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渡边武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诞生

徐奇渊

2015-06-10 08: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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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某日,东京的天气本应不错,但是没有风,烟尘蔽日、有点闷热。那段时间,日本政府正在酝酿通过《煤烟排放控制有关法律》,这是日本第一部空气污染控制法,而且有望在年底正式实施。
       丸之内,东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渡边武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今天要约见的客人。两年前,渡边武结束了在华盛顿9年的任职,在这9年中,他先是作为驻美国使馆的公使,接着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担任执董。驻外生涯收获了光鲜的履历,但也留下了遗憾,他错过了给母亲送终,并且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回到东京之后,渡边没有选择继续在政界发展,而是辞官担任了金融顾问。更现实的问题是,他的孩子们回国后不能适应日本的教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渡边发起成立了海外职员的子女教育协会,做起了公益事业。
       今天约见渡边的,是常盘桥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大桥薰。这位老兄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讨论成立亚洲开发银行!
       他的确应该找渡边武,在美国工作9年之前,渡边还在实权部门大藏省工作了20年,官至官房长(办公厅主任)!在大桥薰看来,这个话题只有找渡边才最适合。
       不过这事儿没那么容易。早在50年代,日本就曾经提议建立亚洲开发银行,但是,要么得不到亚洲兄弟国家的支持,要么就是老大哥美国故意不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官方也只好放弃了斡旋。
       不过最近非洲开发银行即将成立,而欧洲早就有了复兴开发银行,美洲也已经有了开发银行。大桥薰感觉到,新的时机可能就在眼前,是时候轮到亚洲了!在大桥的鼓动下,渡边领导的研究小组成立了,并着手起草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ADB)计划书。
       经过几轮的讨论,在1963年夏天,计划书的初稿出来了。但是吸取过去十多年以来的教训,渡边觉得日本这次应该低调、稳妥一些,继续等待时机成熟,一旦第三方提出ADB的动议,日本再马上接棒。
       不过机会来得太快了一些,日本方面显然还没做好准备。1963年12月,在马尼拉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终于有人提出了在亚洲建立区域开发银行,而且这次的提出者是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因为没有意料到这个话题,日本并没有派出部长参会,参会的最高代表只是常驻在菲律宾的大使板垣修。
       不过还好,这次会议商定,先召集一个专家层面的多边会议,以协商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问题。于是,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开始张罗专家讨论会。10月个月之后,曼谷启动了专家讨论会,并且持续了两周时间。在会议上,渡边研究小组的成熟方案占据了优势,各方专家就基本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是,行长人选、出资份额、总部所在地这些大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日本政府,包括渡边本人都更加看重总部所在地,而不是行长人选。或者说,日本对于将ADB总部设在东京,志在必得!
       不幸的是,1964年底,时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因为喉癌不得不卸任。池田勇人是史上最后一位生于19世纪的日本首相,并且是三届连任的实力派政治家。不仅如此,他还曾经亲自参与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建立;而且池田和渡边一样,也出自大藏省的官僚体系。池田不仅是渡边的好友,也是推动ADB建立的强力支持者,在这个节骨眼上,池田的离去使渡边十分沮丧。
       不过亚洲开发银行的筹备工作还是在继续推进,1965年的世界银行年会,成为日本推销这个设想、试探美国态度的绝佳机会。在华盛顿会议上,渡边找到了卸任世界银行行长不久的尤金•布莱克。布莱克是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1933年,渡边武还是一个刚刚入职大藏省3年的毛头小子,而布莱克已经是美联储主席了。渡边在世行做执董的时候,布莱克已经做了十多年的行长。
       布莱克在谈话中暗示,渡边应该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而且行长的选择,这个问题比总部的定址更为重要。布莱克的表态透露了美国的态度,而且,这种表态,实际上表达了美国否定将总部设在东京。
       与此同时,1965年的世行年会上,已经有不少的人想在即将成立的ADB谋份职位,还有些机也想与ADB开展合作,他们都开始与渡边搭讪。连渡边自己都感觉到,好像他已经是ADB的行长了。但是这种感觉对于日本方面并不是好事,因为这同时意味着东京成为总部的可能性在下降。
       这种预感是正确的。1965年11月的总部选址投票会,放在了马尼拉。菲律宾的马尼拉,在当时号称亚洲的纽约,是东京的最强有力竞争者。而且在这次投票会上,时任菲律宾总统的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也就是阿罗约的爸爸亲自坐阵。
       第一轮、第二轮的投票结果都对东京有利,马尼拉贴着及格红线挤进了决胜局。这背后的游说也日益升级,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借着主场的优势,菲律宾央行行长宴请各国代表,在马尼拉湾的游轮上吃了一顿日落巡游晚餐。而在第二轮投票和第三轮投票之间,只有一个午休的时间差,此时的游说更是升级到白热化,不少国家的代表都因此迟到了。结果在最终投票局发生了逆转,东京以1票之差败给了马尼拉。
       也只能是这个结果了——在日本人是行长的众望所归之下,总部选址的平衡点,终究向着美国人暗示的方向发展了。不然又能怎么样呢?美国作为亚洲的区外国家,不可能派人出任行长,总部也不可能落在美国,而其他亚洲兄弟国家也缺乏像渡边这类的人才。最终的平衡点,必然是日本出人,而选址在美国更容易掌控的菲律宾。
       作为一个失败的挑战国,二战后日本与美国形成了明确的依附性关系,这一关系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说这一契约有所变化,那么变化的空间仅仅在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日本的搭便车行为。
       事后,渡边在回忆录中的视线有意无意的模糊了,他认为:“1962年的日本筹建计划,最终成为了ADB现实的建设蓝图。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筹建计划只有细节上的一些修改,例如:总部选址是在马尼拉,而不是东京;副行长的数量;以及出资方案。”
       但是,如果这样的问题都是细节,那还有什么不是细节呢?
***
 “三个学术民工”专栏由徐奇渊、李晓琴、杨盼盼倒班为您特供。专栏主要生产全球价值链的科普文章,也顺带打磨世界经济热点。希望用谈风月的心情谈谈经济。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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