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美国例外论的忠实信徒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近年来“茶党”的异军突起，让美国保守主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在同性婚姻、持枪权、反堕胎、美国海外战争等问题上，右翼政客不时抛出的极端言论更为美国政坛的驴象对决添上了一丝娱乐色彩。2016年总统大选将近，政治观察家们正津津乐道于预测两党初选方针。与此同时，从历史语境变动中，追溯当今美国政治中“红营”的构成和起源，则是历史学家的份内工作。

        5月28日，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David Farber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及其政治文化》为题发表演讲。作为研究当代美国思想文化史的专家，Farber教授认为，罗斯福新政至今，美国保守主义话语经历了三次历史转型，经济、宗教和社会层面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塑造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信条，影响了保守派政党的行为方式。在Farber教授看来，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机制，而非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保守主义的外延随着一波波政治运动而不断生成、再造。

美国政治“分裂”了吗？

        从2008年总统大选开始，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倾向格外令人瞩目。到2012年大选时，即使一个对美国政治无甚了解的外国人，也不难发现，美国的政治版图被红色的保守派－共和党阵营与蓝色的自由派－民主党阵营清晰地划分为二。在联邦层面，民主党掌握了总统和行政大权，国会则由共和党把持。Farber教授认为，目前既是美国政党政治两极化的时期，也是美国民众面临深刻政治分歧的时期。然而，这种分歧还没有威胁到美国人所共享的意识形态。从高居庙堂的政客到普通百姓，不论属于哪一政治阵营，对于“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仍然抱有共识：美国是，而且必须是以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民主国家。虽然民主与资本主义这两条“美国共识”之间时时存在着张力，但对于“美国体制”的共同信心仍然粘合着这一庞大国家。尽管近年来因为红营政客的种种“出格”表演而倍受关注和非难，美国保守主义仍然属于“美国共识”中的一翼。

        “保守主义”本身并不等同于红营。不过，在近十年的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在构成上有着越来越大的重叠，从而也将共和党本身塑造成了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是作为“保守主义”代名词的政党。

        然而，保守主义与共和党毕竟是两回事。Farber教授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视为一股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壮大的政治势力（political force）。那些今天被视作保守主义特征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也不是源于某种政治哲学的设计，而是在美国人的政治实践中多次缓慢生成的。民主政体扮演了政治运动的压力转换器，当代保守主义是历史上的压力集团通过多次运动累积成的混合体，这很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的不同主张之间相左的情况。而民主政治的实践艺术则在于，如何在这些各异的利益与主张之间达成有效的政治联盟（coalition）。在政客眼中，最有效的联盟莫过于选票的联盟。对今日的红营政客而言，保守主义像是一把雨伞，关键如何在伞下找对自己的那一方政治空间。铸造“致胜联盟”（winning collation）——这才是今日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的实质。

当代“保守主义”源于罗斯福新政

        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相比，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联盟的兴起是相当晚近的历史现象，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对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反弹催生了保守主义阵营。

        大萧条给美国社会政治带来了全面危机，并催生了一系列政治力量的重组，保守主义联盟也在这一时期获得其雏形。如前所述，“美国共识”的民主与资本主义两个侧面之间总是存在着微妙的紧张，30年代，美国国会内部爆发了关于国家－政府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激烈辩论：失业率攀升到25％，银行业几近崩溃，制造业的利润率直趋于０，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看上去对处理这些问题莫衷一是。美国怎么办？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开始有一批政客自称“自由派（liberals）”，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在规制资本主义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在一部分美国人眼中，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已经不再是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天然守护神了，国家必须担任更积极的角色。作为这一派观点最有力的代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对于美国人民而言，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失败了，国家和政府必须介入经济生活，来打破那些控制美国经济的财阀，管制它们，向它们征税，从而为那些普通的美国工人和消费者们重新带来安全感。”以罗斯福为首的新政派（New Dealers）是第一批自称为“自由派”的政客，他们重新界定了这一名词的内涵。政府为了维护普通人的经济安全，有权运用国家的强大权力与垄断财阀对抗，将大多数个体的自由从少数资本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引发了企业界的反弹，其政治代表之一即为罗伯特·塔夫脱（Rober A. Taft），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之子。在塔夫脱看来，新政派所主张的政府规制逾越了国家的合法权责，如果美国人仍然想要保卫个人自由，就应该警惕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扩张。有趣的是，尽管塔夫脱的政治主张与罗斯福完全南辕北辙，塔夫脱也视自己为“自由派”，他的“自由派”观念源自于19世纪英国自由派的小政府信念。因此，为了与新政“自由派”将强大政府作为自由的守护者的观点区分开来，塔夫脱及其支持者不得不发明了一个新词来命名自身的政治立场――“保守派”（conservative）。在美国政治中，“保守派”这个名词第一次与具体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塔夫脱以“保守主义”作为政治派别聚集和竞选动员的纲领，先后三次参选总统，均告失败。也许对于身处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来说，这种将经济自由主义与个体经济自由和国家繁荣联系起来的观念，恰恰是太超前而非“太保守”了。它实在不足以唤起普通人对反新政政策的同情。

