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者的重生：18根针拍进胸还要复吸，他们如何戒掉并反击

【编者按】

        今年6月26日是第二十八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日前发布的《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

        染毒容易戒毒难。澎湃新闻采访了多名吸毒人士、禁毒社工、戒毒组织，向读者讲述吸毒者染毒、戒毒到回归社会的全过程，让这些曾经的失足者得到更多的关注、关心的同时，也期望能对那些正“好奇”于毒品的人有所警示。

        “毒品是什么味道？”台下听讲的一个初中生举手问道。

        在场的人互相看了看，话筒最后被推给58岁的叶雄。

        “毒品是苦的。”她说。

        这是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下称“自强总社”) “海星同伴禁毒巡讲团”自成立以来举办的第71场禁毒巡讲，由已戒断毒品的几位“同伴”现身说法。 “同伴”是戒毒者彼此间的一种称谓。

        叶雄是“海星同伴禁毒巡讲团”项目的负责人，一头利落的短发，妆容精致，个性热情，拥抱是她最喜欢的问候方式。

        很难想象，她曾有10年的吸毒史。十多年前，和叶雄一起吸毒的有十几个人，最后“那个圈子全军覆没”，只有她一人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叶雄称自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如今她是一名专门从事戒毒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上海志愿者禁毒协会以她之名成立了戒毒工作室和网站，为吸毒人士提供“同伴”教育、家庭互助和热线咨询等服务。

        并非每个人吸毒后都能成功戒断，而在戒断之后还能回手反击的更是寥寥无几。

        叶雄做到了 ，但还有很多人挣扎在戒毒路上。

        33岁的金路正在接受社区戒毒，他的吸毒史长达19年。戒毒期间，他不断复吸，多次自残、自杀，往胸口拍进去18根钢针，但如今已被描述为“无法戒断”。

吸毒

        1990年，是叶雄人生噩梦的开始。

        彼时，她的男朋友染上了“白粉”，也就是海洛因。第一次从男友口中听到“白粉”一词时，叶雄甚至不知道这是毒品，更不会想到它会毁掉自己的生活。

        男友每天处于半昏迷状态，大小便不会自理，走路摇摇晃晃。不给毒品，他就觉得活不下去。

        “我很好奇，有这么难戒吗？我是女人，如果我能戒掉，他也能戒掉。”叶雄决定以身试险。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吸毒成瘾是在一天早上。叶雄醒来觉得身体非常难受，“脸不洗，头不梳，衣服也不换，穿个鞋，拿着钱就奔出门，扬手招车去买毒品，平时引以为傲的意志根本抵抗不住。”

        还在读小学的女儿，也有所察觉，带同学回家时总是很紧张。 “虽然我没告诉她我在吸毒，但她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叶雄说。

        毒品耗资巨大，做生意的叶雄最终也手头拮据起来。到1997年下半年，她开始为毒资烦恼，甚至不得不将女儿的钢琴卖掉，卖了3000多元，但买来的毒品两三天就用完了。

        如今，每次想及此事，叶雄都感到内疚不已。但在当时，她却为发现新毒资而高兴，而没有顾及到女儿的感受，“毒品可以把整个的人性抹去，母性抹去。”

        帮助男朋友戒毒，并非叶雄染上毒品的唯一原因。叶雄后来反思说： “朋友都说，吸这个东西感觉很好，我也有好奇心，胆子又比较大，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好奇也是大多数吸毒者染上毒品的主要原因。

        晓荷是在1993年接触到毒品的，那时她是个23岁的年轻姑娘，风华正茂，在上海南京路一家服装公司工作。

        她说，一次看到生意伙伴围在一起吸食“白粉”，“我很好奇，感觉时髦，当时有人说这东西’碰不得、戒不掉’，我不信就吸了。”到后来，大家会聚在会议室里 “分享”毒品，也没有人来干预。

        晓荷很享受吸完“白粉”的感觉，“吸完后，闭上眼，感觉时间消磨得很快，等睁眼时天已经黑了，要不就是天亮了。”

        金路第一次吸食海洛因时更小，只有14岁。让他父亲金田尤为愤怒的是，妻子老早就发现儿子吸毒，竟然还“每天给他300元买毒品。”

