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忆探望阎明复：在秦城监狱睡了七年，英俊的脸睡歪了

        6月25日上午，《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作者阎明复及亲属，嘉宾何鲁丽、胡德平、邓榕、章百家、陶斯亮、陈小鲁、舒乙等出席。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1931年出生于北平。1947年进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后在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195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革”期间，阎明复在秦城监狱度过了7年半的时光。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现为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阎明复回忆录》一、二卷共95万字，作者回忆了自己从出生到1980年代初期的往事见闻，涉及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从父亲阎宝航的传奇经历，到“阎家老店”的常客故事，再到自己为多位领导人担任翻译所见证的国际共运及中苏关系变迁，直至“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所做的诸多努力。很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此书是中国出版界近20年来不可多得的、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这几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回忆录。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特别向阎老表示感谢，在回忆录里，他作为重要目击者、当事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他所回忆的历史细节、场景和氛围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说。

见证者只交代细节，结论交给读者

        阎明复从10年前就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录。邓小平之女邓榕（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回忆，多年前“老阎”就给她看过书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一些章节，结果拿到成书一看，“这么厚，快100万字了，比之前零散看的更吸引人，一看停不下手，看了三天三夜连颈椎病都犯了。”

        相对很多领导人的回忆录由助手帮助整理，阎明复基本亲力亲为，章百家感慨“95万字是个大工程”。而阎明复女儿阎兰回忆，父亲70多岁开始写书，虽然不会电脑打字，但也认真好学，学习了多种辅助功能：“他对新技术有好奇心，对计算机软件很着迷。先尝试电脑语音输入，为了提高语音识别率，反复练习发音，让准确率更高。此外，还用手写板辅助，基本上手写板技术每更新一代他就换一代，还跟我推荐。”

        “老爸使用电脑常有操作失误，有内容没有录进去，一下损失好几天的努力。但他从不气馁，重新再写。文革部分足足重写了八遍。我觉得他的内心非一般人所能。”阎兰介绍。

        除了技术问题，时间久远，很多细节单凭个人记忆未必清晰。阎兰介绍，阎明复无数次跑中央档案馆查证资料，“中午也不休息，简单吃点东西，下午再查。”遇到事实出入，还亲自去这个班子、那个小组一一核对。“很多俄国人名字想不起来，半夜里想到一个名字，赶紧记在小本上，第二天再找以前的同事一起核对。”

        在编辑过程中，阎明复对于编辑的疑问也有问必答，“养病的时候，看到桥上有个亭子，赶紧让人照下来给编辑发过去：我小时候上学路过的那座桥就是这样的。”阎兰说。

        在写作手法上，阎明复多呈现，少议论，其原因在于，相比事件的当事人、决策人，阎明复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翻译”、“见证人”。因此他的回忆录，要与当事人或学者阐明观点、议论是非的回忆、论著有所区别：“要忠实于历史，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节为主。至于是与非，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结论让读者自己去做。”

        比如阎明复1952年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当时斯大林在闭幕当天讲话，阎明复可能是唯一能清晰记得当时情况的亲历者了。但即便作为孤证，他也坦言自己其实并没有进入会场，“当时我的身份是翻译，还没有资格进去参加会议，但我可以在侧门看到里面的情况”。

        在章百家看来，这种写法值得称道：“我帮助乔木同志整理回忆录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要求：把事实写清楚。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情，当事人所做的只是把素材提供给后人。而这本书记述平实，都是亲见的东西，叙述中没有个人倾向。不仅对普通读者具有可读性，对研究者来说也很好用。”

        相比此前短期借调、随同中央领导出国访问的经历，1957年1月，阎明复被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任组长，专职接触了中苏两党高层往来、两党论战的内容，亲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冷战的过程。“为什么后来中苏关系慢慢走向破裂了呢？这十年中，中苏两党孰是孰非？”几十年来这成为萦绕阎明复心头的问题，也成了他写这本回忆录的初衷。

