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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万欧元包豪斯藏品交易调查,中国美院详述收藏过程

澎湃新闻记者 陈诗悦 葛熔金
2015-06-17 17:19
来源:澎湃新闻
艺术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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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5年前以5500万欧元购入7000多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藏于中国美院,这成为当年艺术与设计界关注热点的事件。前不久,有德国网站质疑原藏品拥有者布诺汉在交易过程中涉嫌欺骗,而中国美院随后表示该报道严重失实。对此事件,澎湃新闻作了独家调查。        

        
杭州市政府出资购买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明信片,赫伯特·拜耶(Hebert Bayer)设计年代:1923年

        2010年,杭州市政府出资5500万欧元购买了7000多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由地处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收藏。然而就在前不久,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一家名为“包豪斯噱头” (The Bauhaus Bluff)的网站从5月2日至4日连发7篇文章,质疑德国艺术品商布诺汉(Torsten Broehan)在交易过程中涉嫌失信、欺骗,并暗指在2010年以5500万欧元“天价”购得其一大批设计藏品的杭州市政府和保管方中国美术学院成了“冤大头”。一时间,这一桩数亿元级的交易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外界提出的质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包豪斯研究院院长杭间其后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购买这7000多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初,中国美院已经明确对外表示,购买的藏品中357件为包豪斯学院作品,2000多件为包豪斯时期作品,其余为与包豪斯设计、风格相关的作品,从来没有说过它们全部为包豪斯学院作品。

        其后,一位名为潘建阳的杭州商人联系“澎湃新闻•艺术观”,称自己曾参与这批藏品的前期谈判并直指杭州市政府和中国美院在该次交易的程序方面、价格认证方面或许有某种程度的疏忽,并直接将矛头指向自己曾经的合伙人、旅德设计师何见平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欺骗手段裹挟此次交易的时机、价格、付款条件、藏品细节等方面的判断,并从中牟利。

        而何见平回应称,潘因为原先借这批藏品获取买地优惠政策计划未果,故此怀恨在心污蔑他。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则向澎湃新闻详述了中国美院从研究到谈判近4个月的过程,并称“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深知这笔钱的来源和它将要发挥的作用、意义和价值。”

杭州成了“冤大头”?

        2010年秋,杭州政府从德国艺术品交易商布诺汉(Torsten Broehan)处购得一批数量可观的设计藏品,交由中国美术学院收藏,用于学生教学和博物馆展示。 由于藏品中有不少包豪斯时代的经典之作,部分媒体报道中多称此次购买为“包豪斯藏品”,而中国美院展览中所用的名称多是“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然而这却成为“包豪斯噱头”这一网站炮轰的重点。

        该网站称2011年展出的这批藏品中的部分精品,其中一些是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原作,也有不少复制品,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藏品“绝对不可能被归类到包豪斯名下”。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茶壶,玛丽安娜·布兰德(Marianne Brandt)设计年代:1924年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葡萄酒壶,克里斯蒂安·戴尔(Christian Dell)设计年代:1922年

        网站引用了德国设计专家迈克尔•埃尔霍夫(Michael Erlhoff)此前在一家德国网站Stylepark发表的一篇文章,该专家认为除了狭隘的展览名称与实际上丰富的内容不匹配以外,一些展品的归属和来源也大有问题。如理查德•萨帕(Richard Sapper)所设计的一个水壶,盛放该水壶的玻璃盒子印有“1932”的年代标记,可是事实上该水壶是在1980年代由意大利公司艾烈希(Alessi)生产,1932年只是设计师的出生年份。由此,该网站直指这单艺术品交易中的大部分藏品都含有欺诈性质。

        据《中国日报》2011年3月的报道,购买藏品共花费了杭州政府5500万欧元,对于设计品来说,这不失为一笔巨款,而针对这批藏品保护和研究的投入还在持续。

        2014年2月26日,旨在对这批藏品进行保护、展示和研究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工,该馆位于杭州中国美院内,由199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设计,建筑总面积1.68万平方米,投资约1.67亿元人民币,预计在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据悉该展馆还将包含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美院也计划开设包豪斯研究的博士点,招生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从大单交易到学科建设,在“包豪斯噱头”这一网站看来,这是因为中国正急于摆脱“山寨大国”的形象,于是寻求各种方式在产品设计领域加强其创新性,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杭州和中国美院掉进了“坑”。

        网站以无不嘲讽的口吻介绍了卖家Torsten Broehan作为艺术基金发起人、拍场常客的“经营之道”,直斥他与杭州政府交易的这批藏品究竟是其2005年苏富比为其藏品举办的专场拍卖后的“剩菜处理”,还是说他原本计划慢慢出售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机构,而杭州的一举出手为他省下了不少麻烦呢?

