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吴兴文：从萧孟能到初安民，台湾出版这些年

        【编者按】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先生在大陆行走多年，最近在海豚出版社主持“启蒙文库”，第一辑四种已经出版，包括于右任《右任文存》、沈刚伯《史学与世变》、王尚义《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刘心皇《民初名人的爱情》。据他透露，即将出版的第二辑包括陈定山《春申旧闻》等坊间难觅踪迹的作品。在岛上打拼多年，他的出版理念无疑深受“台湾经验”影响，于是请他谈谈台湾出版业的故事。（文中有几幅图由范泓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吴兴文。澎湃新闻罗希 图       

        澎湃新闻：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岛上的出版业是什么状况？

        吴兴文：这个问题要从1945年谈起。日本人走了以后，台湾本地的士绅游弥坚等人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台湾文化》——这个刊物很重要。后来他们共同成立了东方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现在还在。那时候因为受日本侵略的影响，台湾的图书市场上都是风水、命理、医书之类的读物，然后就是上海各大出版社传到台湾的书，比如传统典籍。

        接着是“开明”时代，开明书店来了，由范寿康教授主持，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接下来是正中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台湾成立分馆。慢慢地，国内的各大出版社相继来台。1949年以后上海来台创业的艺文印书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出身的广文书局，这两家主要是影印古籍；远东图书公司主要做英文教材、工具书的出版。

        为了推广普通话，《国语日报》刚开始只是一个四开小报，后来也成立出版社，主要出版儿童读物，推广普通话。然后是老字号的中央书局、瑞成书局等。1952年作为外省第二代的萧孟能创办了文星书店，隔年三民书局成立。一开始大都以编印教科书、古籍影印、大众读物、生活类书籍为主，这样出版业就在岛上发展起来了。

        1949年以后，台湾各大城市火车站周围商业都很发达，到现在还是这样。台北也是这样。火车站前的重庆南路比较宽，其它像开封街、襄阳路都很窄的，衡阳路不够宽——台北的地名很多都是以国内城市命名的。慢慢地，重庆南路就形成书店一条街。刚开坊都是先有书店，后有出版社。

台北重庆南路的书店

        澎湃新闻：文星书店是如何崛起的？

        吴兴文：文星为什么比较特别呢？文星创办人萧孟能的爸爸萧同兹，解放前创办中央通讯社，是个资深媒体人，从小受其熏陶，颇有老上海出版家遗风。刚开始主要是贩售英语教材、外文书刊杂志，后来编译“读者文摘丛书”，这样就奠定了文星的基础。

        文星之所以在台湾的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跟《文星》杂志是分不开的。1957年11月5日，由何凡、林海音、陈小鲁主编的《文星》杂志创刊，何凡在北平编过报纸，到了台湾在《国语日报》上班，林海音主编过《联合副刊》。何凡在《文星》创刊号写了一篇《不按牌理出牌》，标榜这个刊物是“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生活杂志，读者对象是偏向菁英分子的。对当时的台湾来说，《文星》有点像大陆1980年代的《读书》，能打开人的视野，引发人们的讨论。

《文星》杂志创刊号。范泓 供图

        到了第25期，《文星》转而强调“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既然是面向菁英群体，那就要重视思想嘛。1961年11月第49期，李敖在当兵之前发表了《老年人与棒子》，这是李敖的成名作。他批评沈刚伯、姚从吾这些照本宣科的老一辈学者，一时间引起很大的关注，大家都在想：这小子要干嘛？

        接下来第50期发了胡适的演讲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到了这个时候，其实人们也很清楚，在岛上十多年了，大喊“反攻大陆”已经不切实际了，所以要努力谋求本地的发展啊。针对胡适的科学与民主这种老调，胡秋原在1962年1月发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期望超越当时的西化派。隔了一期，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样就打起来了。中西文化论战再次打响。到了2月胡适过世了，《文星》以“特大号”制作“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同时出版原定讨论的“中西文化”问题，因胡适而引起的中西文化论战，至此余波荡漾。

        1963年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9月第一批“文星丛刊”十本出版，包括梁实秋《秋室杂文》、蒋匀田《民主的思想与实践》、黎东方《平凡的我》、余光中《左手的缪思》、李敖《传统下的独白》、陈绍鹏《诗的欣赏》、林海音《婚姻的故事》、聂华苓《一朵小白花》、於梨华《归》、沉樱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迷惑》等。现在看这套书，可能觉得没什幺，但如果回到当年，那是很不容易的。

        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它模仿的是岩波文库、企鹅文库啊，而不是单一学科的。

萧孟能与父亲萧同兹。范泓 供图 

       不过，我后来才发现这并不是文星特别的地方，文星最伟大的贡献是，它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而且是带索引的。《古今图书集成》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大三倍，体量之大可想而知。萧孟能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介绍得很清楚——这样才方便使用啊。李敖就是凭借这套书，才会做学问的——有门径可循了嘛。

        另外，文星还出过“文星集刊”一百种，看看里头的目录，比如费鸿年《动物学纲要》、西格里斯《人与医学》、张援《大中华农业史》，很多是科学类的、应用科学类的，不像我们现在出的大都是偏向人文的，出科学类的书很少。这也是文星了不起的地方。这些书都是萧孟能选的。