        从1952年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见到斯大林开始，到1989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阎明复见证了中苏两国最高层的几乎所有活动。

        在两卷回忆录中，有关他所亲历的中苏关系变迁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签署中苏两党会谈公报前与毛泽东的四次对谈全文、1960年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首赴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的五次对谈、9月底二赴莫斯科时杨尚昆的日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前的9次会议……他均运用原始资料，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还原。

        阎明复自己解释，这是因为要还原真实情景，他如实将中苏双方的争论、会谈过程一一记述。“之所以没有特意去概括去提炼，也是怕在这一过程中加进和融入主观性的东西，或是不经意中去掉了隐没在细节中的有用信息；另外，当年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就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苏东研究所所长李静杰表示，当时初稿收获的反馈意见中，有一些确实认为“作者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对于苏联同志的讲话内容是不是太多、太过具体”，但李静杰认为：“越具体越宝贵，看了这些材料才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的工业基础是怎么在苏联援助下建立的，我们的路是怎么走过来。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苏关系，乃至研究党史、国史、社会主义理论都有参考价值。”

        李静杰认为，相较国内外研究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的著作，《阎明复回忆录》仍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特点及价值。“为了完整再现历史，作者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引用档案资料、会谈原始记录，增加了回忆录的真实性、史料性和权威性，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无论中俄，都没有这样的著作，今后也不可能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的。”

        即便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胡德平，看《阎明复回忆录》的时候也不时“惊讶”。

        比如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关系曾有短暂缓和的情形，1961年，苏方为1960年所撤销的合同与合作，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设备，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表示苏联愿意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蔗糖，以帮助中国度过困难时期。但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组将“借给”翻译成“以贷款方式”，导致周恩来回复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表示苏联的粮食贷款可留作后备，但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急需，中国同意接受“以贷款方式转口五十万吨古巴糖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到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赴苏商谈时才被发现。总理秘书马列打电话告知翻译组译错了关键词，“马列没有责怪我们，反而一再安慰说：‘你们不要紧张，翻译错了，以后吸取教训就是了。’此事对我们触动很大，再次体会到在外事工作中翻译无小事，任何一个词译不准确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阎明复在书中写道。

        除了时间轴缓慢推进、细节循序展现，《阎明复回忆录》中的另一贡献，是将原本可能只由少数人看到的中苏关系为何破裂的深层原因公之于众。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请斯大林时期任命的、1950年代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写了一个关于中苏关系变化的《总结》。因与阿尔希波夫私交甚笃，1995年，阿尔希波夫向当时造访莫斯科的阎明复透露了《总结》内容。

        《总结》基本认为，中苏关系破裂主要责任在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扩展到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压力所导致。“除了客观的因素以外，必须看到领导人的主观因素所起的使事态更加恶化的作用。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和‘分裂活动’。为此，首先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接受我们的观念和观点。”阿尔希波夫对阎明复说。

        苏方的责任在《总结》中讲明了，但中方的责任呢？在江泽民的关注下，1998年阎明复牵头举行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与会者包括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外交官、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担任俄语翻译的老同志，以及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社科院等长期研究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史的学者。

        “会议形成两个纪要。基本认为：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责任更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责任更大。江泽民主席赞成纪要观点和结论。在《阎明复回忆录》中，他把两方面纪要的内容都收录了进来。”李静杰回忆。

        “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分裂，是冷战国际关系中最重大的事件。不仅对两国产生重大影响，也推动世界演变，国内外对其原因有很多论述、众说纷纭，除了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还因为许多内幕不为人所知，有些问题还处于敏感状态。而《阎明复回忆录》可以说是首次客观科学地回答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不仅掌握丰富的资料，还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堪称中苏关系史的精品之作。”李静杰评价。

阎家老店的精神：不说假话，骨头特别硬

        《阎明复回忆录》止于1983年，阎明复担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时期。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透露，回忆录还将有续篇。