        “中国未来的设计精英是否会用一盘粗制滥造的设计大杂烩来进行学习,这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该网站在解释其为什么要制作这个主页时这样说。

        不过除了引用迈克尔•埃尔霍夫的质疑声,该网站并未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其指控的真实性。网站上列出一份24人的名单,称名单中的人都在近年内与Torsten Broehan的设计藏品有关,其中包括不少设计师、美术史家和政客,但未明确指出他们具体与Torsten Broehan有何种关联。5月4日起,该网站也再无更新。

中国美院:这是藏家与经纪人的商务纠纷

        布诺汉回应说,关于他有意误导中方买家的说法是十分可笑的,来自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学院的买家代表们当然知道他们在买什么。他声称这家网站对他的指控“充满了恶意”,并暗示该交易中的前任顾问、艺术品藏家Stephan Balzer是这次诽谤事件的幕后操手。后者正在通过柏林州院起诉Broehan没有支付其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交易中应得的高额佣金。

        中国美术学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后,官方回应称:“德国某网站的消息发布背景来源于收藏家与经纪人之间的商务纠纷。我们认为,德国某网站的消息严重失实。中国美院收藏的7010件(套)全称是‘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其中包豪斯作品有357件(套),是最重要的部分。包豪斯时期作品2000余件。其余4000余件作品,是与包豪斯艺术、设计领域的相关作品。

        这批作品(包括属于包豪斯和其他欧洲各个时期的作品分类)的收藏,以前已经过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论证,并在此后包豪斯研究院与国际包豪斯研究同行的学术交流中已经得到充分肯定和尊重,包豪斯研究院已与德国魏玛、德绍包豪斯基金会及包豪斯研究组织、德国设计史学会等建立了良好的协作。我们认为,中国美院收藏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是中国面对世界开展西方近现代设计收藏和研究的最成功的举措,同时也是中国美院长期以来‘立足本土、面向国际’双轮驱动学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包豪斯研究院院长杭间表示,德国该网站拿一件生产于1980年代的水壶,说中国美院被欺骗,质疑德国艺术品商布诺汉(Torsten Broehan)在交易过程中涉嫌失信、欺骗,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件水壶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包豪斯学院作品,这个水壶只是一件与包豪斯相关作品,之前学院的《包豪斯作品精选集》也未将该水壶放入其中。

        何见平表示,质疑方“包豪斯噱头”网站是今年2月份新建的,此前布诺汉与经纪人在佣金支付上存在纠纷,该网站是经纪人为报复布诺汉而专门建立的,这样的网站在德国可以随意建立,并不需要相关部门审批、备案等。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五件套玻璃器皿,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 设计年代:1900-1901

        设计藏品落地中国的缘起,是艺术价值还是商机?

        一位德国资深收藏家的收藏精品是如何落地中国的?澎湃新闻采访了当年参与这批藏品前期谈判的房地产商潘建阳和最初注意到这批藏品的旅德设计师何见平,试图回顾这单5亿元设计藏品交易的前因后果。

        最早对收藏家布诺汉的藏品产生兴趣的是何见平。他通过柏林艺术大学的一位媒体教授了解到著名的设计藏品经营者布诺汉当时正意欲呼吁德国政府建设一个博物馆收藏他的一系列设计藏品,但由于当年欧洲陷入经济危机,政府很难出资建设和收藏,他便将目光转向国外。

        据何见平回忆,布诺汉曾先后与西班牙、日本和韩国尝试沟通,其中韩国显得最为积极,还曾邀请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博物馆。凭借自己对设计和欧洲文化史的了解,何见平认为如果这批藏品能够为港澳台等大中华地区所收藏将意义深远,“我当时都不敢想中国能够实现收藏。”

        何见平与做房地产的朋友潘建阳聊及此事,后者以职业敏感觉察到这是商机。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坐的机器(又称莫里斯椅),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设计年代:约1905年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巴塞罗那椅,密斯·凡·得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年代:1929年

        潘建阳向澎湃新闻介绍说,当时两人是合作伙伴关系,此前在杭州成立有合善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主要运作创意产业园项目。在商议后,何和潘认为应该买下布诺汉的藏品,在杭州美院象山校区附近做一个以包豪斯博物馆、包豪斯研究院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园。何见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潘的意图是希望以此换得一块可以平衡收支和牟利的土地进行运作。潘建阳也毫不避讳地说,“我的确是想通过这个来赚钱的,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取得政府的一些土地优惠政策。”

