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纪念朱幼棣：最后的知识分子

        作者按：朋友漂零各地，常常几年没有联系，总想来日方长，大不了老了以后赖在一起。所以，当6月3日，接到朱幼棣（1950-2015）去世的消息时，猛然痛感生命之脆弱。幼棣是当年同事老大哥，为人至为真诚，学识最是广博，数年前出版《后望书》的景象宛在眼前。今天翻出当时为他写的序，算是对这位醇厚师友的万千怀念。

        朱幼棣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        

        他是我当年在新华社时的同事，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新华社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圈里名重一时了。新华社多桀骜之辈，群人自全国各地啸聚北京，围炉阔论天下，每每面红耳赤，朱幼棣这时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不动声色，到高潮将尽，突然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一开始还会脸红，说了两分钟就从容了，款款道来，自有别一份的见解。        

        当年，他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及新闻研究所轮番任职，是公认的全才。他写出过很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还是第一个去南极的记者，比万科的王石早了十多年。有一段时间，他担任国内部中央新闻组的组长，专跑中央常委这条线，在新华社的传统里，这是一个很崇高而敏感的职位。朱幼棣每天跟在中央领导人的后面东跑西颠，写他们的行踪和指示，当年《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老是"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报道"。       

        新华社记者从来游走在传媒与官场之间，更何况是中央新闻组的组长。朱幼棣曾经出任北方某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因某种机缘，他被调进中南海，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当上了一个高级幕僚。从此，"朱记者"不见，出现了一个天天搞调研、写报告的"朱司长"。        

        不过，这都不足以描述出一个完整的朱幼棣，或者说只是朱幼棣的小部分。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学识和文化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好古敏思，谦谦君子，有名士风。在某种意义上，他生错了时代。     

        他是浙江黄岩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早年搞过地质和技术，背着笨重的测量仪表跑了不少地方，这让他成了一个历史地理的痴迷者。在其后的30年里，朱幼棣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所有稍有点名气的大河山脉。有一次我陪他去浙江省安吉县，他说我要去某某关，当年岳飞打金兵就是从这里北上的，当地官吏无人知晓。后来按他指的方向驱车前往，问当地老农民，果然有这么一个古地方存在，众人愕然。      

        1992年，他在新华社总部当班，西北记者发来一篇新闻稿，称沙尘暴突袭某地。朱幼棣一看，突然拍案惊呼："莫非居延海已经干涸？"数月后，他坐着一辆老旧的白色伏尔加行遍河西走廊各个绿洲、各个城镇和河流，果然第一次证实了这个事实。

        朱幼棣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级的历史地理学者，跟他谈论此类话题，就好像是在他家后花园里漫步，典故与现状随口道来，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曾经很骄傲地对我说，他所有对中国地理的认识，一小半是从古书中得来的，一大半则是用脚跑出来的。

        他还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1995年还曾获得首届"地球奖"。前些年，有人提倡"南水北调工程"，朱幼棣对此颇不以为然。某次，在国家软科学选题会议上，朱幼棣一边算账一边论证，讲得一些专家无言以对。他在文章中写道："多年以来，没有人对大型水库立项、建设施工，直至建成运行后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和跟踪监测。即使对工程的投入与产出，也未进行科学的经济评价。当代水利工程，常常展露出一种难堪的窘迫和反科学的性质。为什么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水资源、与河流的关系，上游与下游的关系，不是走向和谐而是日趋紧张？"他进而评论说，"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因此，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的流程。"        

        对历史、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和笔触，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苍凉。他曾在已然消失的潼关古城楼前喟叹曰："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久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游移摆动，在其之间，潼关就是肩挑两京、力压千钧的支点。在这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其中影响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即达60多次，如殷周时闻太师与姜子牙之战、三国马超大战曹操、唐代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明代李自成与明军的决死之战——就是这个被康熙帝惊叹为‘天下第一城’、被《山海关志》许为‘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的地方，在本世纪60年代，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拆掉了潼关古城，千年旧城迁毁殆尽。但是，事实上，当年专家所设计的蓄水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城，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必要拆掉潼关旧城！一个恶作剧般的误判毁掉了‘中原第一关’。"读到这些文字，你仿佛嗅到了历史的硝烟与荒诞。       

        我说朱幼棣"生错年代"，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文人实在已经罕见了。他讷言害羞，为人厚道，爱好及学识之广博宛若文艺复兴年代的"大百科全书"学派。他的文字之优雅，每每让人惊叹。他还写得一手潇洒的毛笔字。他甚至是一个珠宝鉴赏家，居然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宝石的书。这样的人，现在很少了，以后估计也将"绝种"。        

        回头再说这本《后望书》。               

        三年前，他将新写的几篇历史地理散文给我，读罢十分感慨。我便怂恿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文字结集出书呢？老朱居然心动，日积月累，终成此集。书中照片大多都是他亲手拍得，传至我处，才知他原来还是一个准专业级的摄影家。书名多费心思，最终定为《后望书》，其意彷徨，一言难尽。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大多操之人手而不能自主。所谓"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从来激越而无奈地荡漾在每一代的庙堂江湖之中。朱幼棣自也逃不出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与众不同的是，他别开洞天，为自己构筑了另外一个叙述和瞭望的空间。现在印出来的这本《后望书》，便是一份很独特的纪念。        

        一个行将"绝种"的文人，记下数段行将绝迹的风景，留下行将绝唱的浩叹，这大抵就是《后望书》了。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吴晓波频道”，原标题为《纪念朱幼棣》。澎湃新闻“翻书党”经授权转载吴晓波频道所有吴晓波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