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斯蒂芬·考特金:斯大林及其同僚确实信仰共产主义

王夕越

2015-07-19 09: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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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考特金教授访谈下篇。
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神秘的列宁“遗嘱”到底是真是假?斯大林采取大清洗恐怖政策的原因为何?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是出于权力斗争,还是共产主义信仰?斯大林为何能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胜出?假如苏联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不被中断,是否能够发展成为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

澎湃新闻:我们是否可以说列宁当时没想让斯大林继承他的位置?
斯蒂芬·考特金:列宁没料到自己会死,他希望自己仍是革命的领袖,他没想到会提早离开政治舞台。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在此后又发生数次中风,最终于1924年初去世。列宁第一次发病之后就再也没能投入到全职工作中去,他只能半职工作,后来再次病倒。这个情况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列宁与斯大林
斯大林在此情况下,继承了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建立的个人专政,不过这不意味着斯大林能坐稳这个位置,更不意味着斯大林上台后的个人专政会自动建立、完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建立个人专政方面十分在行,他饱览群书,充满智慧,拥有超凡能力但同时又十分冷酷狡诈,缺乏道德感。仅从权力和政治方面而言,斯大林建立的个人专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了不起的,甚至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成就。
1922年春,斯大林已经大权在握,若党内其他人想继承列宁就得先搞掉斯大林,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斯大林所拥有的权力。斯大林是党的总书记,而党的书记处控制着秘密警察、军队、所有地方党委会、所有的驻外使馆以及密电码等等,也就是说斯大林掌控着一切。
斯大林的同僚们很快就发现斯大林在列宁病重期间已经大权独揽。身处高位的其他几个人,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开始就斯大林的权力而互相通信讨论:“他又在没有跟我们讨论的情况下就私自作出决定了吗?”“难道他又这么做了?……”问题的核心是,当时没人料到列宁会突然发病。
在列宁病重、斯大林手握重权期间,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系列日期标注为1922年12月和1923年1月的列宁“遗嘱”。其中有一份列了6名潜在继承人的名单,很多与列宁亲密共事的人在这份名单里都没有被提到,既没有李可夫(编者按:李可夫在列宁去世后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也没有莫洛托夫。这份日期标注为1922年12月的文件对斯大林有消极评价。作为政治遗嘱,这份文件应该在列宁死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布,但是1923年5月列宁还在世时,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就把它交给了季诺维也夫,但是后来什么也没发生,斯大林的位置仍然很稳定。于是在1923年6月又出现了第二封所谓列宁遗嘱的文件,这份日期标注为1923年1月的文件提出解除斯大林书记的职位。
但问题是,两份文件按理说于1923年5月都应该已经产生,为什么唯一能长时间直接接触到列宁的克鲁普斯卡娅不把它们一块儿拿出来,而先拿出来那份在斯大林问题上较为克制的,无果后,再拿出来另一份比较激进的呢?又为什么作为列宁政治遗嘱的文件不是等到列宁逝世后公布,而是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出现了呢?
与此同时,让我们看看列宁的医生们当时留下的工作记录——“(列宁)身处瘫痪状态”、“无法说话”等等。看到这些你会开始质疑列宁是否真的能说话,并口述遗嘱?再看看党的书记处记录——“列宁向左侧身了”、“列宁向右侧身了”、“这个文件送来了”、“那个文件送出去了……”完全没有任何列宁留下遗嘱的记录和速记原件。
       
列宁的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
我们把这些疑点拼合在一起会想:也许列宁口述了这些遗嘱,但他夫人替他加入了一些信息,并把它交给季诺维也夫以平衡权力。归根结底,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所谓列宁遗嘱真的是列宁口述,并表达了他的意志。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们能知道的是这些所谓的列宁遗嘱对斯大林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斯大林把自己当成列宁的继承人、列宁最忠实的学生,但现在却突然出现了一份所谓列宁遗嘱呼吁解除他的职位。在斯大林试图利用列宁创造的条件建立自己个人专政的几年中,“列宁的遗嘱”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他的身边时常会有人根据列宁遗嘱提起解除斯大林的职位。为此,有案可查的记录显示,斯大林在1923年到1927年之间口头或书面上主动提出辞职有六次之多。
在政治局会议上,当斯大林与同僚们发生意见冲突,把他们赶出中央委员会时,这些人会说:“那你呢?列宁的遗嘱也要将你免职!”斯大林会说:“那好,我听列宁的话,我辞职!”如此这般数次,列宁遗嘱被斯大林的同僚们用作箝制他的利器,从而推动了斯大林性格的转变,他开始积累憎恨与怨气。
当然,政治的其他方面也深刻影响着斯大林的个性。但以上这个例子说明政治环境、政治斗争是理解斯大林作为领导人个性特质形成的主要因素。建立个人专政的行为、行使决定两亿人口命运的巨大权力,同时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势力所包围的现实、这种为敌人所困、为敌人所渗透给斯大林造成的这种结构性偏执,再加上列宁遗嘱这个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使得斯大林在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显现反社会的行为倾向,并在1930年代晚期掀起一场残酷的大清洗——大规模屠杀忠实的追随者。
澎湃新闻:这么说斯大林的大清洗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由于客观环境所迫?
斯蒂芬·考特金:对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很难给出一个好的解释,现有的解释只是斯大林在想些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当时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存在等种种因素客观上使斯大林的大清洗成为可能,但这些因素并不是导致大清洗的直接原因,斯大林自己是大清洗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
斯大林的这种行为不是为了应对某个事件,对付反对派,更不是为当时情况所迫的统治手段。大清洗的源头是斯大林本人,我们很难说明驱动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大清洗撼动了政权的稳定性,而实施大清洗的军队、秘密警察本身也受到巨大冲击。所以我们说大清洗是不必要的暴力,它与斯大林和他的统治密切相关,苏维埃政权以及共产主义的发展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大清洗这种行为。
       
