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祖咒：牵起那头小毛驴

左小祖咒。 杨一 澎湃资料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界定左小祖咒的身份。参加民谣音乐节的摇滚歌手，唱摇滚的摄影师，热衷当代摄影的淘宝店主，抑或开淘宝店的诗人？在他的维基百科页面，名字前面的头衔一共有22个字。我猜，如果他去印名片，打印店的老板恐怕要像他歌里唱的那样，“忧伤”了起来。

        不过，现实中的左小祖咒或许既不需要名片，也不需要被界定。不然，这个原名“吴红巾”的江苏船工的儿子不会入伍又退伍，街头卖打口碟，混迹东村玩摇滚，在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种种领域游荡，不惑之年已过却依然无法与这个充满困惑的世界握手言和。

        这样的特立独行，即便在本就不拘一格的摇滚界，仍然显得突出。每每听到左小祖咒玩票一般地参与电影配乐、写诗写小说又或者参与摄影展之类的消息，我总会想到威尔第歌剧或欧洲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游吟诗人。他们终日游荡，往来各地，穿梭于大小街巷间，看似闲来无事，实际上偷窥众生。那些陋室中的仓皇情爱，街角落荒而逃的疑犯，以及杂货店中的调情和争执，如是种种凡庸甚至腥臭的日常，都被他们写成歌，唱出来，带着些讽刺戏弄的腔调。

        也巧，左小祖咒最近一张专辑《我们需要个歌手》的英文名“We Need a Troubadour”，若直译出来，竟是《我们需要个游吟诗人》。此处的概念偷换，颇值得玩味。

一、骑驴唱戏

        其实，游吟诗人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也不乏例证。唐初诗人贾岛一生贫寒，其笔下的五言律诗，意境多荒凉孤寒，那个骑在驴背上推敲诗句的故事亦广为传颂。被苏轼评为“郊寒岛瘦”的另一位诗人孟郊，也时常“乘驴领小吏……苦吟到日西而还”。另外，李白曾在华阴县骑驴，杜甫自谓“骑驴十三载”，郑板桥也写下过“诗思在灞桥驴子上”这样的奇句，可见低首垂耳又枯瘦羸弱的毛驴，正如钱钟书在《宋史选注》中所说，“仿佛变成诗人特有的坐骑”。

        同样，驴子这一意象在左小祖咒的歌词中也频繁出现。它们有时参与叙事，是故事的主角或配角（如《照个相》中“她牵了一只小毛驴，走到长江大桥”）；有时只是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像个捉摸不定的影子（如《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中莫名其妙冒出的一句“驴啊驴”）。

        左小祖咒2009年推出的专辑《大事》和2011年的《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甚至将驴子的形象用在封面上。《大事》的封面相片名为《我的路》，一汪湖水中间有座小岛，岛上有棵粉红色的桃花树，树下孤零零站着一只驴，垂首，表情悲伤。相片中没有“我”，只有驴，或许正是作者“以驴自况”的某种隐晦表达。

        或许，说左小祖咒“以驴自况”不如说他“以诗人自况”来得精准，既然清瘦悲伤的毛驴意象早已在诗文小说中成为“苦吟诗人”的征象。其实，左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道时，是卜居北京东村的No摇滚乐队主唱，直到现在，他仍然在访谈中不时强调自己是“玩摇滚的”。

        可是，这个“玩摇滚”的歌手兼吉他手却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写一些从名字到内容都玄乎其玄的小说，还参与周庄民谣节，似乎正渐渐走回上世纪六十年代以Bob Dylan为领袖的“民谣摇滚”（folk rock）的世界中。不同的是，原本热衷乡村和蓝调音乐的Bob Dylan借1965年新港音乐节的舞台给吉他“插了电”，从此在反抗民谣的道路上一去不返；而左小却玩着玩着，给原本插电的吉他熄了火，坐下来，（假装）好脾气地讲一个你我身边的故事。

        于是，我们顺着时间线走回去，会发现《左小祖咒在地安门》（2001）那张专辑中的愤怒、无名火以及对于现实的露骨指戳，到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2005）中，变成了旁若无人的呓语，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神秘女子的背影，雏菊花一样的姑娘，以及爱情。

        再到2011年的电影配乐专辑《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中，咖啡和糖都出来了（《咖啡时光》），出来劝你：世界就是这样子，“不要太难过”，“手中的家伙”交出来吧，“让我帮你放放好”。虽然歌者与现实较劲的架势仍在，虽然任谁都能觉出那些歌中的爱情绝不仅仅止于男欢女爱的俗世情怀，但你听得出，唱歌人的语气明显和缓了不少。理想主义的利刃渐渐钝化成厨房里不再锋利的切菜刀。刀刃上沾了菜屑，平庸得让人失去了哪怕多看一眼的欲望。

