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策｜包道格：美国为什么不自信了？

【编者按】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先生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院长，曾任摩根大通国际副总裁（2006-2008年），并曾作为美国非官方代表出任美国在台湾协会会长（2002-2006年）。1986到1993年，他相继在里根政府和乔治•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先后担任过亚太事务主任、资深主任兼总统特别助理。他还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中央情报局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包道格著述甚丰，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亚洲事务的见解极具影响力。

        本文是包道格在2015年5月6日于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中美关系”分会上的发言。英语原稿由乔治亚州立大学学生邓乔、华侨大学研究生郭剑峰听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玮琳、研究生梁思思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与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The Carter Center China Program）授权澎湃新闻独家首发。刊发时略有删节。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个人十分敬佩国际关系理论和有关国际结构转型等所有内容的讨论。但是在多年从事政策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从未讨论过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我们讨论的是其它问题。在我看来，今天的中美关系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场危机，它是一个关于中美两国自信的问题。

美国的不自信

        对中国来说，自从2008年奥运会和西方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对外政策表达中的自信力溢于言表。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自信是建筑在一种深度不安全感上的，而这种不安与不自信是过去250年命运多舛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

        在美国，由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以及直到今年1月以来我们仍身处其中的政治僵局，我们的自信力受到了动摇。

        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那么多，媒体的泛滥为每个人提供了各种光怪陆离的渠道——人们各自喜欢的有线电视频道、网络博客等，滋长了有关美国现在发生着什么的古怪理解。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美国实际上正处在复苏期。从长远来看，20世纪初，美国占有世界GDP的20%到25%。二战结束后，由于历史性环境的影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我们占有世界GDP的50%左右。今天，我们又退回到20%到25%的GDP占有量。这并非什么不正常的情况。真正不正常的是，20世纪中期世界其他国家受到美国经济的过度影响并形成对其的经济依赖。

        不仅如此，美国的制度仍然具有活力，今天在场的就有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师生，以乔治亚州立大学等亚特兰大的大学为例，我们就能充分领略到美国教育机构的勃勃生机。再比如，大家都了解的页岩气，在此我便不再赘述了。尽管如此，美国人在这样一个本来有能力回顾和展望自己的那些非常坚实的发展基础——比如外来移民等等——之时，却表现得极度缺乏自信。

        令人惊奇的是，或者说从心理学上讲不足为奇的是，我们正同时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那里得到混杂不清的信息。还有其他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表明，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发生在中美两军关系领域，它使我们的双边关系稍稍出现隔绝。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中美两军关系就一直处于“剃头担子一头热”的状态。当美国有兴趣与中国军方对话时，我们受到了北京方面的冷遇。当北京提起了兴趣，华盛顿的冷水又会泼回来。自从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重建中美军事关系的问题上有意识地施加影响。很巧的是，就在习主席上台后不久，美国新掌权的官员也对此表现出接纳的态度。事实上，我们在军事关系上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在此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局面的改善就要结束了。即将升任高级职位的美国官员们，是在中美军事关系冷淡期接受教育的那批人。他们即将掌握实权，并开始声称继续改善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联合军事演习得不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甚至将在军事领域看到这些变化。

美国不自信的原因

        下面我想对上述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我无法解释为何中国有时会发出混合不明的信息，这可能是中国的计划。就美国而言，我做过一些分析，这些分析并没有党派门户之见。

        我们已经变得过于制度化。我这么说是指，我们已经把责任过度分散了，以至于处于任何一个责任位置上的人都没有能力去了解任何其他责任位置上的人所关心的事。因而，国务院副国务卿的数量已经翻倍，助理国务卿的数量则是原来的三倍之多。还有它们的十几个姐妹机构，都属于行政服务部门（DASs）；而它们的下面还有其它服务于它们的机构，如此等等。在军队，我们有大量国会任命的文官监管着指挥架构。他们的人数达到1.2万人，而且是在最近的六、七年间由国会任命的。这会使每一个军官谨慎小心，并讨论诸如“沙子长城”（译注：指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一类的事情，来确保个人在自己的组织内部的政治安全。        

        第二个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把公职人员也政治化了。任何人看了有关奥巴马政府任命的最后一批大使的国会听证会，都会为这些大使的能力不足及其对自己将要赴任国家的知识欠缺而感到深深的尴尬。这无异于在我们今天的政治体系内，像18世纪的英国政府那样卖官鬻爵。

        因此，我们的体系在制度方面过于叠床架屋，我们的分析过度政治化和去专业化了。人们对自己完全没有经验的话题发表看法。

从美国外交史看中国

        回顾中国目前的一系列举动，可以与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些时期进行对照。

        1960年代，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过剩外汇储备量世界第一，他们想要重新建立世界秩序。于是，我们把阿拉伯人，特别是沙特人，描绘为对美国主导权的威胁。好在不久后日本人接踵而来，并让所有人以为日本打算重构世界而惊恐不已。于是我们同意建立亚洲开发银行（ADB），它在之后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很长时间内，我们为日本日益掌握并支配我们的经济而感到急躁，比如日本人购买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之类的，这使我们逐步陷入到疯狂的焦虑之中。韩国的情况也有点类似。韩国人来了，他们也做了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在成功后都会做这样的事。结果是当韩国到了一个特定的点上时，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进行调整。他们做的事，日本之前也做过。

        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是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到海外建设上。就像韩国在中东搞建设那样，中国在中亚与东南亚搞建设，会使大量外汇可以用于海外贷款，至少名义上是那样。大多数情况下，你听到的目前实际花费的数字往往只占据约10%的承诺，远非新闻标题里说的那个数字。但如果你问美国那些不专业的政府官员，他们并没有经验去理解AIIB、ADB和其它机制性变化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于是，在一个每个人都只负责极小部分政策的政治网络里，就会涌现出一大堆的负面反应。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最后，从积极的方面看，我想美国在AIIB问题上的经历，是极好地展现出其无能的一段情节。但是故事的主线马上会发生变化，美国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成员国将公布一个成功协调后的TPP。接下来的叙述将转向，现在美国要如何书写规则，而中国是否因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落于美国之后。        

        “中美策”专栏，旨在集纳中美两国学者的声音，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在新时期的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思维角度和建设性观点。本专栏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与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The Carter Center China Program）作为学术合作单位，约请中美两国资深学者、政论家与外交家各抒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