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智库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和商务部三大部门经国务院授权，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白皮书，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一国际合作倡议如何能真正“落地”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扯开嗓子喊不如抡起袖子干，时至今日，对于“一带一路”这个既定大项目，需要超越简单的褒贬、超越宏大叙事，多琢磨些项目推进的“痛点”，多想些解决问题的实招儿，尽力把这件很难做好的事情做好。

应对软约束、软遏制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带一路”业已成为理解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关键词，成为观察中国内政外交深刻变革的一个窗口。较之以往的对外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多签些合同、多做点生意，也不是简单地加大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搞些“油气管线外交”，更不是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或国际秩序。它的要义在于“整合”与“提升”：整合各国发展的动力、强化自主发展的韧性、更新“现代化”的理念，努力形成一系列能适应中国内外环境新变化、新趋势的创新性思路和做法，促动中国国内的相应变革，包括强化政府提供（海外）公共服务的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当然有其安全方面的关切和要素，但应避免将一个主要着眼于国际发展的外交倡议过度“地缘政治化”和“安全化”。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带有使中亚国家“南望”、“南下”进而摆脱俄罗斯影响力的用意，这也直接削弱了该计划的可行性，这是中国需要汲取的教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中国还是应聚焦如何最大程度地扮演好地缘经济的角色。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统着看、分着干”，既要有适当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框架，也要直面其多元化、分散化甚而是碎片化的特点，不贪大求全，不好大喜功，要有“在商言商”的分寸感，不要高估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源和能力。与此同时，要看到通过“一带一路”，可带动解决很多困扰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长期性难题，比如中国对西部邻国的外交投入不足、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能力不强、中国民间组织的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本领不够，等等。

        “一带一路”的这种带动性作用，还体现在帮助重塑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国家属性，使中国人的眼睛不再仅盯着美国和欧洲，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并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居于欧亚大陆东部的陆权力量，它也需要拥抱海洋、走向“深蓝”。

        也就是说，千万别把“一带一路”看小了、看窄了，如果只是想用它来圈地圈钱争资源，而不是将其作为全方位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契机，就太过狭隘了。“一带一路”力求实现的，不仅是设施、货币、贸易方面的硬联通，也尤为重视“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而这两个“通”实际上是互联互通之下的软联通，所要克服的正是中国行为体在海外扩展“足迹”时不断遭遇的软约束、软遏制。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大多是商业风险、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而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这些企业会更多遭遇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是文化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敏感复杂的转型阶段，内部政争、族群矛盾、教派冲突、跨境安全威胁等问题比比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想要搞明白这些问题都相当困难，更何况还要想办法去应对。

        换言之，“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合作的软环境优化问题，切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以及（必要时候）“走回来”保驾护航。可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软环境优化问题正成为一项硬任务，也是一根难啃的硬骨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中国智库的使命担当。

有特色才有活路

        中国智库“多而不强、有库少智”的问题已经为很多人所诟病，“一带一路”建设应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反过来使其加剧。

        目前，很多高校和地方都成立了冠以“丝绸之路”的专门研究机构，然而基本上都还是“空壳子”、“虚体机构”。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大而无当、包打天下的“丝路研究院”吗？并且，很多这类机构到国外去宣讲“一带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波兰一家智库负责人近期就抱怨说，一个月接待了来自中国的9批智库代表团，都是来宣讲“一带一路”，可听来听去，也听不出什么门道；每个代表团都大谈合作，可又都说不出具体要合作些啥。

        “一带一路”建设不应成为制造“智库泡沫”的助推器，智库要想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对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对“丝绸之路”进行泛泛的研究，而是应将任务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块化”的方式确定研究议程。“一带一路”能否顺利落地，说到底，还是对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一种能力测试，它可以分解为很多相互关联的“能力模块”，比如企业实施“公司外交”的能力、民间组织与东道国社会的接触能力等。在中国智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智库的特色型发展，有特色才有活力，有特色才有活路。

        除了特色型发展，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要努力完成一种转型，即成为兼具研究、倡议、行动能力的新型智库，改变过去那种只满足于纸上谈兵而不注重实际政策影响力、对策建议也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具体而言，智库需要求实、求新、求声音、求人才，才能在“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智库竞争浪潮中行稳致远。

        第一是求实，要与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一线奋战的中国企业做好深度对接，找准“痛点”，整理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清单”，使研究议程的设定更加有的放矢，同时借此确保研究产品和服务“适销对路”。也需要掌握好其他智库的研究动态，不做无谓的重复劳动，不开议题雷同的研讨会，不办没有特色的刊物，不搞空对空。

        第二是求新，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模式上进行更新升级，不能满足于“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要探索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的新路径，也要善于运用大数据等新的研究工具。比如，利用大数据手段，及时监测东道国的民意变化，尤其是社交网络上涉及“一带一路”的民意热点，把传统的“大舆情”分析进行改造、细化，多做针对具体项目、针对具体领域、针对具体人群的民意调查。

        第三是求声音，智库除了建言献策，还要注重强化“战略传播”或曰“造势”的功能，不能只是在中国国内讲得热火朝天，必须想办法在东道国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而这里的“好”是副词不是形容词，不能只讲“好事”或是只拣好听的讲，也得讲清楚中国方面的难处。如果中国智库的声音能够在当地入耳入心，甚至对当地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那才算真有本事。

        最后是求人才，“一带一路”智库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合格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唯有满足以下四个标准才能算作合格，一是精通当地语言；二是在当地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三是在当地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四是有一定的政策意识。可采取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智库“四位一体”培养这类人才的模式，使他们用好“小旋转门”，有值得全心投入的职业发展前景。此外，还要思考如何用好国外人才资源，构建国外人才网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和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