        吸毒违法，吸毒者不仅要为寻找毒品而焦虑，还要时刻担心被抓去强制戒毒。

        晓荷每次听到警笛声就怕得要死，她住在十几层，但为了躲避警察，她每次都是选择偷偷地走楼梯。而叶雄和金路则以频繁搬家来躲避警察。

        吸毒一年多后，晓荷第一次被抓，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待了半个月后被释放。此后每年她都要被抓一次，每次都会被关上十几天时间。

戒毒

        吸毒让“时间消磨得很快”，但戒毒却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吸毒者也想摆脱毒瘾，便开始自我戒断，但往往抵制不住毒瘾，最终以复吸告终。

        叶雄最初也希冀自戒能成功，一听说有药品可用于戒毒，她就去买，有时还会把自己关起来或逃去外地远离毒品。

        她记得，有一次，她跟“圈内”的同伴们一起坐船去重庆，“水路要走7天，我心想总能戒掉吧！”船行至武汉，一个同伴开始动摇。“这东西只要有人动摇，就很难了。”最终一群人熬不过，全都在武汉下船，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送“货”过来。

        叶雄的左手现在仍留有两个明显的疤痕，那是她用香烟烫的，“当时戒不掉，痛恨自己。”

        深陷毒瘾中的吸毒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送去强制戒毒，或在社区戒毒。

        2000年的某一天，为躲避警察，叶雄刚搬到一个新住所，跟女儿从超市置物回来，就发现警察已候在家门口，随后她被送进了上海女劳动教养所（现名“上海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被带走时的场景，让叶雄刻骨铭心。女儿睁大双眼不哭不闹，问了一句：“妈妈，你走了，我怎么办？”叶雄说自己当时“头就像爆炸了一样”。每提此事，她都哽咽成声，“我希望有机会去回答我女儿这样的问题。”

        叶雄最终做到了，成功戒掉了毒品。2002年3月16日，她提前两个月从上海女劳动教养所释放。

        认识叶雄的人都认为，她能戒毒成功是个人意志力强，但像她这样的人是少数。

        金路也一直在戒毒，但却迟迟未能成功，目前仍在社区戒毒。社区戒毒主要针对那些健康状况不适宜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人，期限为3年。

        今年5月，金路刚刚做了一次手术，医生从他胃里取出两根约6cm长的银色钢针和两个打火机。

        父亲金田展示它们时，可以看到钢针锋利无比，而两个打火机因在胃里存留太久已经粘连在一起锈蚀。

        金田称，为了逃避警察抓捕，金路曾多次自残、自杀，开煤气、吞安眠药、吞钢针......他甚至当着警察的面把打火机吞进肚子。

        金田说，金路的胃里还有两个电池没取出来，胸上还有18根钢针，那是他自己拍打进体内的，如今已经无法取出。

        医院的诊断书上记载，有19年吸毒史的金路，他的身体已负病累累。他患有癫痫、脑疾病、血管闭塞性脉管炎、乙肝、丙肝，病历纸就有厚厚一摞。金田称，金路的腿也到了快截肢的地步。

        由于注射毒品次数太多，金路的身体几乎没有一块好的地方，“他去医院输液，医生都找不到地方注射，只能在他的生殖器上注射。”

        从2004年起，金路就一直在家接受社区戒毒。由于毒瘾较大，他每天都要服用大约250ml的美沙酮来替代治疗。

        “美沙酮本身也有毒性，250ml是很大的量，正常人喝20-30ml可能就会倒。”服务金路的禁毒社工张松说。   

复吸

        进入强制隔离所戒毒，只是戒毒过程的第一步。即使期满出所，也不意味着已完全戒断毒品，复吸仍有可能发生。

        叶雄曾帮教过的一个吸毒男孩，在戒毒4年后，突然因注射毒品过量而死亡。“从他生理脱毒到心理脱毒，到他戒断毒品开庆生会，再到他恋爱、结婚生子，我从未缺席过。但没想到他又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压力复吸。”叶雄回忆起这个男孩，仍然很遗憾，“他去世后有两个月我都吃不好、睡不着，每天晚上都会想到他。”

