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胡宏伟对谈“温州模式”:为何温州的改革比深圳更艰难

澎湃新闻记者 徐益平 葛熔金

2015-06-23 12: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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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最著名的商业街五马街街景。  新华社 资料图
       6月19日,温州最著名企业正泰集团举办主题为“‘创业文化’的温州实践与时代价值”的首期“正泰文化大讲堂”,邀请复旦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文忠,以及被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掌门人南存辉称为“温州模式最认真的观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热心的呵护者”的知名财经作家、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副社长胡宏伟担任主讲嘉宾。
       今年是温州模式问世30周年。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此前的5月11日至12日,澎湃新闻(东方早报)以此为契机,推出“温州模式30年”专题报道。这组由9篇报道构成、近4万字的专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在“正泰文化大讲堂”上,钱文忠和胡宏伟围绕温州模式以及温州“创业文化”等话题,从积淀、传承、发扬、创新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和解析。以下是两人发言内容的摘录。      
 
钱文忠(复旦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钱文忠:温州为什么“独特”?       
       温州模式为什么会特别有创业精神?
       我的思考是,天底下没有无源之水,天底下没有无本之木,天底下也没有没有父亲的孩子,一定在这一片土地上存在某种特别的基因和血脉。这个基因和血脉,也许在过去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就好比一颗种子,它的环境、气温、湿度、土壤都具备条件了,那么这颗种子就会突然发芽。
       从我们做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讲,一些被认为是“负面的”、曾一度让温州备受批评的东西,恰恰包含着温州模式的某种基因或者养分。
       比如,有一段时间媒体纷纷抨击温州人好造墓、庙和祠堂,全部从负面的角度去观察这一现象。实际上,这是温州甚至延伸到福建北部一带的风俗,这是中国文化中不同的生死观。
       这里面包含着温州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不太一样的家族观念。温州人的家族观念可以上溯很多代,甚至可能会超出我们传统的“五服”概念(澎湃新闻注:古时丧服按跟死者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种,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身五代,后来用出没出五服表示家族关系的远近)。
       在这样大家族的范围里,温州存在着一种极特殊的带有血缘的信念。比如整个村庄往往都是一个宗族,是一个姓。村里有个小伙子,大家都觉得他不错。如果他要出去创业,在已经富裕起来的温州,很容易得到民间的金融支持。等于说,整个村庄出钱给这个孩子去创业,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多见的,也导致了温州人创业的激情、热情和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第一桶金的获得要比别的地方相对容易得多。这是温州的一个特色。
       温州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一直是个交通受到限制的地方,即便现在,上海到温州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昨天晚上坐高铁过来,到温州的时间跟到北京差不多。交通不便利,在过去也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却未必,为什么?因为交通不便,温州受到外来的冲击相对轻一些,传统文化的保留比别的地方高。
       温州历来是个缺少可耕地的地方,这在过去也被认为是温州的负面因素。后来我们认识到,地不够有时候会转变成正面的因素,比如说温州人必须出去。中国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实都是可耕地不够的地方,都是几乎没有资源的地方。可耕地多的东北,家里都是几百亩地,有的地方用“顷”,但咱们这里恐怕是用“分”。没有地的地方,人都往外走,所以温州人勇于创业、勇于走出去、勇于暂时离开自己的根基往外发展。
       所以从传统来讲,温州是个非常独特的城市。温州模式和温州模式中的创业精神,有一种特殊的“因缘”在里面。       
永嘉学派是温州模式的历史源头       
       从历史上看,温州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学术传统、理论传统和精神传统。
       在南宋时期,温州地区工商业非常发达,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富工”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在别的地方很少见,也就是凭手艺致富。还有经营工商业的地主,这也是温州很特别的一面。因为靠有限的地,不足以积累庞大的财富,所以必须想办法谋求更大的利润。
