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企业︱“红牡丹”牌面粉:走向世界的民国制造

刘文祥

2015-08-20 11: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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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大王”的华中基地:福五诞生记
提起荣氏兄弟,这几乎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家喻户晓的名字。荣宗敬、荣德生这对来自江苏无锡的兄弟,于清末光绪年间在家乡开办“茂新面粉厂”,开始涉足机制面粉工业,随后又创办了振新纱厂,初步形成了日后荣家企业最核心的粉纱联营模式。
       
荣宗敬(左)、荣德生兄弟(右)
民国成立伊始,荣氏兄弟就将业务扩展到了上海,在苏州河畔创建了福新第一面粉厂。1913年又在上海创办了福新二厂。一战爆发后的数年间,欧洲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刚刚从封建帝制枷锁中挣脱出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出了一个短暂繁荣的春天。荣家企业在此时大举扩张,迅速崛起。
       
上海福新面粉二厂车间大楼
一战头两年里,福新一、二厂先后以本厂余利在各自厂区的隔壁增设福新三厂和四厂。荣家又积极租办和兼并其他面粉厂,分别在无锡、上海成立了茂新二厂、福新六厂。一战结束时,荣氏兄弟建成中国最大的面粉工业帝国,人称“面粉大王”。
因为一战使外国输华棉纱棉布数量迅速减少,相较于面粉工业的迅速扩张,面粉袋的生产陷入紧缺,荣氏兄弟于是大举进军棉纺织业。1915年荣氏兄弟退出振新纱厂后,在上海成立了申新第一纺织厂。随后,又在上海和无锡分别创办申新二厂和三厂。到1920年代初期,荣家已经建成地跨无锡、上海两地的“茂、福、申新”粉纱企业帝国。
       
上海茂福申新总公司办公大楼
粉纱产业的蓬勃发展使荣氏兄弟野心勃勃,他们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1918年,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长江中游的汉口,打算在华中地区的最大城市建立荣家面粉帝国的新基地——福新面粉五厂。而福五建设和经营的重任,落在了一个刚刚进入荣家不久的年轻人李国伟身上。
李国伟,1893年出生在无锡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从震旦大学退学。随后,他考上了唐山路矿学堂(唐山交通大学)的免费生,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陇海铁路工程局担任工程师。1917年,经无锡商会会长华艺三的介绍,李国伟与荣德生的嫡长女荣慕蕴结婚。这场婚姻不仅改变了李国伟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荣家企业的发展历程。
        
李国伟
李国伟的出身,虽无法与家境显赫的荣家相比。不过,荣德生对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颇为赏识,寄予厚望,他曾如此评价自己的长婿:“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1918年福新第五面粉厂开始建设,在荣家人的劝说下,李国伟辞掉了陇海铁路的工作,在1919年与荣慕蕴搬来汉口,全心投入福新五厂的工作。
汉水边的“红牡丹”: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
明中叶以来,汉口因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成为了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河南南部等地粮食的中转集散地。除了稻米之外,小麦也是重要商品粮,每年约有三四百万担的小麦在这里集散。然而,清末民初的汉口面粉工业却并不发达。1918年以前,当地仅有三家小面粉厂,总日产量5400袋。于是,每年集聚于此的大量小麦,只得运往长江下游,供应无锡、上海等地的面粉厂。福新五厂的建成投产,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福五选址汉口城区西郊的宗关地区,这里南临汉水,东面有铁路直达京汉铁路,交通十分方便。工程师出身的李国伟,对厂区建设坚持高标准,先后建成两栋面粉车间,均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整个厂区建筑高大雄伟,装饰美观,成为附近的地标建筑群。福五还自建了发电厂,供应全厂电力需求。
       
1931年汉口地图中的宗关工业区,襄河即汉江
       
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

投产当年,福五日产量为6000包,成为当时汉口最大的机制面粉厂。1925年,福五扩建了新厂房,订购了一套美国粉机,全厂开工,日产面粉11200包,产能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福五诞生在中国面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可谓“生逢其时”。它在汉口创办的“牡丹牌”商标——依面粉品质高低,分为绿牡丹、红牡丹等不同档次,因为品质精良,赢得了广阔的市场销路。据记载,福新五厂投产后,其所产牡丹牌面粉“不数月而畅销于此省各埠及湘、赣等省。”不仅如此,产品还远销海外,“由洋商购运牡丹牌粉数十万包,前往英、荷等国接济,销路益形畅旺。”(《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这朵汉水边绽放的中国红牡丹,一时成为了中国优质面粉的代名词。