        “文革”出狱后，阎明复被分配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将其借出，主要负责人才招募，“从落实政策和尚未落实政策的‘右派’、‘反革命’、服刑人员、下放改造分子中千方百计调集人才”。当时各行业百废待兴，很多有才之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阎明复需要多方打听、联系，还需要不断帮忙跑动关系。比如胡乔木建议调新闻家刘尊棋入社，阎明复千方百计联系上其子，才知道刘老被关在洞庭湖的一座死囚岛上，因能帮监狱管理人员做文书工作才免于一死。刘尊棋后因此被接回北京。又如后成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周志成，当年不过是个打电话毛遂自荐的“右派”，求贤若渴的姜椿芳与阎明复一道前往拜访，先让他进社上班，“为他多方奔走，落实政策”。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龚莉来到发布会现场，当年被阎明复招来的大学生，竟称呼“明复”：“无论身份如何，跟当年一样，社里没人叫他阎老或部长，仍然都叫他明复。”

        这一称呼得到了现场很多人的认同，邓榕表示，在人大常委工作时，阎明复是她的上司，但大家也只称他“明复”或“明复同志”，“那时候的风气不称官制，哪像现在，连个‘副’字都恨不得省掉。”

        邓榕认识阎明复是在中南海，阎明复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时期。“我们老爷子（邓小平）特别喜欢明复，把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有什么问题都找他问。不论中苏论战对错，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气氛也很难忘，老爷子不爱讲话，但他们几个都很爱发言，才华横溢，畅所欲言，绝对不是领导定调就写，而是有自己的观点，要讨论。那时候我们小孩十来岁，不懂政治，特别崇拜他们，觉得长大要成为这样的人。”

        但1975年，她去看望从秦城监狱出来的阎明复，发现那张她在童年时代觉得特别英俊的脸“歪了”：“在监狱里你必须脸向外睡觉，脸朝一边睡了7年半，歪了。说话也有问题，因为一个人关着；走路也有问题。”邓榕感慨万千地摸着这张歪掉的脸，“心里不是滋味。”

        但这张歪了的脸或许是曾经的“阎家老店”付出最轻的代价。在阎明复的回忆中，他反复提到“文革”期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的父亲、母亲、二哥相继离世，阎兰回忆，回忆录写到亲人逝去时，阎明复仍要流泪。

        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是中共情报专家，抗战期间，阎家是大量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东北难民的避难所，又称“阎家老店”。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都曾于阎家工作，陶行知、沈钧儒、高崇民、范长江等亦都曾于阎家落脚。阎明复的三姐严明光回忆，当时来客众多，孩子们不得不为客人腾位置，“常常半夜把我们叫醒去打地铺，把床让出来”。母亲常常带她和阎明复在外摆小摊，售卖旧物换钱，补贴“老店”开销。“年幼的明复弟弟总是快乐地帮助妈妈，弟弟的善良、懂事到现在都在我的回忆里。”

        而陶铸之女、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回忆，“我妈妈说他是天真，掏心掏肺”。“我曾经问他，你在中南海跟中央领导那么久，就没学点斗争艺术？他当时回答被关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我当然没有被说服。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这是传承了阎家老店的精神，不摆谱，开明真诚，但在另一方面，就像他在‘文革’里那样，铮铮铁骨，不说假话，骨头特别硬。”

        1967年11月，阎宝航与阎明复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阎宝航的罪名是特务，而阎明复则因“参与杨尚昆‘里通苏修’的活动”。1968年春季，阎明复在狱中常听到熟悉的咳嗽声，但他觉得“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什么问题。”“文革”后，他才知道父子确曾同狱，中间只差了23号，而在他听到熟悉的咳嗽声不久，父亲在审讯中被踢倒在地，昏迷不醒，随后离世。

        1971年，阎明复的母亲高素因肺癌去世；1975年，二哥突发心肌梗死在干校逝世。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阎明复在回忆录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