       我们知道,南宋时,整个中国的思想界被两大派别——或者说传统儒家的东西被两个人的思想——笼罩,一个是朱熹,一个是陆九渊,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其实在朱和陆之间,当时已经出现了永嘉学派,它跟温州这片地域完全相关。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
       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是,重视实用,重视事功,重视具体的事情,并且要想办法让这件事情显出功用和价值。“道在物中”,这是永嘉学派的精髓,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商品经济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主张发展商业,并且强调创新。
       永嘉学派强调功利,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义利不能脱离,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有实实在在的功效,主张农商一体,主张富国强兵。
       永嘉学派非常有意思,清朝中期的时候颓败了,不像在宋元之际非常有力量。我后来想过,永嘉学派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大可能是国家平稳发展和和平时期的学术。国家很平稳、很安全,匀速发展的时候,这个学派的意义看不出来。这个国家面临挑战、面临重大历史关头的时候,这个学说的作用会彰显。
       永嘉学派到最后彻底影响了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在公司观念上有特点,强调各得其私,各得其利。
       在经济上,这个学派强调工商皆本,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以前认为农是本,别的是末。在富民观念上,永嘉学派以及受它影响的浙东学派,都强调要保民养民,就是国家有责任要保护民众、养育民众,并且富民。这个观念在以前也是没有的。
       在义利观念上,永嘉学派强调义利并举、义在利中,这跟中国别的地方思想完全不一样。开拓创新方面,浙东学派和永嘉学派在批评和评论当时文坛界的时候,都以“是不是有独创精神”作为评判标准,这也是很特别的——过去一般评判是符合不符合孔孟之道,符合不符合先圣之说——把原创视为最高的标准,这在全国是非常少见的。
       永嘉和浙东学派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兼容并蓄。他们反对贬低别人,认为如果这样的话,社会习气会每况愈下。他们强调的是春兰秋菊各为特色。       
日本成功背后的“永嘉学派”影子       
       大家都知道,在东方世界,在亚洲,日本是唯一一个成功完成了经济、工业、文化、政治的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传统的国家。但是我要说的是,日本的巨大成功背后,有永嘉学派的影子。
       1600年,浙东学派和永嘉学派诞生了一个重要学者朱之瑜,也就是朱舜水。他出生于浙江余姚,是明朝的贡生。他强调“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
       崇祯十一年(编者注:1638年),他曾以“文武全才第一”被推荐给朝廷,但他没有去。后来明朝末年天下大乱,他参与了很多的“反清复明”,想筹得军饷去抵抗清朝。之后由于时运不济跑到了日本。很多年轻朋友玩电子游戏都知道德川家康,他的孙子叫德川光国,礼聘了朱舜水编撰《大日本史》。
日本友人1982年在浙江余姚立的朱舜水纪念碑
       两百多年以后的19世纪中叶,发生了鸦片战争。打完中国后,英法的船是扭头到日本的,日本很快发现这么下去不行了。同时我们这里接着又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日本人里很多是朱舜水思想的“徒子徒孙”,他们马上反对,“我们不摧毁传统”。1867年以后,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一方面保护传统,一方面融入世界。
       朱舜水影响了日本整整一代学者,他们构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和主要力量。所以我们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国策,一方面坚守传统,一方面随时应变,一方面学习对方,另一方面创新,背后都是永嘉学派的影子。朱舜水的弟子说,舜水先生片便之字,皆宝而藏之,当敬之以神明,谁忘掉了朱舜水先生的学问,皆非吾之子孙。
       我觉得,对温州模式,可能放在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会彰显出更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温州模式在中国的价值和能量,只发挥出了一部分,还远远没有到极点。当它发挥到极点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就在另外不远处的国度,它所取得的成功就告诉我们,永嘉学派和浙东学派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所能够拥有的巨大能力。
胡宏伟(知名财经作家、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副社长)
胡宏伟:浙江“一次改革”的胜利是温州模式的胜利       
       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个话题,是怎么样看温州。我认为应该从中国改革的坐标上真正认知温州,而不仅仅是从财富的角度。
       我有一个观点——温州在中国的崛起是非常异端的,我用了“奇怪”崛起来形容。
