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在伊斯坦布尔：近现代中国为何关注土耳其

        初夏，我来到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正值议会大选期间，满街挂的都是类似五色经幡的政党旗帜，要不是那些摩天大楼挡着蓝天，风一吹，会给人一种身在藏区的错觉。 

        在街头的各种政治宣传画和政党旗帜中，埃尔多安总统及其正义和发展党的出镜率显然是最高的。这位强人总统的宣传画还经常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画像，以及另外一幅纪念默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562周年的宣传画一起出现。在最后一幅宣传画上，这位当时只有21岁的苏丹骑着马，右手向前指出进攻的方向。这三幅画像放在一起，充分反映出埃尔多安总统的“通三统”之志——他要在凯末尔所奠定的共和国的框架之内，回溯奥斯曼帝国的政教传统，为当代土耳其找到安置自身荣光之所。

        埃尔多安并不是孤例。从安卡拉，到莫斯科，再到北京，领导人们似乎分享了类似的抱负，虽然驱动力各不相同。近代革命领袖们的革命色彩正在褪去，其作为既有政治建制的奠基人的色彩则在凸显。换而言之，他们被视为搭台的人，但唱的戏，已经被重新设定。

        近代的世界格局给中国与土耳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两国也交出了有一定类似之处的回答。同样是受到西方列强侵凌的老大帝国，同样面临着“保国”、“保种”、“保教”的三大压力；最后，同样是选择放弃“保教”，以实现“保国”、“保种”。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礼法发动猛烈攻击，并为随后国民党的改组与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在土耳其，凯末尔发动革命，强力推动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并奠定了军方作为世俗化方向的守护者的地位。军方这一地位，直到埃尔多安上台之后，才发生改变。而曾经被压制的“教”，在“民主”的名义下，作为多数人的信仰而回归到政治的中心。

        我并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中国的思想与经验。但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关注，却是一贯的。土耳其时而代表着失败的教训，时而是激励人心的典范，一切取决于比较者的历史境遇和视角。

        游荡于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我总想起中国近代那些注视土耳其的眼光，以及中国的政治行动者们在土耳其所发生的故事。

 一

        要不是在近代遭受的挫折，中国的士大夫不会对奥斯曼帝国有多大的兴趣。但同受欧洲列强侵略的历史，将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康有为最早在1898年的上书中提及土耳其，希望清廷以土耳其为鉴废除鬻官制度。而从甲午战争以来，他更是频繁引用土耳其，作为大清国运之参照。1898年上呈光绪的《突厥削弱记》，将土耳其作为清廷应以为训的弱国典范，其中写道：“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此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矣。”“今中国之形，与突厥同；中国之病亦与突厥同。”康有为对土耳其“削弱”之原因的追溯，当然倾注了他自己的关怀——他认为土耳其的弊病在于苏丹“废宪法，复守旧”，中国应从中汲取的教训，在于须坚持立宪与维新。作于1908年的《突厥游记》稿本则赞赏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运动（其1913年刊本则质疑青年土耳其党人选择的宪法模式，此为后话）。而在光绪去世、国会请愿遭受挫折时，康有为一度主张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

        而对于流亡于海外的革命党人而言，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在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立宪派提出革命可能会导致外国干涉，从而导致中国亡国。胡汉民在1908年的《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中引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两个例子驳斥“革命必致外国干涉说”，指出关键在于中国民族（胡汉民在此仅指汉族）能否展示自己的力量。土耳其虽然国政腐败，“而列强审其民族，有自卫之能力，谓其兵士皆知以死捍御他族，遂各寝其兼并之计划。”而孙文也在《中兴日报》上撰文称“近东病夫之土耳其瓜分问题已由革命而解决”。由此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立宪派视之为立宪运动，革命派视为之革命，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而胡汉民尤其重视青年党人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启发。在《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中，他指出，土耳其军队原来忠于苏丹政府，在青年党的劝导下，起兵反对专制。他引此例要说明的是，满洲以极少数之民族，统治中国，借的其实是汉人的力量；如果汉人都能像土耳其军队那样，起兵反对专制，则专制必亡。这一论述，体现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对革命策略的认识上的某些进展：他们认识到，搞刺杀和小规模的武装起义都难以达到革命目标，要推翻清廷，还必须从策反军队入手。胡汉民作于1909年的《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人》者仍将着重点放在军队的作用上。胡汉民写道，土耳其苏丹下令立宪，但专制如故。青年党策动军队起来反抗，逼迫苏丹退位。乃全面废除苏丹制度，实行民国，气象为之一新。这使胡汉民进一步看到了策反军队的必要。他将军队与刺客进行比较：刺客所刺杀的只是个别政治人物，而并不能改变制度；而当军队反叛的时候，则整个制度将为之震荡。