        据潘建阳的回忆,2010年7-8月,他根据布诺汉提供的资料整理了以包豪斯为主的相对重要的藏品信息,包括整个创意园项目的策划案,由何见平提交给中国美院。美院领导对项目非常认可,后来由美院向杭州市委市政府打报告,汇报藏品及项目的情况。其间,因为合善公司的资金实力不够,他又曾找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参与合作,计划两家公司一起投资运作包豪斯创意园项目。“在整个过程中,他(何见平)负责与美院以及与布诺汉协调,我负责项目策划方面的具体工作。”潘建阳说。

        2010年9月中旬,潘建阳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员一起赶赴柏林察看这批藏品,他认为促使他仓促赴德的原因是何见平的“虚假信息”。“何告诉我说韩国方面已经派首尔的市长及大使馆官员与布诺汉商谈多次,并签订了意向购买协议,如果我们再不去德国当面谈判,这批藏品肯定就被韩国买走了。然而后来据我所知,并没有这回事。”

        赴德考察期间,潘建阳的团队参观了一些重点藏品,并签订了意向协议,协议价格为5600万欧元,如果在半个月内(具体时间有出入)不支付定金,协议则自动失效。

        潘建阳记得很清楚,10月6日晚,杭州市委市政府、中国美院开会研究藏品购买事宜。会议上,邵占维市长决定由杭州市政府拨款给美院,由美院实施具体的购买事宜,创意园项目就此作罢,据他所知,美院在11月就将全款5500万欧元付清(后来又折让了100万欧元)。

        中国美院官方向澎湃新闻回应,“潘姓商人就是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与中国美院毫无关系。我们赴德谈判团队里没有这个人,在这项收藏过程中,所有的公务行为都与他无关,且他毫不知情。”据院方了解,该潘姓商人曾向杭州市领导提出由他出资6000万欧元购买这批藏品,并声称建一座设计博物馆捐给市里,以此换取一大块土地开发的提议,被杭州市领导当场否决。

藏品清单孰真孰假?

        尽管之后潘建阳就没有再参与这笔交易的实际购买过程,在前期的整理和商谈过程中他却对藏品的价值、议价的细节等产生了疑问。

        他回忆起在德国考察布诺汉的藏品时,“对方要求7000多件藏品打包出售,照他的说法是整批藏品完整地展现了现代设计的脉络,其中有300多件包豪斯经典的设计,所以他就以‘包豪斯’为噱头来卖这批东西,但我觉得比较牵强。”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红蓝椅,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设计年代:1917-1918年

        对此,何见平认为,这批收藏包含工业制品的家具灯具厨具、陶瓷、玻璃器皿、印刷品、文字、企业品牌包装品、书籍杂志、Logo和海报等,数量惊人,其专业性完全是一个博物馆级的系列收藏,在当代设计品交易中,实属罕见。

        潘建阳则提供给澎湃新闻一份其在柏林时拿到的德文版藏品分类清单,记者查阅后发现,其中有4217件为纸制品,包含文字设计482件,包装设计677件,海报754件,还有不少是产品商标等,“大量的东西可能10-20欧元就可以买到了,真正有很高价值的只有100多件吧。”潘建阳这样告诉澎湃新闻。

        中国美院则回应:“我们不知这位潘姓的商人出于何居心提供那份所谓的‘清单’,声称7010件藏品中有4217件为纸制品。这与本院收藏的实际藏品目录情况严重不符。这批藏品涵盖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328件)、德意志制造同盟(124件)、包豪斯与德国现代设计教育(356件)、荷兰风格派与荷兰设计(80件)、国际主义风格设计(344件)、二战后设计(654件)、当代设计(394件)及其他各类设计收藏(4730件),共计7010件,其中平面作品2901件(41.4%),器物类3951件(56.4%),家具158件(2.2%)。”

        颇有意味的是,潘建阳称2010年9月赴德考察时是由何见平负责面谈的翻译,而布诺汉的所有资料也由其提供,澎湃新闻向何见平证实时,他却称自己看过这批收藏几次,纯粹是自己个人的爱好。对记者所提的这个时间和团队,没有印象。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德意志艺术展音乐室的椅子,理查德·里梅尔施密特(Richard Riemerschmid)设计年代:1898-1899年

美院称研究判断费时数月

        让潘建阳觉得不解的还有杭州市政府购买的价格。赴德会面后,潘建阳与布诺汉签订的一份意向协议上的价格即为5600万欧元。潘建阳还向澎湃新闻出示了当年一位德国学者Gerhard Westermeier应约对布诺汉藏品所做的评估,估价约7000万欧元。据悉,在这篇3000多字的评估文章中,Westermeier博士梳理了布诺汉的收藏历史和其藏品结构,对重要作品比对其在拍场上的价格进行了估计,而其他作品的估价则往往非常模糊,差价很大,比如:“大部分的‘图形设计(Grafik Design)’,单个作品估价的话,价位会在1000至2万欧元之间。”