        塔夫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34年，通用汽车、杜邦公司等商界大鳄为首建立了“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这一组织试图向美国人说明：如果给予政府过多的权力，强大的政府最终会剥夺每个美国人的经济自由，去达成官僚机构本身的经济目标。当政府声称自己只是在限制大企业时，它威胁的其实是每个个体的经济自由。“自由联盟”给“自由”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经济自由本身是不可分割的，任何政府或组织都不可能只剥夺共同体中一部分人的经济自由，而不伤及共同体本身的自由。不过，在1930-4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经济自由论调的支持者寥寥。这一时期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经济保守主义”（economic conservatism），它是企业界对新政的反弹，要求把经济自由与民主的政治诉求联系起来。

二战后宗教保守主义的加入

        保守主义运动的转折点出现在二战之后，经历战争摧折之后，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向往幸福生活。这也是罢工潮的时代，大量退伍军人涌回劳动市场，战争工厂恢复了民用生产，人们不再能忍受战争时期的廉价劳动和无私付出。作为时任俄亥俄州参议员的罗伯特·塔夫脱不失时机地抛出了新的理论，要求限制“已经过分膨胀”的劳工力量，维护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塔夫脱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成就是推动通过了1947年的《劳资关系法案》（塔夫脱－哈特利法）（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 or Taft-Hartley Labor Act），限制新政时期《全国劳动关系法》（瓦格纳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or Wagner Act）给予劳工组织的权利，而允许各州自行规定本州工会活动的权限。塔夫脱－哈特利法所代表的经济保守主义的确对战后美国经济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工业相对贫弱的西南各州，就利用塔夫脱法所给予的权限，压低劳动力成本，并吸引了大量投资。经济保守主义造就了南加利福尼亚、亚里桑那、佛罗里达等一批阳光州（sunbelt states），也在这些州培养了不少经济保守主义的拥趸，亚里桑那州的商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即为其中之一，此人后来成为参议院保守派的中坚力量。

        冷战是这一时期美国面对的另一主要威胁，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将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1949年共产中国的诞生更加剧了美国人的恐慌。在经济层面上，美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基督徒，共产主义国家的无神论倾向令美国人恐惧，在一个七成人口每周去教堂的国家，苏联这样庞大、敌对的无神论国家，几乎是道德堕落和精神邪恶的一体化身。基督教反共十字军（The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CACC）、约翰·柏奇会(John Birch Society)等组织的兴起都是这一思潮的反映。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国家评论》创刊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首先提出，保守主义者应该把反共的宗教力量吸纳为自身影响力的一部分。在巴克利看来，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和大政府的恐惧源于内省的道德追问——“难道专家、官僚与政党领袖比《圣经》更知道应该如何统治么？”巴克利将经济保守主义中反对大政府的倾向，与新兴的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结合起来，赋予了“保守主义”新的文化隐喻——反对二战后美国政治中的世俗主义和专家治国倾向。

        宗教保守主义的加入壮大了保守主义的力量，保守主义日渐成为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联盟，成为不同政治观念、社会派别可以围绕动员的中心。保守主义的力量还不足以赢得总统大选，也不能控制共和党的核心意识形态，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共和党主流仍然是新政的支持者。然而，这两位总统也认同保守主义的部分观念，例如有限的政府规制、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实际上，离美国出现一位真正的保守主义总统只有一步之遥了。

里根与保守主义政治

        60年代是保守主义运动的第三波，当新政的大政府观念与种族平权运动联系起来时，执政的自由派逐渐被视为少数族裔和民权运动的保护者。那些部分认同新政理念的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在大政府与平权运动之间做出选择：“何为自由？谁来决定自由的实现方式？谁是自由的保护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引发了保守主义内部的一次大分裂。戈德华特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就同时提出了三条纲领：反共、经济保守主义和政府“不介入”平权行动，这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一些南方白人反对政府介入族裔问题的立场。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保守派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明智，但在60年代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氛围中，却促成了一部分白人选民倒向保守主义。继经济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之后，种族主义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从保守主义中分一杯羹。