        胡汉民作于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一文则进一步比较了土耳其革命与中国革命。胡汉民指出，土耳其建立君主立宪，是可行的，因为统治者是土耳其人，而要求立宪的被统治者也是土耳其人，没有民族上的隔阂。但放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同的种族，最终无法调和。中国的情况，可以以希腊的情况来比较——当时土耳其已经宣布立宪，但希腊仍然坚持革命斗争，最终获取独立。这是因为作为文明民族的希腊不愿受落后民族土耳其统治。汉人应当以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为榜样，从落后的满人那里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即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同族的土耳其，亦不满足于单纯的君主立宪，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苏丹，这证明了中国在异族统治的情况下，更应该奋起革命。

二

        辛亥革命以立宪派的民族观而非革命派的民族观取得胜利而告终，实现的是“五族共和”而非汉民族共和国。然而立宪模式的问题马上凸显。康有为于1913年刊行的《突厥游记》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学习法国，是致乱之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对中国的革命党的指责。同时，《突厥游记》增补了对土耳其“政教合一”体制的赞赏，按他的描述，六经形同可兰，那么孔教会长，就形同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委员会的大长老了。为了立儒教为国教，康有为征引伊斯兰国家为范例，也是醉了。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很快陷入了“武夫当国”乃至军阀混战的局面。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历经一战而解体。1923年，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建立共和国之时，中国国民党正与共产国际与中共洽谈合作，以求以革命重新统一中国。几年之后，土耳其革命初步结出成果，国家各项事业走上正轨。而在中国，1925年孙文逝世之后，国民党陷入继承人之争，而这又牵动了政治路线的斗争。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共，对共产党人与具有共产党嫌疑的国民党左派展开大屠杀，其中所杀的国民党左派人数远远超过共产党人。

        早在1927年清共期间，胡汉民就撰文指出，苏俄无法在土耳其取胜，所以转而扰乱中国。由此来看，凯末尔的道路是一条自主于苏联控制的道路。1928年，胡汉民终于有机会亲赴土耳其考察。年初，他和孙科等人代表国民党出洋，先在南洋联系当地华侨，然后前往欧洲宣传国民党政策。3月经过土耳其，逗留两周。胡汉民在1930年9月20日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发表的《考察新土耳其的经过与感谢》演讲中描述了他在土耳其的考察过程。

        据胡汉民叙述，他首先会见了土耳其的教育总长。问了两个问题：第一，土耳其现在不要回教，而以单纯的民族主义来代替，但民族主义是否能够代替得了回教呢？第二个问题是，土耳其新建国，讲民族主义比较多，但民权民生似乎不大注意，以后是否试图改进呢？教育总长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用回教，是因为回教自己已经不行了。有人说，土耳其建国精神是得之于回教的勇猛，但其实与事实不符。在土耳其建国过程中，最勇猛的恰恰是非回教徒。对这一点，胡汉民表示怀疑。他始终认为回教具有勇猛精神，土耳其人否认自己还受回教影响，乃是因为身在其中，不知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立国之初，当然重视民族主义。但以后民权民生也会更加注意。就经济上来说，土耳其由于工业不发达，现在重发展而不大重再分配。土耳其注意防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目前有经济法令规定，外资在土耳其开设商店，工人必须用土耳其人。

        胡汉民评论说，土耳其的成功主要在民族主义上，民权方面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而在民生方面，目前也只是单纯地防范外国经济侵略，这只是“民族的民生主义”办法。在这两方面，以后都需要改进。

