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 | 个人奋斗价值观的局限与工人诗歌应构造的文化

高大明 /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2015-06-19 16: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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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我们通过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敢于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站出来表达自己……”作为今年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唯一入选的华语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前两场放映会的票脱销后,所加映的第三场也旋即售罄。这部讲述当代工人阶级与诗歌的纪录电影,一时一票难求。这或许意味着,劳动、苦难与歌颂生活这些最古典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部纪录片关乎诗歌之美,也关乎社会平等与劳工权益。澎湃新闻即日起起刊发围绕此一纪录片的一组评论报道,探讨我们时代对劳动的书写与反思。本文为其中第二篇。
       

我们应该怎样讲述“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
       “我的诗篇”这一融合了工人诗歌的出版、工人诗歌朗诵会的举办以及纪录片拍摄的项目,近期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我的诗篇》纪录片在上海电影节的放映,我们看到了多股力量的相互交织和同台竞技。而本文的关注焦点在于,《我的诗篇》中的“我”那令人迷惑的意涵。
       影片由充鸭绒工吉克阿优、流水线工乌鸟鸟、爆破工陈年喜、制衣工邬霞、煤矿工老井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这六位工人的六个故事组成。导演吴飞跃说,希望以这六位工人的经历展现“工人阶级”的整体面貌。然而,观看完整部影片之后发现,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并不建基于阶级意识的集体觉悟,它更多的只是另一种高妙的“陌生化”手法,用以引起震撼的效果。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大多来自城市白领阶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就像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影片中工人的悲痛、绝望、坚强与怀抱梦想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熟悉。我们所熟悉的“励志型叙事”可以轻而易举地抽离掉阶级问题本身,代之以通俗易懂的悲情、挣扎,以及在逆境中保持向上之心的真实情节。因此,影片虽然基调沉重,我们却可以顺畅地接受并产生共鸣。
       影片拍得很认真,揪住了工人个体的经历、体验与思想,有血有泪,有苦难有奋斗,有美好的期许,有对面容模糊的“社会”的控诉,但没有矛盾对立。没有对立——这点非常隐蔽,隐蔽在工人们灰色的生活现实里,被把控在一个很好的限度内,不再追问工人苦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六个各不相同但同样悲痛的故事的背后是六个彼此分开,互相没有联系的工人个体。他与她与他,而不是他们,被赋予的未来是:保持自身的坚强,获得“社会精英人士”帮助,以帮助者的价值观为指导,奔向个人奋斗、读书上进与创业成功之路。于是,“工人阶级”与“社会财富群体”走到了一起,后者以帮助者的身份为工人画一个未来的希望,让他们渴望通过读书和创业,摆脱掉无能的工人的身份,也成为“社会财富群体”的一员。至于这美好的愿望是否真的能实现,则不属于讨论的范畴。
       导演吴飞跃说,诗人乌鸟鸟求职的那个片段体现了荒诞的部分。乌鸟鸟在招聘会上,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我会写诗歌,如果你们有内刊的话,我可以做内刊编辑,另外,我也会开物流用车,当司机也可以。而招聘负责人大多好言相劝,要么让他以挣钱为目的衡量某个工作是否适合自己,要么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出发,让他放弃太过虚幻的诗歌,以用人单位的用工要求来界定自己的应聘方向。
       然而较之乌鸟鸟在求职市场上的尴尬,真正的荒诞也许是对紧随其后的一场错配:随着北京工友之家的歌曲《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响起,“你要意志坚定不怕牺牲……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歌词配合的是乌鸟鸟孤单的身影,还有众多工人辛勤劳作的场景。为何而牺牲,意义何在,又因何而聚在一起,为什么样的行动目标?镜头直接映射的是在逆境中不怕苦不怕累,努力拼搏的“普世化”人生态度。生活总要经历苦难,你要坚强,你看,还有那么多人辛勤劳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呢。痛苦与坚韧被留下了,隐含着的对立已然被刨去。
遭遇招聘人员“现实主义教育”的诗人乌鸟鸟。
       以戴着管理者工作帽而感到骄傲的老井在影片中说,“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同样的,为什么如此,影片不再交代,留下面容模糊的社会问题。片中最接近于展现矛盾对立的镜头莫过于工人们睡在北京的地铁桥洞里,高举“我们要血汗钱”的牌子。据那些工人最后拿回了血汗钱。这似乎恰好印证了周立波在“中国梦想秀”里劝导工人所说的话:这世上分为好的老板与坏的老板。然而卢卡奇也曾说过:“由于资产阶级实际上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且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必须创立一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等的学说。”
煤矿工人老井在矿难遗址前下跪,朗诵了一首悲凉而雄浑的悲歌。谁该为被埋藏在地心深处的这一悲剧负责?
