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专稿｜陈平原：当代中国大学步子迈得有多大？

        谈论当代中国大学，国内与国外、校内与校外、学界与媒体，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各方之所以争论不休，缘于各自的立场、视野及利益。我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中国大学既步履艰难，又生机勃勃，其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其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对其迅速“世界一流”的期待，在“急起直追”的过程中，因求胜心切而脚步变形。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必须关注一个特殊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一是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最初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二是经历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大学扩招计划，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1998年录取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108万人，而第二年扩招52万人，变成了160万人，增幅达48%。此后连年扩招，到2012年录取685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最近这16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样，有时甚至互相拆台。               

        先看几组数字：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547.7万人，毕业生659.4万人；在学研究生184.8万人，毕业生53.6万人。换句话说，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总人数达到2732.5万——这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中国人口基数大，加上原先高等教育不发达，如今突然发力，很快地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这一点都不奇怪。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迅速提升，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13年的34.5%（见教育部2014年7月发布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且还在不断攀升，这可是十分可观的变化。               

        当初选择大规模扩招，政治家考虑的是国企改制及经济转型导致大规模下岗（1997年全国下岗人员2115万人），希望年轻一代能延迟就业；经济学家的眼光则盯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扩招可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至于教育家担心的教学质量下降，反而显得小儿科了。我当初批评此举如击鼓传花，只是将就业的压力往下递送——扩招以后呢？读完本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读硕士生；读完硕士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读博士；博士毕业还找不到工作，那就再往博士后那边挤一挤——可这些人总有一天要进入就业市场的。过于迅猛的大学扩招，使得就业市场十分严酷，日后可能影响社会安定。而且，高中毕业生愿意做的事，博士不见得愿意、也不一定能做好。另外，这种跨越式发展思路，求量不求质，走得太快太急，很容易翻车，这实在让人担忧。       

        办教育是需要大笔钱的，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这需要观念的转变，即国家需要加大教育投入。1993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末占GDP的比例达到4%。而实际情况呢？1998年是2.59%，此后起起伏伏，从来没有达标，故每年两会期间都成为重点批评对象。终于在2012年第一次实现此战略目标，达到4.28%，2013年则达到4.30%，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做工作报告，也称“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单说比例还不够，另一个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从1998年至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高速增长，最高的年份达14.16%（2007年），最低的也有7.4%（2014年）。蛋糕越做越大，最近十几年，政府确实在教育上投入了较多的经费。而在切分蛋糕时，中国大学——尤其是进入211、985工程的大学所得到的经费支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论。

        今天的中国大学，有更多的钱可以盖大楼、买设备、聘教授，以及开展各种国际合作等。因此，说近年中国第一梯队的大学在科研上有明显长进，我相信凡关注中国教育的人都同意。但这里必须暂时搁置两个问题：第一，当大学发展与地方官员政绩、房地产商利益以及城市规划目标捆绑在一起时，会出现新的偏差（如各地涌现的大学城）；第二，有钱是好事，但好钢不一定都用在刀刃上，近年中国大学颇多贪污受贿、好大喜功、效率低下等负面新闻。       

        尽管有诸多不如人意，但近年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在迅速提升，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2004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全球大学最新排行榜，北京大学名列亚洲第二，全球第十七，国内媒体蜂拥而上，北大也很是得意。我马上写文章称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第二年，北大跳了两级，排世界第15位，超过了东京大学，亚洲第一。这连北大都感觉不太对劲，不怎么宣传了。2006年，北大更上一层楼，排第14位；2007年，从第14位跌至第36位，像坐过山车一样，惊心动魄。而去年10月公布的2014—2015年最新世界大学排名，北大第48位，清华第49位，大家都已经麻木了，连议论都懒得议论。对于大学排名，教授往往嗤之以鼻，校长们则不敢掉以轻心。不谈中国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是否真的有那么好，我关注的是其“声誉”确实在迅速提升。

        回过头来看这100多年的中国现代大学史，有两处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1937年；再就是1998—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16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因而怨声载道；但若拉开距离，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       

        之所以如此立说，因我隐约感觉到，今年很可能是个转折点；中国大学接下来的走向，很值得仔细观察。这里有四个看点，提醒诸位关注：第一，此前强调与国际接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近期则重提“社会主义大学”，以及要求审查各大学使用的西方原版教材，不知有无更多的后续效应。第二，教育部最近一两年在积极推动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以及职业教育转型，这大方向是对的，可惜慢了好几拍；前些年学校纷纷升级时没有拦住，如今积重难返，才来个急转弯，不知会不会出现动荡。第三，对于政府切分教育经费时过分倾向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名校），舆论批评很强烈；基于教育公平的考量，接下来政府很可能调整策略。第四，民办（私立）大学的未来值得关注——这最后一点容易被忽视，因而想多说几句。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人们谈论大学时，往往只关注国立（公立）大学，很少将最近30年逐渐崛起的私立大学（或曰民办大学）纳入视野。而这一习惯思维，在我看来必须纠正。先看去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含独立学院292所）；其中本科院校1170所，高职（专科）院校1321所。在另一个地方，公报提及“民办教育”：全国共有民办高校718所（含独立学院292所），在校生557.52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335人。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今天中国，十个大学生中有两个以上是在民办（私立）大学读书的；第二，民办大学也在逐渐升级，如今出现可招收硕士生的民办大学（虽然刚起步，数量很少）；第三，292所“独立学院”被明确划为“民办教育”，不再说是“公有民办”了；第四，前景很好的中外合办大学目前数量很少，故还没有进入统计。               

        此前中国的民办（私立）大学，“全靠学生学费，加上银行贷款，这样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投入过多，因而也就很难迅速提高教学及研究水平”。随着独立学院的转型，会出现一批教学质量较好的民办（私立）大学。而中外合作办学，不再局限于具体项目，而是扩展到独立办学，如宁波诺丁汉大学（2004年）、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年）等。这一模式，近年有较大的推进，如上海纽约大学（2011年创办，2013年新生入学）、昆山杜克大学（2013年设立，2014年正式开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创办并正式招生）等。昆山杜克大学号称“世界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主攻精英教育和前瞻科研”；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则是“培育具有国际视野、才德兼备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并为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探索新路”。所谓“探索新路”，包括自主确定课程（开设或不开设政治课）、学费（与境外大学持平）及薪酬（招聘优秀教授），规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设党委）等。此类理念及体制的中外合办大学，目前正在积极筹办的还有好多所。未来若干年，这些大学若进展顺利，将很有可能搅动一池春水。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杂志2015年第5期，原题为《当代中国大学公平发展的步履与生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探索与争鸣》微信公号：tansuoyuzheng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