       从地理角度来说,我愿意把浙江分为南浙江和北浙江。所谓的北浙江,那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南浙江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温州模式。
       1980年代初期,北浙江和南浙江有两个异端突起,一个是刚去世不久的步鑫生,一个是温州模式。这种异端突起,对长期处在计划经济僵化格局中的中国,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改革是破的过程,发展是立的阶段。这就是温州的崛起。
       如果放在中国改革的背景下评判温州的地位,我认为中国只有一座城市能够跟温州比,那就是深圳。深圳其实也是异端崛起的,所以我把温州和深圳称为中国改革的双子星座。深圳更多代表了开放,而温州代表了改革,我始终认为温州的改革比深圳的改革要艰难得多。深圳的改革是得到了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改革派大力支持,而且资金、技术、人才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包括内地优秀的力量。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题词
       但是温州的改革,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温州人喜欢造坟,温州改革就是“掘祖坟”的过程,与传统型计划经济相比,其突破的是涉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等根本性领域,异常的艰难,但更能够突显价值和意义。温州改革要得到异口同声的赞赏是很难的。在中国改革坐标系上怎么样评判温州模式?首先崛起的姿态是异端的,改革就是突破的过程。
       既然放在中国改革的坐标系上,我给大家拉一下中国改革的四个时间窗,其中有几个时间段是非常明确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艰难的破局。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第三个阶段有一定争议,有人认为是2003年,也有人认为是2001年,我取2001年,中国签署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从此我们把中国交给世界。2001年前的中国改革,虽然讲开放,但还是内部的改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融入世界。第四个阶段很明确,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启第二次改革。
       在这样的时间窗下,如何看温州?我认为,温州是中国改革冷暖的第一“体温表”。温州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改革的冷暖起落关系非常密切。
       1978~1984年,温州的颜色毫无疑问是“黑色”,温州就等于瘟疫的温州,看资本主义就到温州。
       第二个阶段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的1985年至1988年,国人看待温州的眼光是“灰色”,关键词又分两个方面,有人说温州糟得很,也有人说温州好得很。这个阶段是温州模式正式浮出水面的阶段,也是温州模式对中国制度化改革贡献最大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1992~2002年,外界看待温州的颜色是“红色”,温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中国很多地方引进温州人就是引进“改革开放”。
       第四个阶段是2003~2010年。有人把2003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拐点,2003年以后外界评价温州人的颜色再度呈现为“灰色”,关键词是炒房、炒煤、炒棉。
       第五个阶段是2011年,这是温州灰头土脸的年份,这时候温州的颜色变成了“灰黑色”,关键词是炒钱,“最高境界”是老板跑路。
       刚才我用颜色做关键词,把温州、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国人眼中的角色进行了梳理。但我始终认为,温州人从未改变过,改变的是其他的观察者、国人对温州和市场经济的眼光、判断。这种眼光和判断背后,和中国改革的起落有关系。我始终认为,温州和温州人其实是观察中国改革的第一样本。
       在中国改革的背景下,温州究竟有什么意义?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我的视角,我个人认为中国虽然很大,但其实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进行区分。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样本意义上说,广东、江苏、浙江是最能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三个地方,构成了“第一中国”的概念。
       中国一次改革的三种体制突破都在这三个省份: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浙江温州模式。中国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在这个过程中我概括出了“中国式市场经济”的三个样本:广东是自上而下植入式市场经济;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浙江是自下而上草根型的、也是最为彻底的市场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再来看看浙江与温州的关系。我认为,浙江在“一次改革”时期的胜利,其根本是温州模式的胜利。“浙江奇迹”是放大、提升了的温州模式,它的本质是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过时了吗?       
