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那场股灾如何令帝制轰然倒塌？

        前言：回顾发生在1910年的那场股灾，根源于极度的监管缺失，让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做局和投机，最终演绎成了金融危机的一地鸡毛，与此同时，它推倒了大清灭亡的多米诺骨牌。无疑，这是一场巨大的教训。

        （注：本文选自《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王千马 著，现代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也许，就连对清政府心怀不满的人，都会疑惑，为什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胜利到来得如此迅速，一定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不管如何，我们都应该感谢1910年，若没有1910年风雷激荡的铺垫，1911年也不可能遽然到来。

        只是，我们在面对帝制中国的垮台时，常常会陷入革命叙事的狂欢，却不知必然中也有偶然，“辛亥革命的标志当然是武昌起义，而真正的导火索，则隐于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些偶然事件中，例如，某某人炒股……”

        在这一年，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小人物，四川人施典章，正是他在上海炒股失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令上海股市爆发风潮的兰格志拓殖公司（英商麦边创设）发行的橡胶股票。        

        这一年的上海，风云惨淡，让人一眼能回想起胡雪岩生丝大战之后的景象。

        先是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在7月22日同时关门停业了。它们是第一拨倒下的钱庄，却牵连9家钱庄倒闭。就连叶澄衷家族的升大、余大、瑞大、承大也宣告歇业清理，被称为“四大皆空”。与此同时，严信厚所创的源丰润以及李鸿章家族经营的义善源也元气大伤，源丰润属下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

        导致这样一场金融风波的，是橡胶股票泡沫的破碎。

        说起橡胶股票，顾名思义，就是与橡胶相关的股票。大家都知道，橡胶在今天俨然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满大街跑的汽车都需要用它来做轮胎。20世纪初，也正因为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橡胶生产成为朝阳行业，很多没见过橡胶树长成什么样的人，都忙不迭地投资橡胶行业，开办公司，发行股票。在1909年底，这股热潮波及到了中国，上海首当其冲。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所以也将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称为“橡皮股票”。其中，最早发行橡皮股票的是英商渣华橡胶公司，每股为9两，但开市不久就涨到了30两……如此的高收益，显然冲昏了很多人的头脑。他们疯狂地投入到其中，推动了股票价格的疯长。这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谁也不知道，这花最后落在谁人之手。但谁都知道，谁不参加，谁就不是时尚中人，到时候聊天都找不到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谁就跟钱过不去。可以说，橡胶股票见证了人性的贪婪，以及旧上海对财富的狂热追逐。

        正是利用这种盲目和跟风，一些外商趁机做局，大肆圈钱。英商麦边就开设了一家兰格志橡皮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皮包公司，为了向上海市民招股，他采取了一系列舆论宣传攻势，“首先，在上海几家著名报纸上刊登一篇题为《今后的橡胶世界》的文章，先介绍橡胶的性能和用途，再分析世界上橡胶市场在今后30年内的供求趋势，给读者造成橡胶产品身价百倍的印象。

        “其次，在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宣传兰格志公司除在海外拥有许多橡胶种植园之外，还从事木材、石油等行业，资金充足，实力强盛。

        “再次，拼凑一个董事会，声称该公司在新加坡的橡胶种植园获得丰收，在英国伦敦股市，该公司的股票不断上涨。另外，将新加坡一家橡胶种植园的外景摄制成电影，招待上海市民观看，并宣称该公司股票每年分红可达45%。

        “最后，采取提早发红利的办法来抬高股票声誉。该公司宣称，兰格志比其他公司业绩显著，其发行的股票在3个月后即发行股息，每股可得12.5两。通过这种宣传造成该公司股票势必大涨的轰动效应，一时间人们趋之如鹜。”

        为了吸引一时缺少资金的购买者入股，不少洋商与外国银行互相串通，凡购买洋商橡胶股票的，可向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押款。

        各种宣传，加上银行的助纣为虐，不难想象上海为什么为橡胶股票如此疯狂。不要说升斗小民，就连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这次也不顾身份一起加入了大合唱。“据时人描述，自1910年春起，‘此风披靡上海，各官商竞向钱庄及外国银行调用款项，投机若狂’，而各大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至于一般中小商人和殷实市民，投入多年积蓄，甚至变卖家中衣物、首饰以换购股票者，不可胜数。”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只有两成橡胶股票为在沪外国人购得，其余八成全都进了华人的口袋。又据统计，华商在1909—1910年初投入橡胶股票交易市场的金额约为4000万两。于是上海钱庄的可流通资金，几乎全部被橡胶股票套牢。

        上海道台蔡乃煌自然不会放弃这家门口的机会。他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道库存入钱庄的资金不断透支，购进大量橡胶股票。