上:秘密警察首脑尼古拉·叶若夫(右)1930年代与斯大林走在一起,他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后在1940年被处决;下:苏联审查机关把叶若夫从原照片中抹去。
澎湃新闻:那斯大林1928年进行的农业集体化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所必要付出的代价,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斯蒂芬·考特金:关于农业集体化,以前的解释是这样的:斯大林试图建立个人统治,他需要巩固权力,但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另一派反对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为了赢得党内斗争而推行了农业集体化。这种说法否认了意识形态在斯大林决策中的角色,强调农业集体化的动因是巩固个人权力。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证的,当时斯大林已于农业集体化前的数年间实现了个人权力的巩固,所以这种把农业集体化归因于权力斗争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是苏联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力求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再有就是苏联政府长久以来试图对农民阶层的改革,就像沙俄末年的首相斯托雷平针对农民阶层的改革一样,斯大林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掀起一场针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这个层面上,如果不考虑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一因素,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会采取农业集体化这一具体方式来处理农民问题。也就是说,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们要消灭资本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私有财产、雇佣奴隶制等等。他们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但更重要的是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因为他们的政权是共产党的政权。当时党内没有人不同意以共产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有分歧的是当时是否一定要以农业集体化来实现现代化。李可夫曾跟斯大林说:“如果你现在这么干,你会毁掉一切,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斯大林回答他说:“你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者吗?你没有勇气去实现你的信念!我们要不要建设共产主义?我们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农民和农业问题上面对着一个悖论:例如,你是一个农民,本来有三头牛,现在通过辛勤的劳作有了六头牛。对于政府来说,你有六头牛比有三头牛好,因为这样政府可以多收你的税。但你现在有六头牛,问题来了——你成了富农。作为独立农民,你努力干活,致富了,你雇别的农民给你打工,这是雇佣奴隶制,你在剥削,成了富农阶级。斯大林和其他党内领导人都认为富农是不好的。
1920年代在党的领导层没有一个人认可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他们只是在取缔资本主义的时机上有所分歧。李可夫的话没错,斯大林以强迫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是灾难性的,导致的惨状远远超过了李可夫的预期:苏联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农民宁愿把牲口宰了也不愿意把牲口交给集体农庄,斯大林自己的个人权力甚至都受到威胁,但他没有退缩,并以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不惜一切代价地将这一政策推行到底。
       
农业集体化是苏联1928-1933年大规模开展的将个体小农私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大集体经济的运动。
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参阅现有的一些研究著作,发现有的学者说斯大林没有害死很多人,有的学者说集体化导致的惨剧是客观环境的限制而非斯大林的主观意愿。现有西方学术著作对斯大林的暴政评价有一种缩小化的倾向,有一些左派观点甚至认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哪怕要牺牲数以百万的人口也是值得的;还有观点认为农业集体化很有必要,换句话说,就是数以亿计的人口有必要被压制,约500万至700万的人口有必要死亡,由于饥荒导致的人吃人有必要发生——这一切惨剧都是国家现代化必要付出的代价。读到这些时,会觉得这种观点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特错的,必须加以驳斥。
农业集体化仅仅对斯大林政权本身是必要的,对于这个政权深植苏联社会,对于苏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孤立和觊觎中得以生存,消灭资本主义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必要的。换句话说,为了苏共可以继续行使专政集体化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俄罗斯国家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言,集体化显然是不必要的。世界历史上有很多农业国家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并没有使用大规模暴力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澎湃新闻:刚才您提到早在列宁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党内其他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太多的权力,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及时解除斯大林的职位?而且后来斯大林数次请辞也没有被接受,这是怎么回事?
斯蒂芬·考特金: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斯大林的同僚们很佩服斯大林的能力,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斯大林,但他们知道斯大林一个人可以从容地运转整个政权,他建立了苏联联邦体制下的一党专政,驯服了诸多的边疆民族。他每天都超时工作,非常勤恳,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等等。斯大林独一无二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是受到高层普遍认可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谁比斯大林的能力更强、更有号召力而能够取代斯大林?当时党内高层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主要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可以取代斯大林。托洛茨基有其天才之处,但他在统治和管理方面缺乏天赋,从没有在党内建立起自己的派系,并且十分清高。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托洛茨基会撰文指出列宁的错误,以显示高明,表示自己不逊于列宁;而斯大林会撰文高赞列宁是如何的伟大正确,虚心地把自己看作是列宁的忠实学生。从执行列宁思想这个层面上讲,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坚定的列宁主义者。
       
