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强大德国的神话

        6月间，西方七国将在德国海拔最高的山区楚格峰（Zugspitze）附近一处豪华城堡召开峰会。据其网站介绍，这座城堡最初是为一位“自负的狂热分子”修建，他试图令犹太人归化为基督徒。自那以后，埃尔矛城堡（Schloss Elmau）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和文化中心，但这一高远的地点似乎比较适合于反思一下近些年来有关德国在当今世界地位的言过其实的讨论。（译注：西方七国集团峰会于6月7日到8日于德国南部加米施－帕滕基兴市的埃尔矛城堡举行。）

        很多观察人士急于称颂德国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学者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近日将德国列为七国集团中第二有影响力的成员国。英国《单片眼镜》（Monocle）杂志的一项调查认定，德国的“软实力”堪比美国。最近的一次是，德国自己的可再生能源过渡计划令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激动不已，他称赞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绿色超级大国”。（译注：沃尔特•罗素•米德是美国巴德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onocle于2007年创办于伦敦，旗下业务包括杂志、网页、手机应用、零售店铺和电台。）

        确实，眼下是成为一名亲德派的好时机。德国依旧是欧洲最大的市场，现在出口与美国一样多的商品。不论是在应对欧洲金融危机还是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的安全危机方面，柏林均扮演了核心角色。德国的国家足球队还赢得了世界冠军（在北美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这可不是小事）。总理默安吉拉•默克尔被视为当今世界表现最优秀的民主国家领导人。

        然而，德国近年来的成就引发了对其实力不切实际的期待。德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牢固的经济纽带，几乎无助于遏止那两个国家向威权主义转向和军事上的咄咄逼人。其可再生能源过渡计划（Energiewende）只是在国内广受欢迎，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能源市场的格局或者说服其他国家放弃核能。没有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德国也无法为其商品真正塑造开放的市场，更不要说去保护这样的市场了。

德国更软性的一面

        数十年来，德国一直善于开发其软实力。德国以出产豪华汽车、化学产品和高科技机械设备著称，但其“更软性”的出口产品，如其教育方式、能源、金融、法律和科研成果，也赢得受众喜爱。对文化、学术和技术方面交流项目的资助提高了德国的受欢迎程度，同时与德国的商业利益相辅相成。

        为实现这些目标，德国与欧洲以外的国家建立起广泛的官方对话。除了与以色列、法国和美国形成“特殊关系”之外，德国在七国集团之外，与其他九个重要经济体（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建立了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这样，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其2013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到德国的熟练工人，就并不令人惊奇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间接称赞德国帮助他的国家缩小了“德国制造”与“中国制造”之间的质量差距。在最近一次于纽约举行的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AICGS）的会议上，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表示，德国正“处在有关当今世界未来的诸多理念纷争的前沿地带”。（译注：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下设的研究机构。）

        因之，德国在提升其作为一个宽厚能干国家的国际形象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功。但目前尚难以看到其软实力怎样带来具有实际意义的结果。举例来讲，所有这些交流项目均不必然增进人们对德国语言或文化的兴趣——过去15年间（自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德语学习人数下降了25%。

        更严重的是，德国政府最新的外交政策声明陈述了这样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宏大的目标：调整目前的全球秩序，令其符合新生的那些塑造世界秩序的大国（Gestaltungsmächte）的利益。与这些地区性大国的对话将最终说服它们认可欧洲价值，“渴求一种秩序井然（Ordnung）之感”，并形成利益的汇聚。

        但就如何劝服对西方领导下的秩序兴趣有限的当事国，更不用说强令它们参与，这一战略屡几乎只字不提。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均未对支持二战之后历经审慎构建而成就的体制和规则展示出特别的热心，特别是当那些规则与它们的地区利益相冲突时。中东国家正着力应对它们自身的国内冲突和保持地区力量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体制必须接受持续塑造才能满足新的现实需要。

        德国已时断时续，多次与巴西和印度一道提议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但当这样做有可能造成与拥有否决权的大国对立时，德国就选择了退缩。默克尔谴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是“犯罪”，并申斥中国不通过国际仲裁就宣称对其海上边界周围水域拥有主权。但总的说来，在与两国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中，德国更乐于维持现状。该国在欧洲拥有最强大的影响力，但即便是在欧洲，它或许也发现自己对阻止希腊或英国脱离欧盟无能为力。

德国的真正实力

        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多种多样。一种冷嘲热讽的观点或许会暗示，德国领导人受制于该国的商业游说团体，这将推动德国只会屈从于重要出口市场的偏好。该国充当“欧洲最重要推动者”的自我认知还意味着，它努力要让人们理解，它并未控制着欧盟的28个成员国（但在那方面，只要问一下希腊便知德国的成功）。德国保护其商业利益，倾向于“采取中间路线”，这是自然的，但其应对危机时的小心谨慎反映出领导层的这样一种状况：德国尚未做好甘于承受风险的准备，而承受风险对于解决那些危机事端来讲是必要的。