        而另外一位候补道台施典章同样力度不小，动用了川汉铁路公司的公款，购进兰格志股票达485股，每股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这些公款是川汉铁路公司从民间募集到的修路资金。只是这些钱怎么到了施典章的手里？这跟他的身份有关。其时他就任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正是管钱的。那么，他不在西南，却跑到上海炒股，又是为何？这也跟川汉铁路公司想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做投资有关。

        说起来，自商办以来，川汉铁路公司要想修路，必须要募集资金。但它比不上苏路，以及汤寿潜所在的浙路公司，靠近沿海发达城市，可以靠商界投资就能过好日子，它却只能仰赖于名目繁杂的种种捐税——靠着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才在几年之内筹集到了1000多万两。自1904年1月起，“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明文规定排斥外资，资金来源即‘田亩加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每个四川人都和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这一年，赵家蕃与沈缦云等人出资支持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就直指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荡产，敲肌吸髓而来”。饶是如此，这强募起来的1000多万两，和它认造的成都至宜昌铁路就需款9000万两相比起来，依旧杯水车薪。反正铁路是一时半会修不起来了，这些钱再少也是巨款。这让管理层动起了靠钱生钱的主意，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于是施典章便手握着350万两，闯荡起上海滩来。当橡胶股票掀起全城热恋之际，这位CFO于公于私都要搏上一搏。

        何况买股票的钱，还不是自己的。

        正是在无数只推手的推动下，橡皮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像兰格志的股票，到1910年3月底，已涨到每股1650两，为原票面的275倍。当巨大的泡沫破碎之际，就是万民跳楼之时。戳破这一泡沫的，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买主美国。它突然宣布，限制橡胶进口和消费，国际橡胶价格应声急跌，相关的股票交易随之停顿，人们手里昨天还价值千金的股票，转眼成为一堆废纸。

        倒霉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

        因为张元济的入主，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蒸蒸日上。他本人也落得一身轻闲。只是，余暇时间多了，他也迷上了股票。很不幸地，就迎头撞上了这一年的股灾。“股灾中，夏瑞芳损失极大，以至于资不抵债，不得不变卖房产。他还用股票抵押，向书馆借款10万，但抵押的股票论价值已一文不值。并且，他解雇了部分编辑人员，转嫁成本。夏瑞芳投机冒险，殃及公司，虽尚未牵动大局，却为培养最可怕的竞争对手留下隐患。武昌起义爆发，书馆祸起萧墙，内部职员陆费逵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开设没几年的四明银行也跟着吃了苦头。因为第一批倒闭的正元、兆康、谦余这“哥儿仨”，是四明的主要往来户，倒欠庄票22万两。受此影响，四明的股票大跌，同时营业衰退，竟濒临破产。这样的局面，显然是虞洽卿当年所没料想到的，他更是无力回天。1911年4月，总、协理一干人等被迫辞职。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孙衡甫乘机抄底，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好在肥水流的不是外人田。这位孙先生还是宁波慈溪人。

        施典章更是彻底凌乱了。

        除了自己被股票给套牢之外，他还有个不敢言说的痛。那就是这倒霉催的正元、兆康、谦余，虽然名义上的老板分别是陈逸卿、戴家宝以及陆达生，但他才是这三家钱庄的真正靠山。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生息，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但他身为CFO，却知法犯法，在正元存款50万两，在兆康存38万两，在谦余存25.5万两，合计113.5万两。

        谁也不知道三家钱庄私下里给了他多少好处，也不知道陈逸卿对他施以了什么魔法，反正除了大量的存款，他还将一笔95万两的巨款，通过陈逸卿任买办的利华银行放款。但毫不例外的是，这些钱都被老板们拿去炒了橡胶股票。

        它们的停业，意味着施典章所有的投资，都成了坏账。

        “自从正元在股灾中倒闭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担心陈逸卿会出事。为了防范万一，施典章已经拍电报将小妾和儿子都召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万两银子，到处放风说自己将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弥补亏空。”

        精明的麦边一点损失都没有。因为他早已趁高出手，跑回了国外。

        一同携带回去的自然是巨款。

        留下来的，是一地鸡毛。

        上海股市一片狼藉。

老上海汇丰银行前的一对铜狮，一为开口，寓意为“出”，一为闭口，寓意为“纳”。        

        好在政府终于出手救市了。

        为了维护市面稳定，“为归还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倒闭钱庄的欠款，上海海关道蔡乃煌出面，与9家外资银行订立《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由上海道担保借贷，年息4厘，分6年偿还。同时，他还拨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帮助它们稳定市面” 。

        联手蔡乃煌救市的少不了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的会长已是周金箴。他对源丰润的生死，不能不关心。

