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观察 | 法国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

【编者按】

        法国知识界围绕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者艾曼纽·托德（Emmanuel Todd）的《谁是查理？》一书的争议继续发酵。在团结的假象下，法国民众是不是已经实然地分裂了？受《观点》（Le Point）杂志之邀，哲学家米歇·翁福雷（Michel Onfray）讨论了法国的伊斯兰教问题和“我是查理”运动对法国左翼的分裂。此篇采访涉及热点人物艾曼纽·托德、总理瓦尔斯、以及法国中学改革等话题，哲学家针对性批判了年轻知识分子的安逸无为。

        问：艾曼纽·托德因为违众意大胆批判1月11日大游行和查理精神而招致诸多骂名。您难道不想声援他一下吗？

        翁福雷：我的决断是基于个人直接对事件的认知，不会为外界舆论所左右。因此我阅读了艾曼纽·托德所著之书，以便有一个独立的评价。作者的部分观点我并不十分认同，比如：极左化的伊斯兰宗教观，将伊斯兰教看作是被压迫被臣服的民众的代表；亦或是将默罕穆德说成是当下饱受歧视的羸弱群体的一个人物。Michel Houellebecq（法国作家，2015年发行新作《臣服》，书中2022年的法国由一个穆斯林总统领导。——译者注）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粗野蛮横并不负有责任。1月11日走上街头的示威游行者并不是来自法国乡村腹地，仇恨伊斯兰教的极端种族歧视者。1月7日悲剧的根源也不在于伊斯兰恐怖症。...... 否认现实，这典型表现了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左翼无意识地轻视启蒙时代的价值观，从今往后矛盾地支持捍卫宗教（他们替伊斯兰教说话，却不替天主教说话......），自认为提供了一个进步的，挣脱束缚的，解放的世界观！当说亵渎神明的话，指的是天主教徒时，被表现成一种义务，不然一种责任；而当涉及穆斯林时，却变成了一个忌讳。这一点我也不赞同。言论自由不是一定要冲破亵渎神明这道地平线。无论如何，要么捍卫所有宗教亵渎神明的权利，要么所有宗教都不能亵渎神明。我不同意只给部分人权利说亵渎神明的话，也不同意一个宗教选择性地说亵渎神明的话。我相信道德的力量。无论在哪里，道德可以限制我们拿自由做借口，特别是当自由其实是放纵的时候。不能用蒙昧主义来对抗蒙昧主义：亵渎神明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批评不是。

        问：总理瓦尔斯在谈到托德的论著时，说他是在“愚弄”。您作何反应？

        翁福雷：不应该在辱骂和轻蔑中评判艾曼纽·托德的论著。使用“愚弄”这个词是一种极端的粗鲁。这个词含有欺骗、欺诈的意义。观点错误不是一种“愚弄”。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评说一本书的观点，用不着说作者是在“愚弄”。瓦尔斯完全是一种竞选逻辑。很可惜，这是对民主的破坏。这是一种极右的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1933年加入纳粹党，对该党的理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思想：在政治上对立朋友和敌人。随便谁，没有像他一样把手指放在裤缝上就是敌人。 从今往后，谁胆敢挑战他关于2017年法西斯重现的危险论，他都一网打尽。照他的想法，要对抗这一危险，就得紧密围绕在总统奥朗德周围。其实他只不过是要利用奥朗德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从词源的层面看，艾曼纽·托德的论点确实有争议，值得商榷。但并不能由此就说他，他的工作，他的书是在“愚弄”。拜托瓦尔斯有时间把失业率降下来，而不是谩骂知识分子（他根本不看知识分子的书......）。这才是打败法国国民阵线党的最佳手段。

        问：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我们还可以不是“查理”吗？Régis Debray（法国作家，高官，大学老师。在科学信息学领域颇有建树。——译者注）说当下“民主麦卡锡主义”之风盛行......

        翁福雷：我不喜欢媒体的煽风点火。“我是查理”运动就是其中一个。Günther Anders (1902-1992 奥地利思想家，因批判科技现代化而出名。——译者注）令人赞赏地分析了大众传媒对诸多思想条件反射的影响。我同意托德所说的“癔症入口”，“专制回闪”（这个表述我觉得是中肯的），“集体歇斯底里”等概念。媒体超于寻常地脱离了思考的责任，集中于渲染口号。这个“我是查理”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广告代理人构思出来的取名为歇斯底里的作品。四个字做标语，其中没有涵盖一点思考。其实口号甚至可以说是思想的对立面，等同于邀请别人不要思考。但是1月份发生的事情太值得我们思考了。而且应该多样思考：托德、普莱内尔（【Edwy Plenel】，记者。曾经是法国《世界报》主编。2008年创办了网络新媒体Mediapart。——译者注）、齐泽克、巴迪欧的理论应该引发我们的深思。他们并不代表我的观点，但是我们应当就观点论观点，而不是贬低谩骂。

        问：围绕伊斯兰教的问题，法国左派是不是分崩离析了？

        翁福雷：当然。自由资本主义的左派鱼和熊掌均想兼得，处处权衡利益，行事却总是自相矛盾。像萨科齐一样，只拔高伊斯兰教和平，宽容，博爱的一面。这个不愿陷入舆论漩涡的左派拒绝客观地看待这个宗教。然而不得不说伊斯兰教中也混杂着好战的、狭隘的、罪责的现象。偏激的伊斯兰教徒也是拿《可兰经》为自己辩解。确实，大多数的穆斯林是和平的信徒，但是也不能忘了两个版本的圣书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却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我们读一下《可兰经》就不难发现。......这个苍白的，中立的左翼决定在紧要关头无为默等，守株待兔。正是这样的左翼滋养了民族阵线党。

        而两侧对面还有一个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极左化伊斯兰教的左派。以对抗资本主义，美帝本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我引用了他们的措辞，但这不代表我个人的观点......）的名义，把敌人的敌人变为朋友。从今往后，他们支持伊斯兰教。无视其中反同性恋、鄙视女人、破坏自由、神权政治、仇视犹太人的现象。这样的左翼同样滋养了民族阵线党。

        我们缺少的是像Jean-Pierre Chevènement（法国政客，社会党创始人之一。——译者注）那样的共和的左派。一个能在共和国框架内对伊斯兰问题举荐出新的社会契约的左派。什么可以接受，如何捍卫政教分离，保障女性权益，维护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遗产，一切都能说地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但是当下的左派不是这样。

        问：在托德看来，像您这样批评伊斯兰教的，患有伊斯兰恐怖症......

