能源法案，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展很快，但是问题也很大。

        第三个政策，就是执行配套的经济政策。

        结构政策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对重工业落后产能要进行改造，对发展能源密集型的节能技术在重工业行业要进行改造。第二，要发展轻工业，重轻并举。当然这种发展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了，可能将来要发展的是高加工度或者高智能密集度的工业。到底发展怎样的工业？对上海来讲，我想这个工业不能完全丢弃，要发展一种新的制造业。第三，就是发展服务业。因为根据经济发展的理论，一般来讲第三产业应该是逐步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耗的总量。当然，资本也是一样，资本跟能源两个变量是高度相关的变量，都是传统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一个能源驱动，一个资本驱动，未来我们能源技术创新驱动，资本深化、高投资的模式还要进一步改变。最后就是生产节能、生活节能。其实对中国而言，生产耗能还是高比例，主要还是生产节能，而不是生活节能。在西方他们是生活节能。跟我们正好相反。

         （本文来自“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系列研讨会第九次讨论内容整理，未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