        还有，吴相湘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也是文星出的。比如《宋教仁日记》、尚秉和《辛壬春秋》等，最早是在这里出版的，其它很多东西也在这套丛书里。包括我第一次买到这套书里的一本，戴笠军统局前身通讯调查小组的报告，内容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五次“剿共”路线图和纪录，后来因为搬家捐给佛光大学图书馆了，现在要找这个书应该还能找到。

        更妙的是，《文星集刊》是预约发行的。预约发行是从老上海时期王云五开始的。如果预约发行做得好，它就比较容易判断一本书的市场了。卖得好的话，就可以降价。你可能想不到，当时在大学读书的高信疆为《中国一周》做了一个访谈，采访的就是萧孟能，访谈标题叫《“文星丛刊”和古今图书集成》。高信疆就这样崭露头角，后来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成为纸上风云第一人。

《文星》最后一期。范泓 供图        

        澎湃新闻：1987年台湾解严后，竞争愈加激烈，台湾出版业在营销推广方面有什么新招？

        吴兴文：这其实是个老话题了。台湾解严后，1980年代末，金石堂成立，在其台北市汀州路厂房改建公寓大楼的地下室，仿照日本大型连锁书店经营模式，设立文学类和非文学类图书的畅销排行榜，并开始举办新书发表会，这些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在台湾一直称霸到本世纪初。在此之前出版社从来不办新书发表会，都是在报纸上登广告，有时候一篇书评能让一本书多卖上千本。

        金石堂也是从书店开始，兼营文创产品和餐厅，和过去传统书店的经营模式不一样。可以说，台湾现代书店的经营理念是从金石堂开始的。后来金石堂越做越大，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连锁书店。

金石堂

        到了1989年，诚品书店创办。当时台湾只有雄狮美术书店一家主要经营人文艺术类书籍，于是诚品最初也以人文艺术专业书店的面貌出现，它的第一家店开在仁爱路、敦化南路圆环。到1997年开始仿邦斯·诺伯连销店的方式，创业初期地板每四个小时拖一次，厕所也像五星级宾馆里的，这个是一种表面现象，但确实反映了不一样的商业形态。不过单单靠书店，还是难以维持经营上的平衡，所以诚品一开始就是多样经营，除了贩书，还代理很多产品，比如高级文具、寝具、手工香皂、红酒、法国造币局纪念币，都有了。后来，有了诚品画廊、诚品讲堂、诚品艺文空间。

        那时，台湾的中产阶级也起来了。金石堂面向的是一般的中产阶级，而诚品定位的是高级的中产阶级。        

        澎湃新闻：编辑在出版社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否谈谈您敬佩的几位编辑？

        吴兴文：我自己做编辑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学毕业后，我急于找工作，也去皇冠考试，没有考过。不过我运气很好，托朋友的介绍，我就进了联经的台大门市部。到了那里，很能开阔我的思想，训练自己找资料的能力。做了两年，我做得还不错，就当了台大店长。台大有多重要？原来台大的启蒙精神是受“五四”影响的，所以他们懂科学讲民主。比如，钓鱼台事件啊，台大哲学系事件啊，都是在台大校门广场发生的，也就是我书店的对面，过了马路就到了。所以你想，那个地方来的都是这种人。 我的思想也得以开阔起来。

        1987年林载爵从英国剑桥和美国哈佛游学回来，刚当上联经的总编辑。他回来以后，隔年11月把我从业务部调到编辑部。当时整个编辑部都是硕士，只有我一人是学士。

林载爵 

       我们的总经理是刘国瑞，他很有意思，他在1959年与马金忠、沉克勤创办台湾学生书局，1960年创办《书目季刊》，后来有和何凡、林海音等人共同创办《纯文学》杂志与纯文学出版社——这一段比较没人知道，后来当上《联合报》总编辑。那时候他怎么训练我呢？林载爵当时还在东海大学兼课，每个礼拜来三天，有时甚至是两天半。他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最近看到什么出版动态啊，我就跟他聊一聊。聊一聊以后，他就说，这个信你来回，这个稿子给你看，你看了以后帮忙写退稿信。我就是这样“练”起来的。我整个出版启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来，林载爵让我编高行健的《灵山》，周克希审订、帮联经翻的托尔金《魔戒》第一版也是我编的，然后是李家同的《让高墙倒下》、《陌生人》等作品。那时候我负责《联经文学》，和痖弦《联副文学》、马森《联合文学》，被戏称为“三联”。1988年我进编辑部前一个月，就开始来大陆。

        说到编辑，同辈里边我就举初安民吧。他的好处是，2000年的时候他离开《联合文学》杂志社和出版社，被高薪挖角，创办《印刻文学生活志》，担任总编辑。这就展现了他的一个精神，他就像日本见城彻《编辑这种病》的自述，每天晚上和作家应酬到深夜。见城彻原先在角川书店工作，1993年创办幻冬社，第二年以五木宽之（大众小说）、北方谦三（历史小说）、村上龙（轻小说）、吉本芭娜娜（通俗小说）等豪华阵容逆风而上。初安民一到印刻，就做张大春专辑啊、朱天文专辑啊、朱天心专辑啊。是他捧红了张大春，从联合文学《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畅销开始，他们就合作无间，直到张大春老婆成立新经典出版社。到现在初安民还非常努力，最近从时报出版公司、天下远见文化公司抢到龙应台的“人生四书”：《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还有《大江大海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