        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合力支持下，源丰润和义善源果真顶住了金融冲击的第一波。只要这两大巨头不倒，上海市面只要熬过这段艰难日子，终究会恢复元气。

        得为蔡乃煌控制危机的表现喝声彩。

        尽管他当年能主政上海，跟站队袁世凯有关。不过，从他这些表现来看，这个人好歹还是有些本事的。事实上，他在上任之后，“经济、政治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任内整理上海市政，改造旧城，拨借官款支持地方绅士李平书创办闸北水电厂，又拨发枪支助李创立上海商团。他很懂得舆论导向的重要性，上任前已投资上海《舆论日报》，上任后又收购日资《沪报》及商办《时事报》，合并更名《舆论时事报》；还利用权势攫取了《中外日报》，暗中津贴《申报》及英文《上海泰晤西报》《中国公论西报》，大力打压革命派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先后共有6家中外文报纸被其收买控制” 。

        所以你不能说，他只是个吃政治软饭的人。

        但他又的确是一个人品拿不出手的人。除了善于栽赃陷害，他还仗着自己朝中有人，连自己的上司都不曾放在眼里，甚至还发表长文，痛诋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启泰“横一榻之乌烟，叉八圈之麻雀”，将陈启泰活活气死。

        这种不懂得低调，到处给自己树敌的行为，显然是在为自己挖坑。他从外资银行借款，并拨官银300万两，尽管一开始没给他带来问题，但不幸的是两个月后要偿还当期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让手头吃紧的他，只好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至于拿去支援源丰润和义善源的款项，能不动用就尽量别动用，以维持市面。这本不无道理。但一个人跳了出来——1910年就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参劾，说蔡以救市为由，“恫吓朝廷”。暂且不管程对这位下级是否看不顺眼，最起码他的老师，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与蔡有隙。这下，政敌终于找到围剿的机会。

        不幸的是，蔡的后台又倒了。

        这也让这一年的上海，想死就要死得更彻底一点。没有死彻底，都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也是，死彻底了也正好重生。不然半死半活的挂在那里，就跟强打精神的朝廷似的，让人看了都心烦。蔡乃煌虽然左支右挡，但还是架不住危机的二波来袭。

        你不能说这只是天意。事实上，就如当年胡雪岩在生丝大战中被拖垮，跟李鸿章、盛宣怀以他为目标来间接排左有关。可以说，他不仅败在了天意，也坏在了人为。和李鸿章、盛宣怀同一战壕的严信厚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在创办源丰润后，他一生都在小心谨慎，谨防重蹈胡的覆辙，没想到覆辙还是让自己的儿子碰上。这次，“人为”的影子又隐约出现了。严信厚地下有知，肯定心中一凛。

        没有什么人愿意替他说话。再说，他的上海道一职，虽然算不得什么，但那可是在国际化的上海，一个小科长都比西部的局长值钱。

        把他给弄下来了，多出这么一个肥缺，该多么诱惑人哪。

        程德全的参劾也就一参一个准儿。

        为了不得罪西方列强，清政府很雷厉风行地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蔡经手款项为625万两，六成在源丰润系，四成在义善源系，故蔡致电军机处，求以宽限时日，再次申明切勿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军机处仍以为是‘恫吓’，除严加申斥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无奈，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 此时，外资银行又暴露出了其流氓的面目，落井下石，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它们在做死胡雪岩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它们的金融权力。现在，它们更不满意于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它们已经不在乎和中国的钱庄或票号进行利益捆绑了。它们要在中国独霸金融天下。所以，能趁机杀死一些钱庄，何乐而不为。再说，将上海的水搞浑，岂不是又可以浑水摸鱼？

        蔡乃煌从源丰润和义善源那边提款，有点被逼无奈，当然也有点负气用事的成分。他甚至有点期待，上海好不容易得以安定的局面，再次被打破。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所说不虚，让颟顸的朝廷看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在恫吓。

        这下却害惨了源丰润。

        因为款项被提，加上周转不灵，源丰润只好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的倒闭，累及外埠分号17家，“严氏家道遂由此中落”。因为源丰润在宁波帮钱庄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整个宁波帮深受其害，“与此同时，甬帮会大、晋大两钱庄业宣告歇业；镇海方氏家族在沪经营的钱庄先后有16家倒闭；镇海李氏、叶氏家族所经营的大部分钱庄在劫难逃，纷纷于1911年前后歇业” 。