        经济管制上的小政府、宗教保守主义中维护基督教的倾向、种族主义与白人至上论，保守主义的三个分支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只有最精于政治算术的政客，才明白应该如何找到“恰好”足以获得最多选票的平衡点。Farber认为，政客们的参选纲领总是集中于如何以最实用的，而非最完美的方式，从这三类人群中吸引足够的选票，以营造“致胜联盟”。

        在1970年代的女性平权问题中，政客们几乎完全重演了60年代种族平权的政治戏法。女性对于平权运动的态度更为复杂，许多女性怀疑甚至恐惧平权运动对女性的意义，菲莉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正是在这一时期迈入政坛。施拉夫利的“政治顾客”是那些对公共生活了无兴趣，对大政府心怀畏惧，更愿意生活在传统性别关系中的女性。施拉夫利把这批女性变成了保守主义联盟的新成员。这些曾经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的女性，如今却成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去按响邻家的门铃，发出自己的声音——目的却是为了说服他们为平权运动中投一枚否决票。

        这正是保守主义，也是任何政治派别在美国政治中获得生命力的诀窍――具有持续动员新的政治同伴的能力。保守主义不必具有统一的政治品格。正如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尽管保守主义的每一支流都各具特征，它们最终都是共和党“大象”的一部分。

        在Farber看来，种族、性别、宗教，对于大政府的疑惧，这些政治议题在保守主义上的合流造就了罗纳德·里根。70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了最后的助力，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中东石油进口的危机，时势把里根送上了政治舞台，第一位保守主义的美国总统出现了，自新政以来统治美国近四十年的自由主义联盟（liberal coalition）被保守主义联盟所取代。里根从政治主张上否定新政，视小政府和自由市场为美国70年代经济危机的救主，以削减政府规模、限制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为己任。减少管制有利于经济繁荣，让个体自行决定他们的命运，让自由市场来为美国创造繁荣——这一保守主义的议程主宰了随后25年间的美国政治。

保守主义政治的未来

        保守主义政治为美国社会带来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国家隐而不显的社会中，家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对大多数个体而言，资本主义是个喜怒无常的体系，它总是创造一些赢家和更多的输家，危机与波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个体在经济生活中受挫时，谁来代替政府保护他们？对此，保守主义提供两种答案：家庭和宗教。正是这二者提供艰难时刻的救助，心灵无助时的庇护，以及训诫劝导的力量。Farber认为，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同性婚姻会成为近年来保守主义的核心议题。传统家庭结构是支撑保守主义经济和政治主张的基石，同性婚姻问题也许将成为观察美国保守主义未来的一块试金石。

        Farber还提到了影响保守主义的第四种力量，即“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它影响了美国右翼的对外政策。事实上，不少保守主义政客是美国例外论的坚定信徒，在这种观念中，美国是上帝选取的国度，美国的使命在于贯彻神在地上的意愿。作为建立在完美理念基础上的国家，美国有权力独断地向世界推行自身的体制，将自身视为世界的领导者。相较之下，自由派更具有合作和国际主义精神，愿意通过跨国交流和国家间合作来达成外交目标。当然在政治实践中二者的区分没有这么绝对，毕竟政客从来不是哲人王，政客不以自身的教条和信仰行事，“行得通”才是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则。保守主义“大词”最常见的出处是在总统竞选的论纲中，我们很快就会在2016年大选中看到它们：小政府，自由市场，个体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对个人的经济保护。

        Farber认为，现在要预测2016年自由派与保守派谁将入主白宫，恐怕还言之过早。在2008年之前，许多政治观察家都预言美国保守主义联盟将继续长期执政。然而，小布什政府后期的经济和外交危机（伊拉克战争）给保守主义联盟以沉重一击，并造就了自由派主导的奥巴马政府。也许现阶段最有趣的政治观察之一，就是看共和党准备将保守主义这只“大象”的哪一部分作为它主要呈现的形象？是经济保守主义（Jeb Bush）？宗教保守主义？（Rand Paul）还是对于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和美国例外论的反思？（Marco Rubio）

        在Farber教授看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具有其独特性质，是在美国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晚近兴起的政治联盟。然而，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法国右翼的复兴等等政治迹象似乎也在暗示我们，保守主义复兴已成“全球现象”。在这一点上，Farber教授具有“美国特色”的分析思路别有启发。与其急于寻找“复兴”的普世时代精神，不若先细加区分作为思潮、哲学思想和政治动员方式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也许正在成为各国搜索榜的热词，但至少从美国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种笼统的“保守主义复兴”概念并不能洞穿当前西方政治变动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