        也许正是这样的平庸、嬉皮笑脸和佯装的不在意，为左小祖咒笔下的旋律找到了一爿介于民谣和摇滚间的容身之地。曾经的摇滚旗手（No乐队曾与盘古、舌头和苍蝇并称为“中国四大地下摇滚乐队”）摇身一变，成了寻常生活冷眼旁观的看客。歌者收起了理想主义的手势，不再自顾自高喊理想、天空和悲伤的母亲，走下形而上的高台，离开被祭起和被架空的命运，最终落回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叙事中。美或者丑，日子总得往下过。

        诚如二十岁出头的我们喝醉了总爱谈美谈哲学，一副指点江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而不惑之年的我们借着酒意，却每每欲说还休，干巴巴道一声天凉好个秋。也无怪我时常听到身边朋友感慨：一开始听左小的那副嗓音，破锣似的还跑调，真不习惯；可忽然有一天，再听《当我离开你的时候》，一开头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不知为什么。可见很多时候，感动或许与曲词无关，与我们彼时彼处的心境有关。虚情假意的憧憬和向往，怎么能比得上拍拍你肩膀，实打实地说一声“兄弟，我懂”。

二、跑调，煽情与故弄玄虚

        除了驴子这样委屈孤寒的意象外，左小祖咒的歌词中还有很多丑陋、狼狈甚至俗艳的元素。他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热爱（比如他将自己的唱片卖出一百五十块钱的高价，在《钱歌》中大方承认“借钱给朋友会失去钱失去朋友”），也不避讳谈论性与暴力。

        可以说，他的歌从来都不具备惯常审美中的所谓“动听”：旋律简单甚至生硬，对唱作品刻意忽视和声之和谐；歌词也常常剑走偏锋，摆弄些优雅和粗鄙决绝对峙的噱头，一边谈论“美好的季节”（《好姑娘》）一边“切下一片云当面包”（《钱歌》），一边聊着房子和车子安慰家人一边“像个贼一样苟且偷生”（《北京画报》）。他将那些理想主义圣徒眼中丑且不洁的东西写进歌里，再唱出来，似乎硬要将“丑”与“美”推上同一个擂台，好奇那争斗的结果究竟是棋逢对手，还是两败俱伤。

        其实，在弥散着后现代主义味道的当下，美丑之间的所谓边界早已模糊，我们也无法再用“审丑”或“猎奇”来解释一切与所谓“高大全”或拉斐尔式审美背道而驰的艺术现象。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当代艺术圈中盛行一时的“艳俗主义”和“玩世现实主义”等等潮流。

        当时，市场经济初盛，画家们一方面受到艺术品市场的诱惑，一方面又看不惯赤裸裸的金钱和欲望的交换，故而尝试在作品中用俗艳的色彩（粉红和鲜绿等）、大笑且空洞的面孔以及夸张的肢体语言，以反讽的笔法呈现各自对于现实的体悟。在他们那里，艺术早就不再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东西，它不再神圣，可以是发霉的面包，也可以是街角的污水和秃鹫的嘴巴。左小祖咒歌中那些艳俗的挑逗的甚至故弄玄虚的词句，以及他试图勾连摄影、音乐和文本的跨界尝试，或许正得之于他当年在东村那班当代艺术家日日相处的经历。

        从那幅人尽皆知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起，唱歌的左小祖咒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放下摄影这爱好，甚至他参与当代艺术展的频率远比出专辑的频率高出不少。他的相片和他的歌词常常生出一种互文对照的关联，而不论图像抑或文本，都是歌者对于复杂而沉重现实的一场嬉皮笑脸的反击。当然，你可以说这样的反击有些心虚不够强硬，更像是一场隔靴搔痒的游戏，但起码，左小的游戏可以一玩二十年，而同样身处红尘游戏中的我们长大了，却不知怎的，再也玩不起。

        的确，歌迷抱怨左小祖咒的跑调和破锣嗓，只是这抱怨通常带了些亲昵甚至撒娇的成分，甚至有些人喜欢听左小的歌，偏偏因为他的跑调、荒腔走板和不按常理出牌的架势。他不安静不温柔，也从来不是阳春白雪张口贝多芬闭口后现代，那个歪戴帽子叼着烟动辄张大嘴巴扮鬼脸的样子也实在与我们心目中清瘦严肃的诗人形象相去甚远。

        怪的是，他的种种乖张离奇的行径从来阻挡不了乐迷的喜爱，我不清楚这其中会不会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影响，也不知道该不该将“左小”这名字当作一个过度诠释和消费的文化符号看待，只是觉得，也许很多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像左小那样什么都不怕也不在乎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年轻时候都梦想成为左小，不轻易妥协不刻意，想赚钱就赚，想不赚钱就逃，可到头来却发现一年年过去，一岁岁渐长，我们离牵着毛驴的左小越来越远，却离渴望头条的汪峰越来越近。没错，就是那个穿皮裤唱摇滚开跑车高喊理想主义的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