        冲击波依旧源源不断。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这次倒霉的是义善源。

        它没走在源丰润前面，那是因为李氏家族中有个当交通银行总经理的人，他是李鸿章之侄李经楚，为了挽救义善源，他多次假公济私，从交通银行借款来维持义善源的资金。但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压抑很久，逮住机会就向上走的盛宣怀。对办银行一直情有独钟的盛宣怀，一旦在邮传部大权在握，就根本不愿意放弃该部在1907年奏设的交通银行。尽管李经楚是他多年效劳的“东家”的子侄，但在他的欲望面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再说，李鸿章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该给的面子早就给完了。所以他下令义善源归还借款，但李经楚显然无力偿还，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可谓损失惨重。它的倒闭累各地分号23家，形成了第三波冲击，“恐慌迅速由上海波及全国，企业商号大批破产，结束了连续六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大萧条绵延数年……”

        相信此时的宁波帮，包括严子钧在内，对蔡乃煌的心态应该是百感交集。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对宁波帮的实业，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有所推动，但是作为一地的父母官，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跳脱大清颟顸、无耻的官僚体系，终究和他们沆瀣一气，在橡胶股票风波中不仅没有及时地看出问题，制止问题，反而成了问题的制造者，推动者。最终让宁波帮乃至整个上海，为他的失策买单。

        有人曾称他为“大清的灾官”，恰如其分。

橡胶风潮中，中国银行被挤兑的情景。图为陷入挤兑风潮中的上海鸿康钱庄。

        施典章同样也没有跑掉。

        蔡乃煌被程德全盯上，他同样被盛宣怀盯上。这场股灾给大清造成了惨痛的记忆，但磨刀霍霍急需要对商办铁路下手的盛宣怀却从这场股灾中看到了机会——施典章的投资失利，显然暴露出了商办铁路在资金募集上的欠缺，以及管理上的乱相——这样的“好典型”现在不抓，更待何时？

        就在9月25日，还没来得及跑路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张人骏、程德全所派的专案组抓获并查处。比起陈逸卿，他终究欠缺了一点门道。陈逸卿，受美国政府庇护；更绝的一位叫唐寿江，他花钱买过三品顶戴，虽被两江总督张人骏请旨革职，却又发现他拿着葡萄牙的护照。“或许唯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处级别远超出他的想象：溥仪小皇帝的老爸、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中央政府多个部委跟进。”

        结果一查，查出了一个大贪污犯。

        除了违规存款之外，他以公司名义购入的兰格志股票，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但他至少每股虚报了250两的“花头”，也就是说，落入他个人腰包的就有12万之巨。更为吊诡的是，这笔股票也在公司的账本上“渺无此事”。

        这让专案组很是震惊，不敢自专，将案情逐级上报中央。接下来，邮传部派出了第二个专案组，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

        只是，和被迫辞职的汤寿潜相比，施典章还是占尽便宜。一者，他此前曾任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在体制之内混过，是个让领导在某些方面放心的人。另外，也许是看到了民间保路运动的暗流，清政府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他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

        这一结果，也无疑激怒了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在他们看来，这是赤裸裸的黑幕，为此，他们多方上访，要求中央政府彻查……

        但正如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一样，他们的要求被直接无视。

        更让人出奇愤怒的是，他们投资的铁路不仅不保，而且在日后的善后赔偿上，也被区别对待。次年，已经升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而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

        义正词严之下，意味着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要承担这些亏空。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只能自认打水漂了。

        上头犯错不严惩，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

        无疑，这一处罚就像汤寿潜被离职一样，再一次帮了革命党人的大忙。

        引发帝制中国轰然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就此推倒。

20世纪初的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近外滩一带        

        辛亥年6月，四川省谘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蒲殿俊，带着因川汉铁路被收归国有而破产的一干“股东”，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这两块木牌一写“庶政公诸舆论”，一写“铁路准归商办”。此前，它们一直挂在蒲殿俊租来的大房子门口。

        只是，这种游行和抗议跟死去的光绪一样，没有影响力。

        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

        “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当“盟友”变成了对手，就像情人变成了敌人，原先爱有多深，此时便恨有多深。清政府也开始感受到某种威胁，这种威胁被发酵得越来越大，“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没多久，“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

        赵尔丰决定用暴力回答。

        清宣统三年农历七月十五，即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将川汉铁路公司和省咨议局的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内拘捕，同时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校和股东招待所。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竟然下令开枪镇压……

        是为“成都血案”。

        当对话的渠道被彻底堵死，可以对话的对象又被逮捕，乃至被肉体消灭，川人只有以武装起义来回应。

        清政府的维稳升级。这次，它们从湖北派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这一动，便动一发牵全身。

        本文参考：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谭洪安，《“橡胶风潮”挽狂澜》，《中国经营报》2013年1月18日；黄艾禾，《1911那一年》，《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4日；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章立凡，《大清灾官蔡乃煌》，《新世纪周刊》2011年1月；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