托洛茨基
再举个具体点的例子,在俄国内战(1918-1921年)期间,托洛茨基是人民战争委员会委员(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党内位置仅次于列宁。托洛茨基在前线指挥之时,秘密警察首脑之一的缅任斯基主动到托洛茨基所在的装甲列车上的指挥部告诉他:“斯大林在列宁那儿说你的坏话。”托洛茨基如何反应的呢?他很生气,告诉缅任斯基说:“你在传播谣言,你跟斯大林一样,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听了托洛茨基的话,缅任斯基愣住了,设想一下斯大林会怎么做呢?他很可能会告诉缅任斯基:“有这样的事?你能不能继续关注托洛茨基跟列宁说些什么然后向我报告?”斯大林会利用缅任斯基的自动上门笼络他,把他收归己用。在斯大林掌握权力后,这就是他的行为模式。
1922年春列宁中风,斯大林掌权,这个时候缅任斯基是仅次于捷尔任斯基的秘密警察二把手了,此时斯大林开始笼络秘密警察部门的三把手雅果达,让他盯着一把手和二把手,并把他们的动向直接向斯大林报告。同时,斯大林又找到了雅果达的宿敌,安排他担任雅果达的副手监督雅果达的活动。斯大林在整个中央、地方的各党政系统及军队中如法炮制,安插亲信眼线让权力互相制衡以为己用。
人们常常以为没有民主即为专制——专政的制度会自己产生,可事实上,建立和维持个人专政需要很多策略和特殊能力,斯大林在此方面显然是大大强过托洛茨基的。再有就是对其他党内领导人来说,想搞掉斯大林客观上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总是想方设法地笼络住大多数人。但这不是说没有可能搞掉斯大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许是没有那个必要,1920年代中期的时候党内高层的其他人似乎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以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1920年代初中期,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是苏俄政权秘密警察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俄文缩写ГПУ,由译格别乌)仅次于捷尔任斯基的第二号人物,捷尔任斯基死后执掌“格别乌”,他懂得包括汉语在内的十四种语言。
澎湃新闻:在中国,了解一点苏联历史的人常常会把苏联1920年代初、中期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后来实行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并认为如果列宁没有过早地逝世,斯大林没有掌权,新经济政策就会得以持续,苏联也会出现类似于中国1980年代改革后的市场经济。您赞同这种观点吗?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在1920年代会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吗?
斯蒂芬·考特金:这得让咱们看看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新经济政策仅是表面上的市场经济,它并不适用于工业生产,90%的工业生产是国有的。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农业政策,允许农民种植他们想种的作物。农民将收获的一部分卖给国家,其余的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在新经济政策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中间人,他们将农民和城市联系起来,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
所以从农业经济角度上看,市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承认的。不过,我们得明白当时苏俄政府并不擅长搞市场,且用强迫性的手段不断插手农民生产。新经济政策从没有被允许自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到1920年代后期苏联政权已经搞垮了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决定搞农业集体化。但是在此之前,由于政府广泛使用强制措施插手农业生产和市场运行,农业市场出现断层。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来支持工业,使得农民利益和积极性受到伤害,产生价格剪刀差危机。总之,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政府管理极度不当,经济发展已经受到阻碍和损失。
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尽管政府也干预市场,但现今的中国政府比当时的苏俄政府对市场的了解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布尔什维克们厌恶新经济政策,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一定程度上认可市场机制,而他们从意识形态上就反对市场。今天的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市场经济,并且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飞速发展。
相比之下,在1920年代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只是布尔什维克们很不情愿地对农民做出的暂时性让步,他们从不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接受市场和私有财产,并希望在某个时候可以取消新经济政策。可以说当时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都不会允许新经济政策发展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至于列宁如果没有早死,他本人后来会怎么做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暂时的“撤退”而非永久的“前进”。
那么,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苏联会怎样呢?我认为苏共也许会难以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并很可能会倒台。斯大林是个将反对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和私有财产、强迫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及计划经济义无反顾进行到底的领袖。我们不清楚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有毅力像斯大林一样, 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到这些。从这个角度上讲,斯大林在为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而生存、持续下来并在苏联的城市、农村都建立起全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在评价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苏联是当时除蒙古之外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只有70万牧民,显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而苏联作为一个将反资本主义当做信条的国家,必须在国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觊觎之下生存。苏联领导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实现一个农业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新经济政策无助于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所以苏联领导人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效、更快捷工业化的经济政策,斯大林的答案就是农业集体化。
       