        这位专家还估计,单独包豪斯单元的估价就在2000万欧元左右,但是让他确定整体估价达到7000万欧元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在藏品范畴里,整体收藏的价格可以比每个单价的价位会有2至3倍的涨幅。”记者询问了几位拍卖行的从业者,他们均表示成系列的藏品能够卖出比单个藏品之和更高的价格要看藏品本身的质量,即使质量上乘,价格一般也就增长30%左右,翻两三倍是不太可能的。

        “这份报告的作用,无非是何见平想证明,7000万欧元的东西,5000多万欧元就能买到,是很值得的。”潘建阳这样说。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卧室套装,亨利·凡·德·威尔德(Henry van de Veld)设计年代:约1904年

“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一:门把式样原型,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设计年代:约1925年

        不过何见平对此回应说,中国在购买时不会对这个估价有依赖性,也不会尽信单方面的评估。他认为潘建阳一直以“实用主义”谈单件实物拍卖或购买价格,这种“无学术思想”的沟通方式一度引起了布诺汉的反感和鄙视。

        让潘建阳感到疑惑的是,尽管中国美院当时邀请了自己学校、中央美院还有当地的一些专家召开了一个研究会议,但是他们可能谁都没有真正看过7010件的完整清单,“我觉得最后的意思是,他们说这批东西意义重大,相较之下钱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月不到杭州政府就付款了,而且没有还价。如果是我们企业去谈,一定会砍价砍得很厉害。”

        对此,中国美院在给澎湃新闻回应中表示,对潘姓商人极不负责的、造谣惑众的言论予以严厉谴责,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事实上,潘建阳认为此次交易的最大问题在于自己曾经的合伙人何见平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欺骗的手段裹挟了中国美院对这次交易的时机、价格付款条件、交易的内容即藏品的细节等各方面的判断,而自己则大肆谋取私利。

        而何见平则回应说,“自杭州之行后,我就一直在柏林忙碌。此后的购买之事,是学校与政府的决策,我所知甚少。”他认为由于潘原先借这批藏品获取买地优惠政策的计划未果,藏品最后又进入了何见平的母校中国美院,故此怀恨在心,诬蔑他从中牟利。

        他还告诉记者,之前报道中出现的抹黑藏家布诺汉的网站,是涉及韩国引进交易未果而出现的中间商谋利未遂引发的纠纷,借机攻击布诺汉,诽谤中国,企图扰乱视听。“这个网站在德国反应冷落,原因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网站的经营者,是个臭名昭著的惯打法律擦边球,经常受雇抹黑别人的人。如今,已有受害人联合起来,成立网站(http://marcus-johst.net/marcus-johst-register/),抖露他的劣迹。”

        中国美院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中回应了此次交易的研究与谈判过程,并对潘建阳的质疑做出了回应。

        中国美院在官方回应中表示:在赴德考察前就对布诺汉提供的清单上7010件藏品进行过仔细的梳理,并将这份清单上的藏品图像的电子文档PDF文件拷贝多份,分交由国内外西方设计史的专家进行仔细咨询了解,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长超过5米的设计史况序列图录长卷。另外团队还通过国外的关系对布诺汉家族及其个人身份等相关要点进行过详细的调查。

        中国美院表示从研究到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大约花了3-4个月时间。正是中国美院团队的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促使布诺汉决定将藏品出让给可国美院。 美院还表示,在谈判过程中,出访团队一边进行谈判一面奔赴布诺汉的三个库房逐一核对藏品信息,围绕着价格、藏品交付地点、付款时间与方式,以及布诺汉还拥有的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共享等关键问题,几度谈崩,休会再谈,最终使藏家做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让步。    

专访对话: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我们深知这笔钱的来源和作用、意义

葛熔金

  作为从起意收购到最后成交这批包豪斯藏品的经手者之一,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认为,除了因为法律限制,对于价格的相关问题无可奉告之外,他详细地叙述了当初收藏的过程和理由,当初经过设计史专家学者共同判断:“以藏品的系统性、代表性,可以判断其属博物馆级别的收藏,如果真的能引进,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估量。”