        考虑到在混乱的国际环境下厘清危机轻重缓急的困难以及德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局限性，德国领导层惯于被动做出反应，也就毫不令人奇怪。在去年引发广泛讨论的一次演讲中，总统乔基姆•高克（Joachim Gauck）试图向其同胞解释，何以对世界性危机采取旁观姿态理当是“例外”而非默认的常态：

        “因而，我们不能对威胁视而不见，不能逃避威胁；相反，我们应当保持坚定的立场，不忘记、忽略或者背叛普世价值，应当与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一道坚守这些价值。让世人见证我们与这些价值同在，让我们来捍卫这些价值。”

        然而，德国内阁其他人士的演讲更多聚焦于只是履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期待”，而非展示该国的当务之急。默克尔的做法很有代表性：她让其他人讲，而她甚至在当政十年后都不曾发表过内容广泛的外交政策演讲。尽管默克尔或许已充当了西方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的谈判代表，她可能还是要等着看，公众会否接受更多。

        或许她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大多数德国公众首度赞成一种与联合国不相关的“独立路线”。但除了在对外援助方面支出更多，在处理国际危机时，大多数公众宁愿“继续保持克制姿态”，并且，对动用军事力量或者制裁手段，公众中间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德国依旧受到其过往历史的束缚，这是事实，但最近一些年的成就或许也已令其日渐滋生志得意满之感。

        譬如，德国时常因其国防开支微薄而被特别提及。尽管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 ）最近宣布，未来五年国防支出将增加6%，这些开支也将多半用于替换老化的装备和基础设施，并且，相较于该国的国土面积而言，全部国防开支仍将保持在微不足道的规模。但对美国观察人士来讲，更令人沮丧的是，政府不愿公开讨论安全方面的挑战，并承诺为将来的偶发事件未雨绸缪。考虑到德国派遣的军队规模在驻阿富汗的军事力量中规模第三大，并且自1993年以来有超过20万德国士兵参与到国际维和行动中，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思议的。

        类似的举动是，在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监听项目以及国家安全局的数据搜集举动引发轩然大波之前，德国政府悄然决定，将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从巴伐利亚州的一处安静郊区搬迁到柏林的总理府附近一栋综合性大楼中，这栋大楼能容纳4000名雇员，外表富丽堂皇。公众一直对间谍行为愤愤不平，但德国领导人似乎很晚才意识到，他们需要更优秀的“耳目”。假如他们不严肃对待情报问题，或者发挥情报工作所要求的监督之职，一栋新建筑纵然亲近决策者，其意义也将是微不足道的。（译注：德国联邦情报局原总部位于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市南郊的普拉赫镇；柏林的新总部于2006年10月破土动工，2014年3月31日正式启用，预计到2016年将彻底完成搬迁，从这里步行可到达联邦总理府和议会所在地。）

        但假如外交决策的职权依旧分散在政府内部，再好的情报工作和“更智能化”的国防都均会黯然失色。长期以来，政府的外交事务有赖于外交部中的少数派执政联盟伙伴和总理府中负责协调外交事项的仅仅十几人之间的分工。这种达成共识后方可行事的架构（consensus structure）意在防止权力滥用，但在一些有争议事项上也能造成决策的游移不定，这些事项范围广泛，包括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武器、土耳其的欧盟成员国地位以及动用军事手段应对国际危机。

        希望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兼外交部长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最近就德国外交政策做出的一项评估，或将着力解决这一结构性缺陷。不幸的是，默克尔本人并未深度介入这一方案，而除了多少改革一些办公程序，该方案建言甚少。虽然说德国不可能自己形成能一套能与联合国安理会并驾齐驱的机制，但转而依靠临时性的危机管理将令德国继续保持旁观姿态。

        短期内，德国能做的最合适之事，是遵循其总统的建议。去年，他强烈要求他的同胞“尽更多努力，确保实现安全，而这种安全数十年来是由其他国家为德国提供的”。柏林为本次七国集团峰会设定了雄心勃勃的议程，因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并以石油作为政治工具，安全和能源政策遂成议程清单上的头等要事。

        长期来看，德国必须意识到，它不能再只是继续充当会议召集国，并依赖其他“塑造世界秩序的大国”发起的动议，不论那些“大国”指的是欧盟还是美国。德国将不得不更恰当地明确表达并公开捍卫其外交利益。逆来顺受地反省自身局限，是当国际规则被忽略时回避责任并回避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借口。假如德国想建设更强大的欧洲以及和平的世界秩序，它需要无视有关其实力的天花乱坠的宣讲，并更勇敢地思考如何运用其实力。

        （作者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听桥译自美国《外交》杂志网站，2015年6月1日发布，原题：“The Myth of a Mighty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