        自强总社执行董事兼总干事厉济民告诉澎湃新闻，相关资料显示，世界上毒品复吸率达90%左右。

        吸毒者被解除强制隔离后，还要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 为防止戒毒者出所后被毒友接走复吸，他们出所的消息会首先通知当地公安，公安通知到禁毒社工，再由禁毒社工通知其家属。

        一名禁毒社工会跟随当地派出所民警一起去戒毒所接人。社区戒毒工作小组与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签订协议。社工要知道戒毒人员出所后的落脚点，并保持联系。

        戒毒者在3年社区康复期间，戒毒者要配合社工接受12次尿检，第一年两个月一次，第二年3个月一次，第三年半年一次。如果尿检出现阳性，则有再次被强制戒毒的可能。

        除进行尿检外，禁毒社工张松一般一个季度会和每个服务对象见3-4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他的8个服务对象中，有3-5个是重点对象，他每周会和他们通话1-2次。

        中国的禁毒社工行业是在本世纪初才出现的，如主要针对社区康复和社区戒毒人员的自强总社，截至2015年5月底，该社共覆盖上海市14个区、县的156个街道、镇，共有禁毒社工约760名。

        禁毒社工的工作并不好做，最大的问题是难以赢得戒毒者及其家属的理解和信任。

        多名禁毒社工称，在帮教过程中，会遇到服务对象撒谎、欺骗、“放鸽子”、借钱等情况，甚至也有家属帮着欺骗。

        有过10年社工经历的陈慧告诉澎湃新闻，晓荷曾经是她的帮教对象。早在2004年年底，陈慧就已经介入到对她的帮教中。但由于家属的不理解、不支持，帮教中断。

        那一年，陈慧一直联系不上晓荷，晓荷的母亲也帮着打掩护。 结果第二年7月份，陈慧突然发现晓荷被关进了上海女劳动教养所。

        晓荷如今回忆起来也承认，那时她和家里人都不信任社工。

        除了社工的监督，要使戒毒者不复吸，家庭的支持亦是很重要的一环。

        晓荷就将自己的成功戒毒，归功于家庭。晓荷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她从劳教所出来后便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她断绝了跟过去“毒友”的交往，家里所有的来电她都不接，要是毒友打来，她也任母亲直接拒掉。

        现在的晓荷，工作之余还坚持运动健身。每晚8点吃完饭，做完家务，她就步行5分钟去游泳，然后再回家。她已经坚持了整整一年。

回归

        顺利戒断毒品的人，常把这一过程称之为“重生”。

        刚刚戒断毒品一年的李强形容说，此前的生活每天都在暗无天日中度过，“抽了睡，睡醒了继续抽，整天都把窗帘拉上，根本不知道白天黑夜。”他说，现在最幸福的事就是每天一觉醒来，像个正常人一样地生活。

        已经戒断9年的刘辉也说，如今每天起床后可以去思考今天一整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做，而不是到处去找毒品。

        然而，“重生”之后，如何回归社会，是对这些戒毒者的一大考验。

        吸毒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就业。自强总社执行董事兼总干事厉济民告诉澎湃新闻，社会上普遍不接纳吸毒人员就业，他们经常会受到歧视。很多人找到工作后，如果被发现有过吸毒经历，就只能辞职。

        2010年，晓荷在一家酒店觅得一份财务工作。但好景不长，老板在一次政审中发现了她有吸毒经历。

        “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吸过毒吗？’”老板的态度让晓荷无法容忍，她没有过多解释，第二天，就主动辞职了。

        “这个群体在被边缘化，被判了‘无期徒刑’。 ” 叶雄说， “整个社会都觉得一旦吸毒，你整个人都完了。”她把希望寄托在政府上，希望政府能为这些人开放一些工作岗位。

        曾经的吸毒经历，也不时打乱戒毒者如今的正常生活。

        吸毒者的身份信息里会记录其吸毒经历，当他们出行使用身份证时，吸毒经历经常被暴露出来。

        一次，李强和几个朋友出去游玩，入住酒店两小时后，突然有人敲门， “警察来找我尿检，我朋友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事，但最后人家还是知道了我吸过毒。”李强感到自己仍被歧视，“哪怕你出来8年、10年、15年没吸了，还是要被查，没有尊严。”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李强现在减少了出行。