  对于德国“包豪斯噱头”网站以及商人潘建阳分别质疑德国艺术品商布诺汉(Torsten Bruhan)与何见平在“包豪斯藏品”谈判交易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暗指购买者杭州市政府和保管方中国美术学院成了“冤大头”一事。《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就此专访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作为从起意收购到最后成交这批包豪斯藏品的经手者之一,除了因为法律限制,对于价格的相关问题无可奉告之外,他详细地叙述了当初收藏的过程和理由,当初经过设计史专家学者共同判断:“以藏品的系统性、代表性,可以判断其属博物馆级别的收藏,如果真的能引进,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估量。”

  澎湃新闻:中国美院收藏这批藏品5年了,回过头看,你怎么理解这批藏品的意义?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宋建明:作为研究设计的学者,做梦都想着在中国至少有一座国际设计博物馆。只是从来不相信真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但是,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杭州市乃至全国各界的协助,当这样的机缘降临的时候,中国美术学院能够收藏这批跨度百年的以包豪斯为中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藏品。这是一个可以载入中国设计教育界的重大事件。自这批藏品进校以来,在我们的学者的努力下,它已经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文创产业、建筑教育等诸多领域以及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果已经引起了包括世界学界的关注。

  澎湃新闻:当时是如何了解到布诺汉的这批藏品?美院是如何评定这批藏品的价值的?

  宋建明:我在校主管外事与科研,平日就会接收到来自国外多种渠道的信息,其中就包括这批藏品将要出售的消息,只是觉得与我们没有关系,也就没特别在意。

  大概是在世博会期间,有外宾联系我,说是因看了关于我与“中国红”报道找来的。给了我一组pdf文件,说是与包豪斯有关的文物要转让,问我是否有兴趣。那会儿,这样的事情颇多,出于礼貌,我敷衍研究后再回应。其实,当时我正在向政府推介一批来自日本收藏家欲转让的西方油画史的系列藏品。

  回到办公室,当我在电脑打开这批文件时,我吃惊了:这不仅仅是包豪斯文物,而是一个西方设计史意义的系列收藏。不少作品都是我当年留法讨论设计史时必谈到的作品。

  为了弄清楚这个藏品的质量和来路,我首先找来美院研究西方设计史的教授和一批在读的设计学科博士生们,要求他们将这批藏品按照历史脉络、年代、人物、事件与作品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与此同时,我通过我院的几位德籍客座教授到德国查询布诺汉其人与这批收藏的关系。回馈的消息都是:这是一个德国著名的收藏世家,其本人是以交易设计文物为业,他是众多国际大型博物馆的设计收藏主要供应商。

  此后,我利用参加全国性专业会议间隙,召集全国最著名的西方设计史学者与专家对这批藏品图片进行判断。大家一致认为:以藏品的系统性、代表性,可以判断其属博物馆级别的收藏,如果真的能引进,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估量。此外,我们还通过此前公开的类似藏品交易数据比对与其他多个渠道咨询,就此掌握国际相关设计类文物交易的情况。

  澎湃新闻:美院是否了解布诺汉在与美院接触前,还与哪些人有过接触?为何布诺汉最后选择美院?

  宋建明:在我做上述这些研究之前,并不知道国内已有人与布诺汉接触。至于布诺汉为何选定将这批藏品最后托付美院,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的团队与他近十天的相处,考察与艰苦谈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专业能力、责任心、耐心和细心,征服了他。

  其实,他出让这批藏品是有前提条件的,必须要建立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博物馆。我们团队在学术上的深厚背景,让布诺汉能有足够的信任,我们能真正将这批藏品的价值发挥好。

  事实上,在我们之前国际上有不少方面跟布诺汉接触过。开出的价格也很高,布诺汉迟迟没有决定,主要他对其中部分买家的学术背景、设计博物馆场地不满意。

  澎湃新闻:在核定藏品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时,美院有无召开过相关的专家会议,有哪些专家列席,他们的意见是怎样的?

  宋建明:中国美院是一个以学术研究著称的单位,对于具有学术意义的判断,当然是慎之再慎的。

  如上所述,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兴奋异常,凡遇到相关的学者比如来校教学的多位德国专家,就会与他们讨论。中外专家的意见相当一致:这是一批难得的价值非凡的设计史收藏。

  其实,我们当年做这些研究,并不知道这批藏品最后会落户中国美院,完全是出于对学术事件的好奇。如果还有某种“私心”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机会建议杭州市政府予以收藏,以便我们可以获得直接物证而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我们自觉地承担了智库的角色。