        他又会见了土耳其总理伊斯迈（Mustafa İsmet İnönü），恭贺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上的成功。伊斯迈则将之归功于全民族的努力。他们又讨论了土耳其党与政的关系，伊斯迈交代，凯末尔作为开国领袖，在建国之后，不问国事，将大小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伊斯迈又认为，委员会制度缺乏功效。对于胡汉民“土耳其能不能像中国那样做”的问题，伊斯迈强调土耳其的特殊国情。胡汉民又将他在土耳其看到的进步，归纳为以下几条：第一，教育的普及。新政府大办师范教育，目的在于进一步普及教育，提升土耳其人民的知识能力；第二，财政的统一；第三，则是命令的统一。胡汉民举的例子是，凯末尔要求全国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头上的红色毡帽拿下，结果就贯彻了。

        这个演讲相当简短。而同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同僚后来回忆，胡汉民自从访土回国之后，认为访问各国中，进步最为神速者，“当推土耳其，土国在欧洲以后，经济原极困苦，且国亦不甚强劲，但至现在，距媾和不远，而土国之财政，竟能有条不紊，政治亦甚佳，可知其进步之速，诚足惊人也，吾人往外游历，考察政治，当取其所长，回国以资借镜，则土国其庶几矣。”他利用各种场合介绍观感，讲废除不平等条约，党务，财政统一，建设，教育等，均以土耳其为榜样。

        不仅如此，胡汉民经常以土耳其总理伊斯迈自比。这一自比，搁在当时的情境下，有着非常微妙的意涵。当时胡汉民与蒋介石结成同盟，受蒋介石委托组织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工作，并在政府改组之后，担任立法院院长。他自比伊斯迈，心目中的凯末尔自然就是蒋介石。而隐含的期望是是蒋介石能够像凯末尔那样，在建国之后，不问国事，而使国家运作能够进入制度轨道。这一点，自然没能实现。1931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后来另立中央，但也未能成事。毕竟，胡汉民只是个拿笔杆子的，在“武夫当国”的民国时期，只做得了配角，做不了主角。

        对胡汉民的“土耳其梦”，毛泽东作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这样的嘲讽：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

        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撤换苏丹，到凯末尔道路，土耳其前进的每一步，都牵动着中国政论家和政治家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是中国的“探路者”，如同俄罗斯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探路者”一样。

三

        1927年的大屠杀中，胡汉民引土耳其作为中国的对比。这场屠杀在共产党人、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那里，却引发了一番不同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党固然有错，但中国党领导没有经验，是幼年的党，主要策略的决定权都在共产国际手中。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拒不承担责任，反而宣称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正确”。在刘仁静看来，托洛茨基一早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可谓高瞻远瞩。

        1929年，刘仁静从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院毕业，瞒着共产国际和中共，前往柏林，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乌尔邦斯那里取得了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址，然后又坐火车经波兰至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然后从那里坐船到伊斯坦布尔。在小宾馆住下之后，刘仁静坐小火轮直奔托洛茨基寄居的普灵西波岛。这个岛屿，实际上就是马尔马拉海上的王子岛群中的大岛（Büyükada）。刘仁静向托洛茨基描述了苏联近况和中国革命的现状，但现在托洛茨基对前者没有兴趣，对后者则大有兴趣，建议刘仁静每天上午都来他寓所谈话，后来改成整天谈话，他儿子则在旁边作谈话记录。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虽然得到凯末尔政府的保护，但也被禁止介入本地政治和在本地公开出版。而土耳其共产党1927年刚受凯末尔政府镇压，与托洛茨基更难发生关系。托洛茨基大概从刘仁静的来访中看到了介入政治行动的新的可能性。他与刘长时间地谈话，刘仁静偶有晚到，他还责备刘仁静这样做耽误革命。这样一连谈了二十多天，最后托洛茨基口授，其儿子打字，形成《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由刘仁静带回国内，成为中国托派的行动指南。

        托洛茨基在这个岛上呆了4年（1929–1933），这是他流亡之后的第一个长时间的固定寓所。而这个Büyükada岛屿有着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过去，它曾经是拜占庭皇室流放和囚禁皇室成员的岛屿。拜占庭的皇后Irene, Euphrosyne,Theophano, Zoe 与 Anna Dalassena都曾被流放于此。而20年代的苏共，拜占庭式的政治，也产生了拜占庭式的流放。而托洛茨基就是其承受者。

