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阎明复回忆录》：周恩来给父亲取了个代号叫“阎政”

        【编者按】

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伯伯、董老常常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并不认识周伯伯他们，更不知道到家里来做什么。但是，只要有一个装有木腿的叔叔（后来才知道他是协助周恩来管情报工作的王梓木）来家，接着就有叔叔、伯伯来。他们一进门就到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去。这个房间的窗户只通天井，比较严实。妈妈告诉我们，他们在里面打麻将，不要进去捣乱。

        有一次，爸爸从他任职的大同银行专门请来一位厨师做饭给一位客人做寿。那天来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兴奋，喝了好多酒。客人是谁我们都不认识。直到194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晓得这位客人就是周伯伯。

        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妈妈带着我到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礼堂去看学生演话剧，剧名叫《秃秃大王》。整个礼堂都坐满了观众。快要开演时，突然闯进了许多警察和宪兵，其中一个人走到舞台上说这场话剧攻击领袖，禁止演出。下面马上乱成一团，有人同他们争论，吵得很厉害。

        爸爸带我们出了剧场，叫了两辆黄包车坐上走了。本来以为是回家，后来却到了七星岗下面的民生路，在一个小巷子口停下来。由边门进了新华日报社，爬上一道很窄的楼梯上了二楼。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叔叔等着。他那两道浓浓的黑眉让我认出就是那位在我们家过生日的客人。爸爸让我叫他周伯伯。他把我拉过来坐在他腿上，问几岁了，还问长大后要不要像哥哥、姐姐那样去延安。我说：“我不去，太苦了。”周伯伯听了大声地笑起来了。爸爸说我没出息。之后，爸爸同周伯伯谈了很久才回家。

        后来才知道周伯伯就是周恩来。

代号“阎政”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航老早在30年代就是共产党员了。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见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

        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不解地问，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告了后，共产国际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由周恩来和我介绍你父亲入党，作为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你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时隔四十多年，我才从刘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有讲出来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从基督教徒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无力上学，给村里大户当猪倌。后因私塾老师发现他天资聪颖，免费收他入私塾就读，后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父亲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上学时，就同母亲高素桐一起入了基督教。

        1918年，父亲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奉天师范后，婉言谢绝多方的聘请，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也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引领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一直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办起了贫儿学校，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到1928年已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四所、学生两千余人。

        1927年至1929年，父亲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929年春，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的。父亲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后，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四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父亲在青年会同张学良将军交往密切，逐渐成为莫逆之交，成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

        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侵略步伐，父亲和其他的东北爱国志士相继组织起“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三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带领民众三次焚毁日本浪人贩卖的毒品，被誉为“今天的林则徐”，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他第一个把日本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公诸于世，有力地揭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九一八”事件后，父亲被日寇悬赏追缉，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父亲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1934年，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父亲被任命为理事。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1934年到1936年年底，正值“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创建时期，父亲跟随蒋介石夫妇到各地宣讲“新生活”，建立分会。

        这个“新生活运动”，是由当时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自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蒋介石在这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亲自任总会长，宋美龄是指导长。据过去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和父亲是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实际上蒋介石也好，蒋夫人也好，是拿这个新生活运动，作为对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一种抵制，具体的事情都让我父亲做，这样父亲就很自然地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想要见蒋夫人，都要先往我父亲那儿打电话、登记预约，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来安排，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高官。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更成为上层达官贵人竞相交结的人物。

        此间，父亲会同东北的爱国人士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建议；并于1936年11月14日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六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的决心。同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12月28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失去自由，接着受审、被监禁。父亲义无反顾地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四次前往奉化，向蒋介石请求恢复张学良自由，均遭拒绝。此后，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将父亲的职务降为副总干事。父亲反而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还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共派到东北来建党的韩乐然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我父亲从主张“教育救国”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并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辽宁的建党工作。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父亲正是利用了自己结识社会“达官贵人”和大批国民党党政军各界高官的特殊身份，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在此期间，父亲并没有终止抗日救亡的活动。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

        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

        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依照周恩来的重托，收集各方面的动态，在我党隐蔽战线默默工作……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获悉的。

        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周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就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周总理的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周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周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

        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您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

        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周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周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周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这是一封感谢电报。接着周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周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1941年春天，周恩来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父亲向我讲了他向苏联提供的两份重要情报，一份是提前得到关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情报，另一份是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