  澎湃新闻:从决定收购到藏品入驻的过程大概经历多少时间?重要节点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宋建明: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从我着手了解这批藏品开始,到入驻美院,好像快一年。从研究到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大概就花了3-4个月时间。后来,杭州市决定支持美院收藏这批藏品;我们才真正开始联系布诺汉、准备学术与商务谈判、获得进口许可等等,又做了近一个月的准备;然后,我带队到现场考察、验货和谈判,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协议,有近十天;然后,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培训一个团队进驻现场逐件验货,包装和做文字、图片和影像记录;在学校立即腾挪空间,按照国际博物馆库房要求装修,订购设备;当所有文物包装完毕,布诺汉突然派人来要求检查库房,如果不达标,文物不启运;直至认为满意了,文物启程到运输又花了不少时间;文物车进校,又逐件启封、拍照、造册、入库,耗时许多天。

  总之,对于这批被称作“人类文明的遗产”,我们是怀着敬畏之心一丝不苟地管理和呵护的。

  澎湃新闻:在美院介入收购之前,听说已有一位名为潘建阳的商人与布诺汉协定了价格,那杭州在决定购入后对于价格的谈判是如何进行的?

  宋建明:你说的那个姓潘的商人,我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流。

  我记得在一次藏品论证会上,我应邀作为对这批藏品价值咨询顾问出席。好像是有一个商人向市领导提出由他出资6000万欧元购买这批藏品,说是再建一设计博物馆捐给市里,以此换取一大块土地开发的提议,但当场杭州市领导就否决了他的提议。我觉得杭州市领导看穿了其中谋利的“猫腻”吧。

  关于具体购买的价格问题,我很抱歉,无可奉告,因为我必须遵守合同法律条款的规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深知这笔钱的来源和它将要发挥的作用、意义和价值。

  我们团队也是竭尽全力与布诺汉之间展开相当艰苦的谈判,过程几度谈崩。最后,我们的态度与诚意还是感动他,他做出了触底线的让步。

  至于一些相关信息,布诺汉告诉我:他非常厌恶一些不懂行规的中国商人见面就质问他出价依据,胡乱砍价,他说我是不会卖给这样人的!我想那个6000万欧元是否就是他砍价的结果。

  当然,我也相信即使是6000万欧元,可能已经比韩国竞买者的价格低了许多。

  澎湃新闻:对这批藏品的成交价值如何确定?美院是否邀请第三方进行了评估?

  宋建明:关于价格相关问题,恕我受法律授权限制,无可奉告。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带领的团队由独立的三方面人士构成,首先是政府派员监督整个谈判过程,随时提醒他关注到的问题;其次,校外资深的独立学者,他重点是做学术性鉴别与判断;主体部分由美院的学者组成。

  在寒冷的异国他乡,大家真是本着对祖国、对人民与政府,以及对学术认真负责的态度,记录每天考察进展的情况,梳理一天谈判结果,以及再交锋的策略。在柏林的那些日子,大家的状态,个个都像侦探,每天都是在巨大的压力和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

  作为受此使命者,我还可以透露的是我们在考察现场的作为和感受:我关注的不仅是那一批我熟悉的或陌生的物件,我更关注的或者我追问的是它们背景的档案健全与否。为此,布诺汉才不敢怠慢,逐一向我出示我抽查的物品身份来历的详细电子档案,以及纸质各个时期的证明文献,包括许多重要物件在拍卖市场上流通的记录。仅就这一套完备的文献的组织、管理和检索查询功能,足以让我对布诺汉先生产生学术上的敬意。

  因为,在我看来,引进这套管理方法,就如同引进一个发达的学科,它将大大提升我国设计博物馆学科的内涵与方法论。从工作量来看,印证了他说的:曾雇了多名设计史研究员在他的指导下整理了6年,就连那套管理软件都是他出资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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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院长杭间:我看重包豪斯以外的作品

 葛熔金 

 

  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院长杭间向《澎湃新闻·艺术观》介绍了包豪斯研究院的主要职责:负责以包豪斯为核心的系藏品的日常管理、梳理、研究工作,组织策划相关学术活动;负责包豪斯系列藏品临时展馆的日常维护、开放和接待工作;筹备、联络并配合校园建设管理处完成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设计施工,做好展品的陈列设计等。

  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院长杭间与这批包豪斯作品之间的关系始于2011年,当时他作为国内“包豪斯”领域的研究学者被中国美院邀请参与研究。2012年底,杭间正式受聘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院长,在接受《东方早报·澎湃新闻》专访时,他介绍了包豪斯研究院的主要职责:负责以包豪斯为核心的系列藏品的日常管理、梳理、研究工作,组织策划相关学术活动;负责包豪斯系列藏品临时展馆的日常维护、开放和接待工作;筹备、联络并配合校园建设管理处完成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设计施工,做好展品的陈列设计;做好包豪斯研究院人才的培养教育;结合浙江制造业大省的产业需要和中国创意的研发,做好包豪斯系列藏品相关产品的开发。

  澎湃新闻:您何时开始研究包豪斯?对包豪斯怎么理解?