汉口福新五厂创立的“牡丹牌”面粉商标
水火涅槃:申四福五的艰难前行路
在福五面粉畅销的大好形势下,工厂一度出现了面粉袋供应不足的情况。当时,全国棉纺织工业发展方兴未艾,棉纱市场十分活跃,因此荣家决定在汉口增建纺纱厂。1921年,在福新五厂北侧的空地上,申新第四纺织厂开工建设,次年建成投产后又屡有扩充,1937年申新四厂有纱锭50000枚,布机875台,还设有印染部,达到抗战前夕的历史最大规模。
       
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办公楼
尽管福五获得了巨大盈利,但申四的创办和发展历程却充满了坎坷。申四投产时,一战已结束数年,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中国棉纺织工业重新受到挤压。加上受到洪涝灾害、资金匮乏、工潮起伏等因素的影响,申四投产后连年亏损,必须依靠福五的盈利来维持。荣家和李国伟随后对申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技术力量,革新企业管理制度,使申四经营状况有了改善。
1931年,长江流域遭遇空前大水灾,武汉三镇堤防全部失守,繁华市区变成一片泽国。不过,由于厂方积极应对,处置有方,紧邻汉江边的申四福五厂区成为水中孤岛,得以幸免。从7月开始,厂方出资加高巩固周边堤防,并修筑了保护厂区的新堤。8月中旬,水灾最严重时,纱厂一度停工并转移原料,地面的机器则用木桩架高后,悬挂在木梁上。当时,厂内阴沟一度翻水,情况危急,厂区悬赏奖励码头工人紧急筑堤围堵,平息了险情。最终,申四福五躲过了这场特大洪水,成为1931年夏武汉极少数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工厂。
       
李国伟1931年发表在《纺织周刊》上的《申新四厂与水相战记实》一文
1933年黄花岗烈士纪念日,全厂放假检修,发电厂亦停工断电。在申四车间检修的工人使用火烛照明,不慎引燃绳索。由于厂内几乎无人,而车间内堆满了易燃的棉花、纱线,整个纱厂车间也都为砖木结构,屋顶的油毡亦为易燃物,致使火势迅速蔓延,不可控制。短短一个多小时内,除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清花车间外,申新四厂的全部厂房建筑都在这场大火中焚毁无余,机器也几乎损失殆尽。申新四厂自创建以来,遭遇到了一次空前的灭顶之灾。
火灾后的申四何去何从?不少上海股东认为,该厂原本就亏损严重,应该放弃,但以李国伟为首的高级职员,坚决主张复厂,并提出了“死中求生,出奇制胜”的复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了荣宗敬的支持。
申四早前在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投保了140万元火险。中国保险公司是一家1931年才开业的新公司,注册资本不过250万元,一次性赔付如此高额的理赔款,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该公司坚守信用,火灾发生后,经过调查和公证,如数赔偿了140万元理赔款,此事轰动一时,成了中国保险业发展史上一桩佳话。
       
上海外滩仁记路(今滇池路)口的中国银行旧楼,1931年中国保险公司便在这里挂牌成立。
事后申新四厂在《申报》等大报纸上刊登了“申新纺织公司汉口第四厂鸣谢中国保险公司赔款迅速”的广告,对中国保险公司如约理赔表示感谢和称赞,为该公司做了很好的宣传。此后,中国保险公司也声名鹊起,客户纷至沓来,业务量大增,并接到了许多保险大单,如1935年梅兰芳、胡蝶率团赴苏联访问的团体保险,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保险等。
       
申新四厂在《申报》刊登的感谢中国保险公司理赔迅速的鸣谢广告
浴火重生的申新四厂,面貌焕然一新。新建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不仅防火,也改善了采光和通风,还购置了采用独立马达工作的新机器。申四雇用大量年轻女工,开办养成工训练班,在国内纺织企业中率先大规模培训技术工人。除了改进生产技术,申四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工厂实施科学文明的管理,兴办各种福利设施,如员工消费合作社、储蓄所、职工医院、子弟学校等等,工人对工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经过数年努力,申四走出火灾的阴影,生产力完全恢复。此时全面抗战爆发,在短短数月内,华北、华东陷入战火,特别是东部棉纺织工业重镇遭到日军毁灭性破坏,荣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工厂也遭到空前浩劫。而地处内陆的申四福五成为荣家唯一没有遭到日军直接破坏的工厂。由于华东陷于战事,武汉地区的棉纺织工业空前繁荣,申四在1937年获得了巨大利润,不仅一举还清了之前的欠债,还创造了丰厚的盈余。然而,面对步步紧逼的战火,事业蒸蒸日上的汉口申四福五,又走到了历史的关口。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民族工业,荣氏兄弟,面粉大王,申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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