        翁福雷：我觉得这么说是一种侮辱。侮辱思想家不会带来荣誉。在批评中我们可以严肃、严厉，像尼采那样毫不退让，像伏尔泰那样运用幽默，像苏格拉底那样嘲讽，但是我们应当拒绝那种下等手段，比如用一个词来禁止更深入的交流思考：法西斯主义，维希主义，贝当主义，反犹主义，斯大林主义，伊斯兰恐怖症...... 这些词存在，它们有它们的意思，不能滥用，这样才能恰当地定义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等等。对三大一神论宗教我都不带束缚地自由思考，独立分析，可以详见我2005年出版的《无神论契约》。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 多年来，我与各种蒙昧主义抗争。但是宗教很难做到完全理性。在我看来，对无神论的仇视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

        问：您认同托德关于复活的，祸害的“天主教僵尸”的论述吗？

        翁福雷：托德的奇思妙想掩藏于数据、线条、图表这些科学的俗丽光彩之中。我觉得法国大量的去天主教化把天主教留给了个人而不是学院团体。宗教成了纯粹的个人私事。如今的天主教徒通常选取他们愿意相信的作为信仰，而不再拘泥于魔鬼、炼狱、圣母纯洁受孕或者圣母升天这些旧信条之中。他们采取避孕，不反对堕胎，对教皇是怎么想的也并不在乎。从今往后，天主教都不再是一股自主、同质的力量。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我们无法归纳出乡村地区从没有电的时代到因特网时代的变迁缘由。更不能说失落的天主教徒因此要寻找一个替罪羊，就拿穆斯林开刀。1月份那么多法国人上街游行不是这个原因......

        问：您会不会像托德一样，将社会经济背景和圣战组织的号召力联系起来？

        翁福雷：绝对地，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关键线索。艾曼纽·托德说“社会党从此向右转了”，这个观点我同意。社会党领导下失业率持续走低的失败；1983年没有原则地归附欧洲自由资本主义；以及马斯特里赫特信奉的条例，史无前例地使国家贫穷化。这个贫穷化造成了诸多后果，我们就说政治上的，撇开个人或集体的病症（如酗酒、吸毒、抑郁、自杀、神经症......）：选举时民众的低参与率；Marine Le Pen的崛起，极右派的领导人从此被看成......救世主；还有身份认同的极端化，这种极端化有时表现为恐怖主义。

        还得说说自1991年以来（除希拉克任期内法国对海湾战争的态度）法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伊斯兰恐怖症，这也是一个原因。法国参加了全球所有打着反恐名义对穆斯林国家的战争，孰知这些国家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对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马里，伊斯兰国等数以万计无辜的受害者，法国对他们是负有责任的。我觉得为什么法国的穆斯林更热衷于投入到国际穆斯林社团，而不是法国国内的穆斯林社团这是有原因的。对遭遇空袭的难民法国的穆斯林感同身受。而这样的空袭，法国已经参加，还在继续参加。

        问：托德的新书争议出现的同时，新的初中改革方案也是当下一个热点。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左派也是四分五裂。教育部长Najat Vallaud-Bellkacem把反对她改革的人称为“伪知识分子”。Onfray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口水仗？

        翁福雷：《新观察者》杂志有一期采访了总统的智囊团。打开他们的办公室，我们看到一群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穿着别致的粗花呢西装，配上丝绸质地红衣主教那样的袜子。看看他们别致的西服口袋，还有他们在高等学府获取的漂亮文凭......他们与《Tanguy》这部电影中的同名主人公一个年纪（一部法国电影，2001年出品，主人公28岁还住在父母家。——译者注）；他们去图书馆要比去工厂多；他们中可能没有一个做过市委顾问；......他们替瓦尔斯、奥朗德、Vallaud-Belkacem那样不读书不思考的人读书思考 ；他们草拟文稿给那些在措辞上匮乏的人；他们几个人一起绞尽脑汁，早上再把成果向部长们呈上。部长们自己不思索，依样画葫芦照着念。然后记者们再周而复述，乐于在网上简单地制造舆论。今天的社会党人不再是Jaurès（【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左翼政客。——译者注）的继承者，而更像是Séguéla（【Jacques Séguéla】，法国广告之王。——译者注）的学徒。

        问：左派是不是在思想这个战场输掉了？

        翁福雷：如果像教育部长自己说的那样，投靠“伪知识分子”（在RTL电台接受采访时，教育部长用了“伪知识分子”这个词。但是说这个词时她犯了一个低级语法错误：法语中“伪”-pseudo在复合名词中做复数时不应该加s。这个洋相煞有讽刺意味。），任用涂着发胶的纨绔子弟来虚张声势，制造舆论，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要自由地用左派的观点来思考，向左转，就应该摒弃这些小侯爵们。还有这么思考的人，因为法国的思想还在，但是法国的政治已亡。

        （对话由Sébastien Le Fol收集整理。原文发表于《观点》 2015年5月21日刊。叶超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