        我试图坐船去往Büyükada探访托洛茨基故居遗址，但下船的时候认错了码头，落在了另一个岛上，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已来不及去Büyükada了。这次就这样与托氏故居失之交臂。然而，这几个散乱在马尔马拉海上的岛，因为与中国革命的独特关联，在我的眼里获得了充盈的意义。

        托洛茨基对于共产国际1927年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是深刻的，然而他由此回溯，否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却不见得有多少道理。尽管第一次国共合作以1927年的大屠杀而告终，但从今天来看，共产党人仍然从中获益甚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得以迅速接触军事、党建和群众运动实践，其影响力也迅速扩大，从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众政党。1927年后，失去在城市立足空间的共产党人往农村撤退，在那里找到了与农民结合起来，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而国民党自己，却受到这次“清共”的重大打击。反革命的屠刀杀得最多的是国民党内的左翼革命青年。屠杀过后，国民党的革命锐气已经受到重挫，在许多省份，其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国民党此后一直无法掌握中国基层社会，与这次清共，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一个事件的意义，是在历史中逐渐展开的。站在1929年看1927年，太近，还不是那么看得清。刘仁静看不清，托洛茨基更看不清。对于走向革命成功的中共而言，1927年是一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意义上的考验，党史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有着胜利者的自信，没有怨恨。

四

        那么，在今天，我来到土耳其，又能看些什么呢？今日的土耳其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通常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中国的新疆问题与“泛突厥主义”的关联。第二是因为土耳其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的高铁，其二期工程是由中国铁建牵头建设的，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修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关心中国高铁的人，自然能关注到土耳其。

        这些关注点很重要，但也许更值得去观察的，是土耳其这个具有沉重历史包袱的地区大国整合自身，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努力，及其所遇到的挑战。凯末尔的“脱亚入欧”，在当代土耳其已经正在走向终结。土耳其一度努力寻求加入欧盟，但屡屡被“穿小鞋”。从2008年以来，欧盟自身陷入重重危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兴趣日益减退，寻求自身独立文明地位，成为一个新的追求方向。土耳其加强了在外交上的独立性，与中、俄等大国积极发展合作关系，在中东区域国际政治中也日趋活跃。

        这种寻求自身独立地位的追求，同时也迎来欧美的“威权主义”的指责。埃尔多安最近对《纽约时报》社论的指责（让人想起中国某位长者对香港记者的斥责），似乎正在为这种指责增添新的证据。是的，埃尔多安是民选总统，但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从来就没有达到欧洲所要求的标准。欧美对于他们不喜欢的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早准备好了“选举式威权主义”的恶名。因此，土耳其对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追求，会始终会与“挨骂”关联在一起。而在“挨骂”这件事上，中国与土耳其是难兄难弟，中国因为体量大，天生容易挨骂，近代以来挨骂比土耳其时间长得多，也激烈得多。中国也不是没想过通过政治改革，减少一些骂声。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即便搞了一人一票的选举，但如果国家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欧美的要求，人家照样会骂你。

        当然，寻求独立发展道路，并非就天然正确，ISIS和塔利班，何尝不可以被认为是在寻求独立发展道路呢？抛开那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来说，一条道路是否可持续，第一看是否能整合国内种种势力，第二看是否能支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埃尔多安的宗教民粹主义，正在国内产生着世俗力量与宗教保守势力的裂痕，而这是否能通过选举政治得到整合，颇值观察。而宗教气氛进一步加重，对于土耳其的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也颇值玩味。

        6月1日，塔克西姆广场四周密步警车和装甲车，军警人员荷枪实弹，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这是埃尔多安政府对几年前塔克西姆广场上反对派示威的回应。暴力的在场，显示着共识和权威的脆弱，也告诉我们，土耳其对独立文明地位的追求，面临着艰难的内部整合的挑战。

        由于行程过于匆忙，我没能呆到观摩议会大选投票就离开了土耳其。因而此行与其说是对当代土耳其政治的系统考察，还不如说是在伊斯坦布尔的背景下对中土近代历史关联的初步回忆与整理。然而，我会回来的。感谢伊斯坦布尔，让我顺利进入到思考与关注土耳其的近代中国知识传统之中，并获得了这样的确信：从土耳其，从伊斯坦布尔，我们能找到回到中国的知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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