  杭间:1983年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读期间开始了解“包豪斯”。我的老师,著名艺术家庞薰琹先生曾在他的家里亲口对我讲述他在留学法国期间的1928年,曾去德绍包豪斯学校参观展览,并有自己的看法;我曾于1990年代写文章,认为庞薰琹先生1956年创建中国第一所设计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受了包豪斯学校办学理念的影响。

  我长期从事中国现代设计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迄今已有30年,1999年我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之后,由于参加清华大学学科建设的讨论,日益感觉到包豪斯思想的重要和在中国的“误读”,因而开始此领域的研究;2003年,我因李嘉诚基金会的邀请,从清华大学借调至汕头大学,与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和著名西方设计史家王受之一起,筹建设计学院,其间在香港举行的顾问会议上,与香港著名文化人、导演胡恩威先生共同提出,要为即将到来的“包豪斯诞生90年”做一个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和中国”文献展,与德国维察设计博物馆共同举行的中国与德国现当代设计作品展,由于金融危机,与德国的合作因为经费问题搁浅了,而“文献展”经过我带领研究生二年的研究,于2009年12月在清华大学美术馆如期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主席柳冠中及歌德学院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同名研究成果《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和中国》由山东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文献展应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的邀请,在苏州河创意产业园举行了巡回展,德国图林根州政府州长和前来出席世博会的德国各界政要出席了开幕式。2010年下半年,又在汕头大学举行了文献展的巡展。

  这个文献展是研究性的,它有如下成果:1.从历史的角度首次在国际专业学术界建立了“包豪斯”与中国以及东亚的思想关系;2.第一次以中国学者的观点厘清了包豪斯学校解散后,在欧洲(特别是东德)、美国等的复杂的流变关系,而它的复杂是包豪斯本身的理想主义和激进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碰撞造成的;3.提出了中国现代设计发端的“自我价值”。

  我的系统观点见于2010年在汕头大学“中国与包豪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题为《中国设计与包豪斯——误读与自觉误读》,其中“自觉误读”的观点,已经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并被广泛引用。其主要内容是:包豪斯在中国的研究和重新认识十分必要,因为它不仅是现代设计不可逾越的经典,同时也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20世纪中国的前驱们数次接触并引进包豪斯的过程,都是他们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消化吸收的结果,他们的误读是一种“自觉误读”,因此构成了中国现代设计的独特景观,因此“重读包豪斯”,不仅是追溯世界现代设计发展系谱,确立中国原创出发点的需要,同时也是探索“现代性”在中国境遇的极佳思想案例。

  澎湃新闻:对美院要购买“以包豪斯为核心的系列藏品”,购买之前你是否听说过?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杭间:大约是2010年下半年,我时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在北京《装饰》杂志年度编委会上,同来赴会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教授给我看了有关这批藏品的图片资料,询问我对这批藏品的价值、真伪的意见,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听到这批藏品。

  说实话,宋建明教授刚刚跟我说这件事时,我多少觉得有些不可能,但我看到他给我的图片资料后,简直可以说震惊。这批藏品,包豪斯部分是极其精彩的华章,但是我当时更看重的是其他作品能够反映20世纪西方设计发展线索的“系统性”。

  我的想法是:1.这批藏品能够反映西方20世纪现代设计的发展线索,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设计的历史,有莫大的好处;2.中国设计学院的学生,过去读了4年的本科,上了设计史课程,但看不到“实物”,因此难以真正体会,现在,有了这批东西,能弥补这个缺憾;3.这批藏品对彼时正热的对中国制造“山寨现象”的批评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原创”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指出“为何抄袭”“抄在何处”,同时,只有真正明晰某一品类的原创思想及其发展,中国的设计师才能在此基础上“向前”。

  澎湃新闻:你认为中国艺术设计和设计教育的困境在哪里?

  杭间:中国的设计教育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最近十年呈跨越式发展趋势,成绩不可否认。但也要看到,由于规模扩张太快,已经到了“校校都有设计专业”的地步,原有的师资及其教学条件在相当多的院校不能达到理想状态。

  而这其中,设计教育观念的更新落后尤其突出,许多非设计学院办“设计专业”,聘用的大都为美术专业的毕业生,以为能画好素描色彩,就能担任设计专业的教师,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这是不了解现代设计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结果。

  今天国际上的设计教育前沿观念,不仅要求设计要解决功能、环保、可持续等问题,同时还要求设计学院与管理、创意、材料、技术,以及用户服务等产生密切的关联,因此,我们要认真补上20世纪现代设计发展这门课,而这批藏品的谱系,恰好能为中国的设计教育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澎湃新闻:你觉得美院收藏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藏品对美院甚至中国设计教育、设计领域有何意义?

