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奇生:中共的抗战重新成为研究热点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15-06-30 09:3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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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思彦(社科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等学者就“抗日战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座谈。
       学者们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近年来重新成为研究热点,以更加学术的态度研讨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敌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将揭示历史更多纷繁复杂的面相。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将陆续整理刊发座谈内容,本文为第一部分,系王奇生教授谈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趋势”和“老问题”。文稿经主讲者审定。 
       
王奇生教授在座谈现场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抗日战争这一段,可能是目前官方话语、民间声音和专业史学这三者最为纠结的,也是最容易扭曲的一段。
       民间对这段历史非常有兴趣。从网上看,老百姓对其他时段的关注很少有超过抗战的。主流话语现在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都淡化了,唯独对抗战很重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而民间兴趣和官方声音有所不同,尤其是许多“国粉”,并不太关心中共的抗战。
       近二十多年来专业史学有关抗战的研究成果,无论专著还是论文,数量其实很多。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最近数年间,有关抗战时期的中共、敌后根据地又呈现新的研究热潮。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进一步挖掘资料,包括大量地方与基层档案,更加深入细致地研讨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揭示出更多纷繁复杂的面相。
中共动员农民,必须依靠土地改革吗?
       我在跟学生讨论论文以及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老”问题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比如减租减息,是个老问题。过去我们讲,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变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中共政策从激进走向温和。从土地革命转向减租减息即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征。既如此,中共在华北农村推行减租减息应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但仔细看材料的话,在具体操作层面仍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减租减息相较于之前的土地革命确实温和了很多,但问题是,华北地区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对于华北的地主来说,要减他的租、减他的息,他还是一百个不乐意——所以减租减息政策最初推行的时候阻力很大,在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推行不下去。后来没办法,还是只能采取斗争的方式,揪斗一批地主典型,把地主的威风斗下去,地主才服服帖帖同意减租减息。
 晋察冀农民拥护减租减息政策
       过去我们强调土地问题对中共动员农民的重要性,但其动员机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27年以前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问题没有提上议程,但是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900多万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可见,农民能否发动起来,土地问题未必是唯一因素。我们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知湖南早期农民运动的关键,恰恰不是土地,而是斗争,或者说是只打土豪,不分田地。通过急风骤雨般的斗争,形成强大的震慑力。被“斗”的只是少数地主,但其示范性、仪式性的效应,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一般农民其实并没有从运动中得到多大实际好处,但他们恐惧失去,或恐惧成为革命的对象,怕被打入“另册”,用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话讲,“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其内在机制具有相当的延续性。
       1946年以后的土改与国共内战的关系,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过去学界强调翻身农民为了对共产党报恩,也为了保卫自己在土改中获得的果实,而积极主动参加中共军队。近年来,开始有人对土改与农民参军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翻身农民参军,主要缘于中共基层政权和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如青年学者齐小林在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农民因阶级觉悟或者出于报恩的思想而参军者为数极少,大多数农民的参军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阶级划分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参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中共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是参军任务顺利完成的有利保障。另一位青年学者王友明也认为,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的细密动员实现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兵源到底有多少来自“翻身农民”,多少来自国军俘虏(解放军将俘虏转化过来的战士称作“解放战士”)。若能对中共兵源做一量化分析,大致能判断土改与中共武力的直接关联性。刘统教授曾对此有过研究。
       我最近看到的一套内部资料中有关国军俘虏的记录非常详细,如西北野战军在1947-1948年间所补充的兵源,几乎全部来自国军的俘虏兵,以至于彭德怀不无得意地说:“当前主要兵源补充是靠胡宗南的兵打败胡宗南”。另据华东军区的报告,战争第一年,华东军区补充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部队指挥员愿意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有些部队以翻身农民同别的部队换“解放战士”。
       淮海战役中,对俘虏是即俘、即查、即教、即补、即战。俘虏过来后只要个把钟头,即可变为解放军的作战成员送上前线。淮海战役开始时解放军投入42万人,战役中伤亡失踪10万余人,但到战役结束后全军增加到46万人。这就是说,在连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补充兵员达14万之多。这些兵员几乎全是国民党军的俘虏。
       不可否认,土改为新政权的建立赢得了民心,但不宜过分夸大土改对中共兵源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内战中,数百万翻身农民为中共军队作后勤。仅淮海战役就有543万民夫“支前”。在传统革命史的叙述中,民夫“支前”被强调为土改后翻身农民自觉与革命结合在一起,为革命作奉献。而据最近黄道炫教授的研究,中共发动民夫“支前”其实遭遇种种困难,并非一呼百应,更多地还是依赖中共基层组织卓有成效、细致入微的组织动员。恰恰是这些方面,体现着中共作为一个独特政党的真正力量所在。
 油画《打土豪分田地》,白羽平绘
征兵难,为何中共的战争动员更有效?
