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朝鲜人怎么看老虎

1938年的新英格兰大飓风

2015年7月发行的《环境史》杂志（Environmental history）上刊登了一篇书评，评论对象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1938年风暴：新英格兰大飓风的社会史和气象史》。

1938年9月21日，一场20世纪最强的飓风从大西洋呼啸而来，席卷美国东北部，吞噬了长岛东部海岸和新英格兰南面海滩，缘于其通过长岛和新英格兰的毁灭性路径，它也被称为长岛快车（The Long Island Express）。据说到达长岛东部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飓风非常强烈，把一整座电影院拔离地面，而电影院里的人群和电影放映员也被一起扔到了两英里以外的大海。大风、潮水和暴雨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风暴潮，风暴潮被巨浪驱使，在着陆时出现了一座浪尖高达30英尺的水墙，将海岸及附近的建筑物瞬间倾覆。

        

这次发育成熟的热带气旋的突然侵袭，切断了通讯、电力和铁路线等基本生活设备，给毫无准备的人们和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损坏，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改变了此后气象局的监测方式，甚至改变了大萧条时期政府的救助方式和地区经济复苏的步伐。

风暴是9月10日在佛得角群岛附近形成，由于没有雷达、卫星，无飞机跟踪监视，飓风从非洲西海区而来的途中并未经过陆地，加上极少船只进入飓风区，所以气象人员并不能准确把握飓风的性质和强度。

人手不足的气象局是几天以后才发现风暴正朝佛罗里达而来，气象局的预报人员在当天的天气预报中尽管有所提及，但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初级预报员查理·皮尔斯（Charlie Pierce）正确预测了北端的风暴，但是高级气象学家却忽略了他的预测。一个小小的失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直到今天还为人们诟病和警醒。

本书在风暴发生75周年的2013年出版，它融合了科学研究、历史叙述和社会分析的方法，作者着重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解读新英格兰大飓风形成与运动的轨迹，也尝试把历史叙述、科学阐释和当代解读结合起来，梳理让人措手不及的新英格兰飓风的前因后果，同时也把这一历史灾难再次推到人们的视线中。

2015年6月1日，因龙卷风而造成的“东方之星”客船沉没事件，导致超过400人的巨大伤亡。尽管77年过去了，对飓风和龙卷风的预测似乎仍然是个难题。

秘鲁城市钦博特的地震灾后重建

        

2015年5月出版的《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刊载了内森·克拉克（Nathan Clarke）的一篇关于秘鲁城市钦博特的地震灾后重建的文章《悲剧城市的复兴：1970年秘鲁钦博特的震后重建》（Revolutionizing the Tragic City: Rebuilding Chimbote, Peru, after the 1970 Earthquake）。

内森·克拉克（Nathan Clarke）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穆尔黑德分校（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oorhead）历史系副教授，作者正在着手深入研究钦博特战后兴衰的环境史，书名为《秘鲁西部》（The Peruvian Wild West）。

作为秘鲁最大的渔港和钢铁工业中心城市，钦博特经历了一段繁荣发展时期，也是在此时期内，随着港口和钢铁业快速而混乱地发展，由此带来的污染、妓女、贫穷等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所以钦博特被时人称为“悲剧城市”（Tragic City）。

        

秘鲁在1970年5月31日的大地震中损失惨重，但是由于钦博特处于山丘，所以其繁荣地区并未完全遭到摧毁。激进的贝拉斯科军事政府（1968-1975）趁机巩固其政权，颁布了两册长达两千页的复兴计划书，称为“钦博特计划”（Plan Chimbote）。反寡头的军事政府许诺棚户区居民合法拥有土地所有权，扶持钦博特在北方的经济权力，来挑战利马（Lima）的地位，希望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让钦博特变成工业天堂和经济增长极，以此维持自身的统治。

但是无论在政治、社会还是经济上，军政府都未取得理想的效果。随着秘鲁经济的崩溃和随后的政治动荡，钦博特计划也宣告破产。贝拉斯科政权倾覆以后，重建钦博特从而实现“新秘鲁”的愿望破灭了，钦博特仍然是此前那个被混乱的城市发展问题缠绕的“悲剧城市”。