        现行《戒毒条例》规定，对戒断3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

        自强总社执行董事兼总干事厉济民说，之所以还会产生对已经戒断毒品人员进行动态管控的问题，与动态管控系统信息更新不及时有关。一般来说，经公安认定戒断之后，应更新吸毒人员吸毒信息，注明其已经戒断毒品。如发生对戒断人员强行尿检的情形，那就是侵犯戒断人员合法权益。

        此外，孤独也是很多戒毒者的心头伤。

        叶雄记得，一次禁毒宣传工作结束后，她问大家，“你们觉得回归社会最困难的是什么？”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人说话”。“我本以为大家会说没有工作，没有钱 ，受人歧视......还有心瘾什么的。”

        为此，2003年年初，叶雄开通了“叶子”戒毒咨询热线，主要为吸毒人士提供“同伴”教育、家庭互助和热线咨询等服务。

        如今，叶雄接过的热线电话已有数万个。但她永远记得自己接的第一个电话。“一个女孩因为情感问题打来。她说，‘我不管，我今天一定要去复吸。’我说，‘我不拦你，也不劝你，我来给你做个算术题，你现在的问题是情感，那你吸毒以后这个问题就会消失吗？是1-1等于0，还是1-1大于0？’最后她就说，‘算了算了，给你面子。’”

反击

        2005年，自强总社在国内率先开展“同伴”教育戒毒，即挑选和培养成功戒毒者作为同伴辅导员，以切身的经验，鼓励和引导其他尚未戒断毒瘾者戒毒康复。

        “拾星者计划”是培养同伴辅导员的项目，从2012年开始实施。同伴辅导员由禁毒社工从服务对象中推荐合适人选（要求是戒断1年以上即从强戒所被释放之后1年以上），经过培训后，再开展戒毒活动。

        目前，自强总社正式的同伴辅导员有60多人，此外还有200多名同伴志愿者。

        2005年6日，叶雄加入自强总社，开始全职做禁毒工作。

        在一次家庭互助会上，叶雄为吸毒人员家属进行培训。这些家属有3/4以上都是年过60岁的老人，少有人认真听。但是，当一位同伴辅导员开始分享自己成功戒毒的经验时，现场一下子静下来，几乎每个人都竖起耳朵认真听。他们对成功者的经历很感兴趣。

        叶雄觉得，除了戒毒者本人，家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她想帮助这些家属正确认识自己的处境，“很多人因为孩子吸毒而感到自己有错，或者抱怨，心理上无法面对”。

        叶雄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禁毒工作。每天晚上，还经常要陪戒毒人员家属聊天到很晚，“他们家属有很多困惑，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告诉我，问我该怎么办。”

        叶雄的事迹得到很多媒体关注，和其他吸毒的人不一样，她从不避讳，不怕别人知道自己吸毒。但2005年上海电视台报道了她之后，女儿跟她吵起来。“是这辈子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她拉着我的领子说，我们去派出所，我要和你脱离母女关系。我是蛮犟的，也没去安抚她，坚持自己的选择。”

        而晓荷在辞职后也在自强总社当起了同伴辅导员， 今年4月份，上海自强服务总社和晓荷签订了聘用合同，正式聘用她为一名禁毒社工。今年6月13日， 已有助理社工师资格证的她，又参加了中级社工师考试。

        曾对晓荷进行帮教的禁毒社工陈慧告诉澎湃新闻，晓荷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有着吸毒经历的正式的禁毒社工，“以前禁毒社工的招聘简章里明确提到有违法行为的人是不能担任社工的，因为禁毒社工要和公安、民政等各个部门打交道，所以对社工的政审非常严厉。”

        叶雄觉得，社会需要自己和晓荷这样的成功戒毒者去告诉吸毒者们，毒虽然难戒，但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她还认为，戒毒不是一个人的事，人一定是环境的产物。叶雄一直感念当年劳教所队长对她的帮助，即使在她出所后队长还一直来信鼓励，“生命就像一层一层的阶梯，每一个阶梯都有一群人在帮我。”

       曾经接受帮助的叶雄，如今也站到了阶梯上，开始帮助他人。而她曾帮教的对象中，一部分也在戒断之后走上了“同伴”教育戒毒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阶梯上。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晓荷、金路、金田、李强、刘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