       最近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仍有新体会。比如毛讲中共的政治工作,有三条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三条原则早已耳熟能详。但毛接着还说,这三条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态度就是两个字:“尊重”。尊重士兵,尊重百姓,尊重俘虏的人格。仔细斟酌,“尊重”确是中共政治工作的精髓。要知平民、士兵、俘虏处于社会的底层,常常是受欺负、受虐待的对象,尊重其人格,就会改变与提升他们对军队的情感、效忠、凝聚力。我们记住了毛讲的三条原则,却往往忽略了“态度”。
       与此相关的,还有征兵问题。一个前现代国家,没有户籍、地籍的严谨管理制度,无论国、共,征兵、征粮都是难题。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征兵就很失败,最终沦为“抓壮丁”,而且效率极低。1941年,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国军的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与逃亡者十之八九。我数年前阅读蒋梦麟的报告,还表示怀疑。因为十之八九的比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后来从国军将领的日记中发现有相似记载,完全印证了蒋梦麟的报告。
       抗战初期,中共同样面临征兵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和中共的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共的武装体制是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体制,上层是正规军,中层是地方武装,底层是民兵、游击队。这个金字塔设计非常有合理性。老百姓不乐意当兵,但让其当民兵,保卫家乡,不离开土地,不脱离生产,阻力就小多了。对中共来说,民兵大体能自给自养,不会加重财政负担。等经历一定阶段,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民兵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了,并受到了初步的军事训练,必要时可升级为地方武装。地方武装是半正规化的军队,财政主要由地方负担。需要时地方武装可升级为正规军。精兵简政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正规军也可转换为地方武装。这样的金字塔多层级体系不仅缓解了征兵的阻力,也减轻了财政压力。
       抗战结束时,中共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各60多万,民兵超过200万。蒋介石只盯着中共正规军,要限制其数量。两党一直在讨价还价。中共最终接受了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的整军方案。中共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一方案,周恩来私下说了实话,因为蒋介石不知悉也没有限制中共的“人民武装”。当国共内战一起,中共武装力量迅速膨胀,令蒋介石深感意外。
       抗战时期,中共的“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令日本军队穷于应付。当时日本陆军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以对苏军的常规战斗为中心的,在组织、训练上都不具备反游击战的经验与能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难以适应中共的游击战。日军认为遭遇了一种“独特的战争”,独特之处是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敌我战线也不明确。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摄影作品:陕西民兵(支持八路军活动的延安人民武装),1944
对于民间热情高涨的军事史,学界研究太少
       这些年来我们做的抗战史研究,主要是“抗战时期史”。有关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经铺天盖地,但恰恰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大大滞后。专业史家很少有人研究战争史、军事史。这可能因为研究者是文人书生,对战争外行,也缺乏兴趣。
       而民间,恰恰有一批发烧友对军事史、战争史极有兴趣。前几年有一位叫余戈的作者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1944年的松山战役,研究极为细致,也极为技术化,当时三联书店让我审稿,在我看来非常枯燥,实在没有阅读快感。当时我和三联的人说,这本书虽然我读不下去,但是这类书太少了,你们可以出。出版社开始也有些犹豫,说这类书谁看啊。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以后非常畅销(《1944:松山战役笔记》)。作者也一举成名,去年又出了第二本(《1944:腾冲之围》),仍然畅销!可见确有一大批发烧友,对战争军事非常感兴趣。
       不仅抗日战争,中国近现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内战、外战几乎没有间断。专业史家若不研究战争,无疑是一大缺失。日本学者也感慨,他们的战争史研究做得很不够。但仍比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要出色得多。
       
余戈著《1944:腾冲之围》
应从中日战争的视角来研究抗日战争史
       过去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其实也是“片面抗战”。战争本是一场敌我双方步步推进的互动博弈。战争中的一方往往是知己而不大知彼,在对敌方的战略与策略茫然无知或所知有限的情况下,要作出准确的预判与应对,并非易事。在博弈过程中,双方都会根据对方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直到双方局势逐渐明朗化以前,谁也无法预料最终的结局。与战争的参与者不同,历史学者具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可以综合战争双方所留下的资料,对双方的战略战术及其互动具有全盘了解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的研究长期局限于“抗日”战争史,只研究中国一方是怎么“抗”的,而对日本一方是怎么“侵”的,却缺乏切实的探讨,对日本一方的认知,仍停留于战时中方对日方简单乃至错误的判断。我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如同电视直播排球赛事时,镜头只对着一边,讲解员也只看一边讲解,势必让看的人一头雾水。当年这场战争从中国的角度叫“抗日战争”,而今天的研究者却不能仅研究“抗”战,必须着眼于“中日战争”的视角。同时也有必要关注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我和日本中央大学的深町英夫教授正在合编一本书,拟将日本学界有关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日本学者笔下的二战史》,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抗战史,国民党,共产党,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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