  杭间:中国美术学院引进这批藏品,不仅仅是为本院的教学和研究服务,更是向全社会开放的。这些藏品能为国内设计教育、设计界人士提供系统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设计史上著名作品的实物。

  事实也是如此,位于象山校区的16号楼的“以包豪斯为中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的系统收藏”的临时展陈,自2011年开放以来,共计接待10万人次。其中包括相关专家及学者、全国高校的相关学生及社会各界团体,以及各类学术会议的嘉宾。而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包豪斯:作为启蒙的设计”的展览,观众达到30万人次。

  澎湃新闻:这批藏品有哪些研究成果?

  杭间: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包豪斯研究院,该院主要职责是:负责以包豪斯为核心的系藏品的日常管理、梳理、研究工作,组织策划相关学术活动;负责包豪斯系列藏品临时展馆的日常维护、开放和接待工作;筹备、联络并配合校园建设管理处完成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设计施工,做好展品的陈列设计;做好包豪斯研究院人才的培养教育;结合浙江制造业大省的产业需要和中国创意的研发,做好包豪斯系列藏品相关产品的开发。

  三年来我们根据藏品做了很多基础工作,现在可以正式发布这批藏品的基本内容构成,中国美术学院全称为“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的藏品涵盖了: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328件)、德意志制造同盟(124件)、包豪斯与德国现代设计教育(356件)、荷兰风格派与荷兰设计(80件)、国际主义风格设计(344件)、二战后设计(654件)、当代设计(394件)及其他各类设计收藏(4730件),共计7010件,其中平面作品2901件(41.4%),器物类3951件(56.4%),家具158件(2.2%)。

  澎湃新闻:你为何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职务,前往中国美院担任包豪斯研究院院长。

  杭间:在此之前,首先我要谈谈我个人与这批藏品之间的关系。

  我最先开始研究这批藏品开始于2011年,当时作为国内“包豪斯”领域的研究学者被中国美院邀请参与研究。在这过程中,我深感这批藏品对中国设计和相关产业领域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时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需要有大量精力对付学院的行政工作。几经考虑,我最终做出了取舍,向清华大学提出了辞呈,这样以便我有更多的时间前往中国美院进行该批藏品的研究。

  此后的一年时间,清华大学多次提出挽留,并在美术学院的换届中再次任命我为新一届班子排名第一的副院长,但是我心意已决。2012年12月,清华终于同意放行,我正式受聘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院长,这件事情在当年艺术教育领域引起热烈反响。

  3年来,我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术上。除了对“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设计史”进行研究外,还负责全校的研创工作,并分管“国美美术馆群”,具体筹建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对中国传统和近代的设计进行研究。我希望从中西方两条线来展开优秀作品比对,借此给当下的国内设计教育、设计界提供学术方面的支持。

  澎湃新闻:能否谈谈关于中国美院包豪斯博物馆的相关情况?

  杭间:包豪斯研究院的一项重要使命是组织筹建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在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象山校区兴建建筑面积为1.68万平方米的新型博物馆,用于对“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的保存、展示与研究。项目利用中国美术学院的现有土地,其中展示占地6300平方米,库房及技术用房4500平方米,教学与交流用房4000平方米,配套设施等2000平方米。

  设计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师是199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

  2014年2月26日在博物馆基地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预计2017年投入使用。建成后的博物馆将设立20世纪西方现代设计发展的长期陈列,并设包豪斯专厅,同时策划并举行中外当代设计优秀作品展览。

  澎湃新闻:近期会开展哪些关于包豪斯的学术和研究活动?

  杭间:包豪斯研究院2015年度重点工作是于10月举办“包豪斯与创造力”系列活动,并组建由中外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筹备编辑“包豪斯与现代设计研究年刊”。

  主题为“包豪斯与创造力”的活动,得到了中国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项目),深圳创基金的支持。活动包括了“包豪斯与创造力”国际研讨会、包豪斯研究院年刊工作会议、包豪斯工作坊。研讨会的目的在于讨论作为“实验室”的包豪斯,其创造力从何而来?如何在当代的设计艺术教育中激发这种创造力?应当如何用展览、工作坊和表演等方式来讨论包豪斯教育对于创造力的培养?

  此次会议不仅邀请了来自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世界各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国际最为知名的包豪斯历史学家、设计史家、跨文化领域的研究者,还包括了设计教育家、策展人以及来自相关机构的实践者,到目前为止,已统计国内外学者有近40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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