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哈金：思念已经疲惫

        美国华人作家哈金用英语写作二十余年，作品囊括多个美国重量级文学奖项，但他在国内却少为人知，惟有寥寥二部作品《等待》、《南京安魂曲》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

        2002年，《等待》中文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此后很长时间里，《等待》再未出现。10多年后，《等待》中文版日前首次由磨铁•铁葫芦再次出版。澎湃新闻对哈金进行了专访。

美国华人作家哈金

        小说《等待》描写了一段长达18年的三角恋情：“文化大革命”时期，军医孔林苦苦等待18年，终于能与结发妻子淑玉离婚，但在与苦恋多年的情人吴曼娜结合时，他却又失去了爱的激情，第二次婚姻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幸福，似乎更像枷锁，孔林再次进入新一轮的等待。

        哈金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他不喜在作品中刻意加入政治意象，在生活中对于政治也是敬而远之，然而“中国人的宿命都归于政治”，一如那个年代，《等待》的故事小心翼翼地发展着，最后翻转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滑稽讽刺小说。在哈金看来，中国人一辈子都在等待更好的未来，却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大部分的生命。

        哈金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辽宁，曾参军服役5年。在获得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后，1986年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迫于生活压力，开始用英文写作。35岁以后才靠英语写作来安身立命的哈金，竟然每本书和诗集都获得出版，而且绝大多数都获得美国文学界认可。

        在美国生活已有30年，虽然用英文写作，但几乎所有哈金的作品“根”都在中国，而哈金自己也在回国的希望中等待着，母亲过世他也未能如愿回来。哈金对祖国的思念已经疲惫，笔下诉说着中国的故事，自己却与这个国家越来越远了。

        澎湃新闻：《等待》是你第一部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作品，《洛杉矶时报》书评甚至将你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相提并论。在你个人看来是什么打动了评委，让《等待》问鼎美国文学界最高荣誉？

        哈金：我想主要是写得认真细致，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

        澎湃新闻：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都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碰撞和挣扎。孔林父母为他定下的第一任妻子刘淑玉无疑是传统的，等待了18年才结合的第二任妻子吴曼娜是“新式现代”的，可以将《等待》理解为象征那个年代中国命运的缩影吗？

        哈金：可以那样读，但我写的时候只是隐约地感觉到那个层次，并没有刻意突出那个象征的意义。

        澎湃新闻：孔林在与第二任妻子完婚后身心俱疲，在小说结尾他似乎又开始渴望回归第一任妻。这样的犹豫在你看来是出于他自身的懦弱，还是在时代车轮下牺牲品？或者即使在当下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中，人们依然活在各种各样的“等待”里？

        哈金：那当然，因为除了社会方面的压力，还有人的心理方面的惯性，而这方面是不受时间制约的。

        澎湃新闻：《等待》有故事原型吗？是什么机缘让你提笔创作这本小说？

        哈金：1982年我去探望岳父岳母时听到这个故事。我太太跟故事原型人物很熟， 有一天傍晚散步时，她指给我看那位军医——他离了婚却跟新妻子合不来。

        澎湃新闻：《等待》中，通过孔林和两任妻子的感情经历传递着那个时代的压抑，你认为这种压抑现在还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存在着吗？你离开中国后没回来过，包括母亲过世也没能回来。

        哈金：是的，生活中有些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是不应该存在的。至于我个人的情况，从我母亲去世后（2012年），我对中国的感情也有了变化。

        澎湃新闻：《等待》、《战争垃圾》等你的作品的确满足了广大美国读者的一种异邦想象。“打政治牌”也是许多攻击你作品的人经常用的说辞，但你似乎对政治的态度是淡漠的，写作中你是如何把握朴实写作与政治猎奇之间的限界？

        哈金：政治只是我的人物生活的有机部分，没法跟他们的存在分开。实际上，中国人的宿命都归于政治，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能想象一部伟大的中国文学作品完全不涉及政治吗？现在我描写的那些政治环境好多都不在了，但读者照样读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对故事里的人生戏剧感兴趣。

        澎湃新闻：你的另一本小说《自由生活》脱离了中国背景，讲述了在美中国移民的故事。一些此前对你作品赞赏有佳的美国评论家却并不认同这部作品。外国读者对于中国作家的写作会有某种审美预期，他们是否依然更期待看到你笔下与中国相关的故事？ 这会对你的写作产生桎梏吗？

        哈金：我仍认为《自由生活》是我的最好的小说，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硕士和博士论文写过这本书。 也有一位知名的美国导演要把它拍成电影，但在最后时刻我没签合同，因为不能介入，必须集中精力把《南京安魂曲》写完。我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改变自己的方向。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改变读者的审美趣味。

        澎湃新闻：《自由生活》中的主角Wu Nan最后从美国回到了日夜牵挂的家乡，但他对这个国家又产生了新的困惑和迷惘。书中提到一句话“得到天空的自由，卻失去大地的引力”，对你而言追求自由，是否也付出了某些高昂的代价？相对于中国，美国如今更像是你的“家乡”了？

        哈金：那话是我的一个人物引用别人的话，并不跟我自己有多大关系。我没有家乡，从小就跟着父母四处漂泊。我想思乡其实只是我们对自己年华和生命流逝的一种惋惜。这是为什么歌德说思乡是最无聊、最病态的感情。

        澎湃新闻：你一直在用英语写作，用第二语言写作与母语写作有着怎样的区别，你曾感慨英语写作是“个人悲剧”。

        哈金：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虽然它是我谋生的手段。 我始终认为如果用汉语写作， 我的成就会大些。我从来不鼓励别人用第二语言写作，其中的阻力和挫折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博尔赫斯的祖母是英国人，他本人又是在欧洲长大的，他常跟别人说自己渴望能用英语写作但不敢。想想看吧，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

        澎湃新闻：你所有的小说用词都是简洁干练的，少见形容词。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在赞扬《等待》的时候，都会用到“simple”这样的字眼。这是因为受限于英语，还是你的个人风格？

        哈金：我是写诗出身的，行文必须简洁。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在两个同义词之间一定选择用小的词。当然，《等待》之后的每本书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看到你已经开始用中文写诗了，以后你会尝试用中文写一本作品吗？用母语写作感觉如何？

        哈金：台湾的联经出版社今年二月出了一本我用汉语写的诗集 《另一个空间》。我正在写下一本汉语诗集。将来许多诗我会用英语重写。我在做一种两个语言之间的工作。

        澎湃新闻：13年前你就成为了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教授，非常了不起。有什么建议能给到想成为作家、正在写作领域努力的后辈们吗？

        哈金：第一不要急于成功；第二要相信一本书如果写得好，总会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