新货币的发行使得新经济政策得以成功进行,这是1979年苏联为纪念新经济政策重新铸造的纪念币。        
澎湃新闻:您的这部《斯大林传》分三卷,卷一的时段为1878-1928年,卷二为1928-1941年,卷三为1941年以后。您为什么这样分期?第一卷截止于斯大林1928年决定农业集体化,那么卷二和卷三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斯蒂芬·考特金:1928年是重要的一年,斯大林在这一年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社会经济面貌,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创伤和痛苦。卷一的目标之一是在整个俄罗斯历史和全球史的框架下分析斯大林1928年的这一重大决定。
卷二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它将关注在城市和乡村建立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即一个非资本主义现代性体制的历程。这一卷也将关注斯大林的大清洗以及苏联的外交政策——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卷二的副标题暂定为“等待希特勒”,并截止于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我将分析苏德冲突的来龙去脉,它是怎么发生的?斯大林是否知道希特勒会入侵?他对战争做了哪些准备?卷二的主要目的是如何解释1941年纳粹的入侵。
至于卷三,我还不是很确定它的截止点应该在哪里。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但他的生命在很多方面得以持续,他创造的体制在他身后继续存在,关于斯大林的讨论从未停止,甚至延续至今。赫鲁晓夫于1956年发表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讲话,斯大林的遗体于1961年移出列宁墓……斯大林的故事应该在哪里结束呢?
关于斯大林,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到农业集体化到大清洗再到希特勒的入侵,我们也许能看到一个历史过渡的自然轨迹,但它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我还没有开始写卷三,所以不是特别确定卷三会截止在什么地方。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斯大林的光辉在晚年将会被毛泽东遮蔽,因此卷三的副标题暂定为“被毛泽东所遮蔽的光辉”(The Mao Eclipse),它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开始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岁生日庆典。
此时的斯大林已经垂老多病,他显然已经不是二战前的斯大林了,从1945年到1953年斯大林远没有以前精力充沛。与此同时,正值壮年的毛泽东是一个富有活力的领袖,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胜利,从很多层面来说他就是未来。毛泽东的升起似乎对斯大林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影响,他似乎不愿让自己的光辉为毛所遮蔽,但这却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澎湃新闻:您在写作这本书进行研究时遇到的最大的意外是什么呢?
斯蒂芬·考特金:历史研究不能先入为主地阅读原始材料,否则你就无法发现历史中的很多意外,很多充满始料未及的、适得其反的结果。
对我来说,关于苏联政权最大的意外就是他们是真正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回到原始材料中去,阅读政权内部的文档,就会发现在没有外人在场的内部讨论中,在没有政治宣传的时候,他们以共产主义者的方式思考、讲话和行动,因为他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新世界,他们在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希望超越资本主义,避免大萧条和帝国主义战争。
从个人层面来讲,他们在付出诚挚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信仰系统。无疑,个人权力、妥协顺应、事业前途这一切都很重要,但这些都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信仰和这一信仰体系。这就是我们理解斯大林的出发点: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
青年时的斯大林参加了地下革命,并且穷其一生来坚持这种革命信念并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他身体力行地去做了,并得到我们所知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他所预想的结果,恰恰与此相反,他虽付出了真诚努力去实现经典所说的那个优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社会。但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消灭不公平的手段造成了更加深刻的不公,而且这些手段比要解决的问题还要糟糕。
但这个适得其反的结果与他们作为共产主义者想要改造世界的事实并不矛盾。这就是最深刻、最大的意外,其貌似显而易见,但在学界内外却对此充满争议。不得不说,在阅读秘密档案时,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表现出的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着实令我惊叹。这也是我在此书中最想要表达的重要信息之一。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斯大林,托洛茨基,列宁,农业集体化,新经济政策,希特勒,纳粹主义,叶若夫,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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