滨海城市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杂志2014年第20期刊载的环境史文章，题名为《滨海城市与环境变迁》（Coastal C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作者是来自英国利兹都市大学的斯蒂芬·莫斯利（Stephen Mosley）。

文章揭示了海滨城市与海洋、海岸线的联系。海洋为沿海城市提供了渔业、商业贸易、运输、游览景观和休闲场所等便利条件，同时又给其带来了强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侵袭的危险。

        

很多世界上的大城市都坐落在海边。如今全球范围内，大部分的城市居民都集中在近海岸地带。随着鱼类资源减少、水生生态系统退化、海洋酸化等问题的出现，滨海城市和海洋环境的交融越来越深，逐渐引起环境史家的担忧。

作者用不同类型的海滨城市为例，探讨了城市化发展和贸易、工业、旅游业的繁荣如何影响海岸线的变迁和海洋生态，以及人们如何适应海洋环境的变化和海滨城市生活的挑战。在谈到海滨城市和自然灾害的相互关系时，作者介绍了乔治·克兰西（Gregory Clancey）关于滨海岛国日本为适应多发地震、保护居民人生安全，而在建筑工程方面做的历史性变革。

1891年浓尾大地震发生前，时值明治维新，建筑方面的表现就是雇佣外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把“脆弱的”木建筑改造成更结实的泥砖建筑。但是大地震后，西式建筑都被震毁了，而17世纪德川时期建造的名古屋等地的建筑还留存着，于是日本建筑在震后逐渐发展成混合建筑风格，更加适应日本地震多发的地理特征。如今的日本早已经以其成熟的应灾措施而闻名世界。

        

莫里斯强调了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概念：水、环境卫生、能源以及运输方面基础设施的设计与建设，让资源涌入城市，与沿海生态系统一起揭示建筑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如同新陈代谢，使得海滨城市与海洋生态紧密相连。

最后，作者还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建议。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和沿海生态系统的长时段联系，要把两者视为一体。另外为何沿海环境的恶化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立法和政治上是如何反应的？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分析，环境变化带来的港口景观沿革又是哪家欢喜哪家愁？

朝鲜半岛上的老虎境况：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符号

        

《环境史》杂志（Environmental history）2015年刊载了一篇朝鲜半岛历史上对老虎的态度和看法的文章《真实和想象的老虎——朝鲜半岛上的物质文化景观》（Tigers—Real and Imagined—in Korea’s Phys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由约瑟夫·西雷（Joseph Seeley）和艾伦·斯凯伦德（Aaron Skabelund）联合完成。

Joseph Seeley是哈佛大学研究现代东亚历史的博士生，Aaron Skabelund是杨百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还著有《狗帝国：犬牙、日本以及现代帝国主义世界的形成》（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文章梳理了朝鲜半岛历史上对于老虎的看法。早期朝鲜半岛的人们赋予老虎神圣使者、预言家等各种文化意义，但此后的朝鲜王朝，尤其是李氏王朝（1392-1910）时期，视野生老虎为威胁和主要皮毛来源，对其大肆猎杀。

19世纪末，人口快速增长和农业用地的拓展，逐渐侵占了野生老虎的栖息地，威胁到老虎的生存环境。到了日据时期（1910-1945），朝鲜民族主义者重塑了老虎的文化意义，视其为抵抗帝国主义的象征。

虽然传统意义上对老虎的认识变化并不大，但是20世纪中期，由于持续狩猎和栖息地的破坏，朝鲜半岛上的老虎逐渐消失。即使如此，其文化意义神秘感仍然存在。由于老虎的消失，人们又开始对其亲近起来，乃至出现怀念老虎的声音，但是它更多的是文化意向上的老虎。

        

纵观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人们大多数都在用打猎或者小围栏等方式控制老虎的数量，通过各种方式远离老虎或者为其划定固定的地方供其活动。虽然民族主义者呼吁人们关注老虎的困境，但是由于朝鲜半岛上的人民仍然把老虎视为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实物，所以保护老虎的呼吁收效甚微。

以朝鲜半岛的历史来看，作为文化象征上的老虎并不需要大量存在，除非人们改变了人类中心论，让老虎肆意漫游在朝鲜半岛的山林间，不然它仍然只能作为文化象征意义，享受“百兽之王”的尊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