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一带一路”怎样才能帮尼泊尔生姜卖个好价钱

        亚投行作为“中国倡议”，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质疑。质疑之一是，假如亚投行如中国宣称的那样并不打算取代现有多边发展融资机构，那么它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有何不同呢？

        一种观点认为，与世行、亚开行致力于减贫不同，亚投行专注于投资基础设施，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但实际上，对几乎所有的多边发展融资机构而言，基础设施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内容。比如亚洲开发银行，就有60%的贷款集中于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世界银行这一比例也接近50%。如果考虑到这些机构更为雄厚的资本金，则亚投行的功能与定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另外一个质疑在于中国的产能输出。亚投行及“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输出落后产能、输出环境染污的担忧。类似“China's Plan to Export Pollution”（Bloomberg）这样的标题，不时见诸国外媒体。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宣布了今后5年大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而且日本方面强调了“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理念，并提出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标准。

        对于上述质疑和挑战，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应采用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来进行应对？这实际上也关系到亚投行对自身业务的定位问题。

        为了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不妨重新回顾一下尼泊尔生姜的故事：2013年，尼泊尔的生姜产量占到全球的12%，在印度和中国之后，居世界第3位。同时，尼泊尔的生姜出口数量，也位列世界第3。但是尼泊尔的生姜却卖不起价钱。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2009年的时候，中国出口的生姜产品折合单价，为每吨833美元，印度是1173美元，荷兰是1407美元，而尼泊尔只有195美元！这个单价，只有中国的23%，不到荷兰的14%。如此低的价格，导致尼泊尔难以从生姜行业得到实惠。

        尼泊尔出口的生姜，为什么卖不出好价钱？原因有三：

        其一品质。在尼泊尔的很多主产区，生姜品种尚未改良，纤维多、质地老。收获的时候，当地的农户从家里找到最大的袋子，装上几十斤，扛到几十里外的农贸市场卖掉。实际上，因为缺少自动化的清洗、分等设备，尼泊尔的生姜大都没有处理过就出口了。

        其二缺乏下游高附加值产业。中国人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确实具有很多高附加值的用途。例如，生姜有抑制肿瘤、偏头痛等药用价值；同时也可用于防晕车、醒酒、甚至也可以用来生产化妆品治疗面部暗疮；此外，生姜也可以做成红糖或糖果。这些深加工的生姜产品，不但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而且单位重量价值高，更适合以较高的运输成本出口。

        但是，上述行业在尼泊尔却没有生存空间，这不是因为没有市场需求，而是因为基础设施跟不上，这正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原因。

        尼泊尔的水利、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高附加值的下游行业无法生存。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在148个经济体中，尼泊尔的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132位，该指标分值仅为2.1分（满分7分）。要知道，以基础设施匮乏著称的印度，该项指标也有3.6分。

        基础设施的短缺，从电价也可见一斑。即使在南亚地区，尼泊尔的电价也几乎是最高的，例如，尼泊尔的电价比斯里兰卡高18%，比巴基斯坦高43%，比印度和孟加拉高115%！

        基础设施的发展滞后，不仅导致生姜的深加工遇到了瓶颈，而且也使生姜的种植灌溉、储存运输难以使用现代化生产方式。结果是产品品质、生产效率都大受影响。例如完成一单商品的出口，平均而言，尼泊尔需要一个半月；印度等南亚国家平均只需要一个月；而东盟国家只需半个月。

        除了上述三大原因之外，导致尼泊尔生姜的低价，其实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原因——尼泊尔的大部分生姜，只能卖给印度！因为尼泊尔是一个陆锁国（land lock country），夹在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北面是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只有南面与印度的物流相对畅通。

        因此，尼泊尔的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于印度。尼泊尔的生姜出口，60%以上都只能卖给印度。如果考虑转口贸易，那么几乎所有的生姜出口都要经由印度。由于缺乏其他的竞争性出口渠道，尼泊尔的生姜很容易被压价。

        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尼泊尔和最重要贸易伙伴印度之间，以出口初级品、进口最终品的贸易结构为主。这种贸易结构，意味着尼泊尔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边缘化地位。如果要对尼泊尔这样的经济体进行投资，那么上述问题的启发是：

        如果仅仅投资生姜的高附加值下游产业，例如医药、化妆品、糖果等行业，会因为水利、电力、交通基础设施的缺乏，而变得缺乏可行性。但是，如果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可能也有问题。虽然基础设施具有正外部性，肯定会惠及下游的高附加值行业；但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利益在哪里？而且基础设施投资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建设周期也长。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投资，看来是不可分割的，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

        最后，即使尼泊尔境内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生姜的国内价值链得到了延伸，但是在目前的陆锁状态下，尼泊尔的生姜也难以顺畅的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

        因此，与尼泊尔的投资合作，应强调两点：一方面是其国内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基础设施、高附加值下游产业的一揽子投资规划，将尼泊尔的国内生姜产业价值链进行延伸；另一方面是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通过国际、尤其是中尼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尼泊尔的生姜产业链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

        尼泊尔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在印尼，其海洋渔业本身也面临国内价值链短、附加值不高，对经济发展带动效果微弱等问题。因此，印尼的海洋渔业价值链延伸、及其与国际对接，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在全球价值链日益整合的时代，国际多边融资机构的发展理念，也需要从单一项目、单一工程，向统合上、下游产业的一揽子投资模式发展。由点及面，我们也可以用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思路，来推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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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术民工”——本专栏由徐奇渊、李晓琴、杨盼盼倒班为您特供。专栏主要生产全球价值链的科普文章，也顺带打磨世界经济热点。希望用谈风月的心情谈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