       这个“学说”并未止于帮工人讨薪,它也不可能专注于讨薪这一动摇“社会财富群体”根基的社会问题。在影片的后半段,许立志的家人失声痛哭,老父亲伤痛地惋惜,写诗是以前传统社会文人做的事,写诗写得好,可以做官,但是现在写什么诗呢?写诗有什么用呢?许立志的哥哥说,我们都很关心立志,也经常和他说,如果有不开心的话,就和我们说,压力太大实在坚持不下去就不要干了,回家。家人们说,许立志太过内向,不懂得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困难,这样的性格造成了悲剧。立志的哥哥坐船,将立志的骨灰洒向了大海。在骨灰落入水中散开的时候,镜头切换为乌鸟鸟新生的孩子呱呱落地,似乎预示着一个生命虽然逝去,但另一个生命诞生,工人的未来依旧光明。乌鸟鸟寄语他的孩子:“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以后可以考上好的大学,不至于像你爸爸一样,没有实力,永远只能做一个工人,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希望你能通过你的努力,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获得很好的生活。”隐约出现过的社会性问题最终连不清晰的抽象面容也被擦去了,个人奋斗、读书改变工人身份的幻象再一次而且最终成功补位。
       整个影片的基调充满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个人苦难与个人奋斗的“励志”叙事。这一不断重复的文化形态总是突出经验感触的个体化层面,所永葆的理想也属于个人。它具有强大的表面普世性,既可以用于描述工人的经验,也可用于为资产阶级的个人成功史进行合法辩护。在一位已经是成功人士的观众在观看之后深情地说,看这部影片,感觉40年前的自己就是那些工人。正是这真诚的感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工人诗歌所表达的诞生于生产关系压迫中的苦痛,纳入到了资产阶级勤勉奋斗与慈爱援助的框架之中。与此同时,工人诗歌的其他可能性被这势不可挡的资产阶级文化诠释力所淹没,只能象征性地在片尾的鸣谢列表中,在切割后重新组建、用作他途的镜头里一闪而过。
       在《我的诗篇》的创作过程中,有作为知识分子的秦晓宇的投入,也有北京工友之家工人群体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书写诗歌的工人们,他们本应是他们诗歌的主人。我丝毫不怀疑导演秦晓宇、吴飞跃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的真诚性,我也坚信他们的确被工人打动了。问题的关键不是揣测所谓个人的动机。我反而感到,知识分子究竟应与谁结合在一起,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些表现模糊、未及展开的镜头体现了知识分子认知的矛盾,他们其实捕捉到了触及工人主体性,以及阶级政治的层面,比如,讨薪的问题以及北京工友之家的歌曲。更为重要的是,虽然都是个体化的苦痛,但性质却惊人的一致:机器的压迫、身体的劳累和残缺与精神的煎熬表征了异化的劳动,压榨并扭曲了工人们的劳动与生活。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内容未能成为影片结构与内容的核心,甚至被嫁接到个人奋斗的励志叙述中。
       如何将被压抑的,体现工人阶级群体意识的线索彰显出来?秦晓宇曾在《云端朗诵会诗集》中提问:“诗歌能否突破孤芳自赏、与社会相互漠视的境遇,释放其记录、批判、启示的能量,成为主动构造当代社会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究竟是谁对谁的批判?又要构造什么样的文化呢?如果影片中,那面容模糊而又终究被剔除的社会问题不被解答,矛盾对立不被认识,那么《我的诗篇》中的“我”永远只能是一个任人打扮,被他人赋予含义的符号。那个所要构造的当代社会文化,也将依然只停留在我们早已熟知的凄惨与奋斗上。
责任编辑:周安安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工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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