       现在对温州模式的争议有很多,很多人认为温州模式过时了,但是我认为它没有过时。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要回答一点,什么是温州模式的本质内涵。所谓温州模式的内涵不外乎三个东西,第一点是民本经济。什么叫民本经济?它就回答两个问题,中国改革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发展依靠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经济。民本经济是基本的依靠力量,它的取向是市场经济。第三点,是在坚持民本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政府治理”:有限有为有效。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第一,自改革开放始,所谓“温州模式”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率先并充分培育了丰厚的市场经济的土壤。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温州模式”之于当下的价值,不在于培育了多少老板或创造了多少GDP。很多人说温州的经济数字、GDP增速在下降,这当然很重要,但绝不意味着温州的全部意义。
       温州的意义在于率先摸索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路径、方法乃至方向。只要中国改革依然秉持市场化取向,只要中国市场经济的伟大长征依然在路上,“温州模式”就有其生命力。只有从中国改革、市场经济的背景和价值体系上,才可以看清楚什么是温州的根本价值。
       很多人认为温州模式已经过时,有几个基本的观点,认为温州当下的产业是低小散,说温州产业空心化,说温州资金出现热钱化——这是目前温州最被外界所诟病的三个方面。我认为,从这三个角度去看待温州,从而认为温州过时了、温州模式不行了,恰恰是背离了温州模式的本质。如果温州存在所谓的产业低小散、实业空心化和资金的热钱化,只能说明我们背离了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本质绝不在于这些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经历了中国改革发展的三十多年,温州人必须重燃改革梦想。做到这一点,温州人必须坚持温州人的自信,坚持温州模式的自信。       
没有创业精神,一切将归零       
       今天大讲堂的主题是“创业”,这其实是温州模式的关键词。所有温州模式的活力都来自于“创业”二字。在二次改革的背景下,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个什么概念?我认为是传承的概念,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温州再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优势,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点,温州经济的本质是“四千精神”(澎湃新闻注:即“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这面红旗还能扛多久?
       我认识很多企业家,当年是乡村的普通人,现在是亿万富翁,他们身上的“四千精神”是否还有当年的激情,我认为要打问号。浙江省有一年的数据让我很震惊,温州考公务员岗位数和考试人数的比例,居然在11个地市中是最高的。我向温州的企业家请教,为什么让孩子放弃产业去考公务员?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这些年太辛苦了,不希望让我的孩子这么辛苦。从父亲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是从中国改革发展来说是巨大的隐忧。
胡润富豪榜上的温州企业家
       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创业?当年温州人创业理由是很充分的:我要让我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我要让我的太太瞧得起我这个男人。在这样的动力下创业激情是冲天的。现在有了5000万的资产,有人问我,胡老师你告诉我,我已经有5000万的资产,为什么还要创业?我很难说服他,要解决这个认知问题和价值观有关,和你的世界观有关。
       如果你超越不了财富,如果你把人生目标局限在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基本的个人脱贫致富的话,那么你的创业就已经到了终点。所以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说,如果中国想再次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先要解决认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温州当下是很现实的。没有了创业精神,一切归零。
       第三点,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去创业,如何去创新?我认为创业和创新有差别,创新是创业的更高境界。但是如果没有创业精神,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创新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制度创新,刚才我讲到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制度创新的方面开拓了整个中国改革的新天地。但温州在技术创新方面严重不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是转型升级。温州为什么最近这些年出现了发展的困难,和技术创新的不足有关。
       浙商起点是不高的——我始终有这么个判断,浙江民营企业家创业者80%来自于乡村,80%的文化起点并不高——但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能引领中国?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比别人肯吃苦,有更强大的创业精神。这一句话说出来很容易,但是坚持做30年甚至做60年,非常非常的艰难。
       最后一点:我始终认为温州经济所面临的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升级困境,其实背后的关键是人的升级。在抢抓机遇方面,温州商人意识非常强大,意味着他可以获得改革的先发优势。同时会带来另一面,很容易陷入潜规则,对持久坚韧的创新会缺乏足够的耐心。
       只有发挥发扬温州人精神里面创新性的那一面,温州才有未来。温州人必须实现从生意人向企业家的跨越。生意人和企业家的定位是不一样的,生意人强调的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迅速赚取利润,但是作为企业家来说,底气是创业精神,目标就是永远创新。在这方面,摆在温州人面前的是挑战,而不是更多可以沾沾自喜的成绩。
责任编辑:谢春雷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钱文忠,胡宏伟,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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