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性恋的心酸成长：在厕所被同学殴打，在森林被家人放逐

编者按

        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9名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将会保障同性情侣婚姻是合法的。至此，美国50个州的同性情侣无论居住在何地都能享有合法步入婚姻的权利，14个州对同性婚姻的禁令随之撤销。美国由此成为全球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2012年“骄傲节”期间，一些美国同性恋青年向澎湃新闻记者讲述了其成长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心酸经历。这些故事或许能为这个国家争取同性恋权益的斗争提供一个注脚。

        “13岁时，我很疑惑自己是谁。14岁时，我出柜了。”纽约人蒂凡尼·可可说。

        在被同学歧视、被家庭抛弃后，可可过了7年无家可归的生活，最终在纽约阿里·福尼中心（Ali Forney Center）找到了栖息地。这家机构专门负责临时收养被家庭抛弃的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青年。

        根据美国“帝国青年与家庭服务联合会”2008年的一项调查，纽约3800名无家可归的青年中，40-50%是LGBT青年。而在其他一些城市，这个数据为20-40%。

        “1994年到1999年，9名LGBT孩子被杀害。”阿里·福尼中心的执行主管卡尔·西西尼亚诺告诉澎湃新闻，“这种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恐同症’最可怕的表现。”

“从此再也不去厕所”

        “我的人生没有抽到一副好牌。”可可自嘲地说，“我父母是瘾君子，所以我4岁就被送到收养所。”母亲后来希望能够重新领回她，但两年后不幸死于艾滋病，父亲不久后也死了，最后她和祖父生活在一起。

        “我在高中时出柜，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但她说：‘我一直就知道’。”可可说，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学校都知道了。这不是好事。

        “有一天我去上厕所。一些在学校里受欢迎的女孩也在那里。厕所只有两个隔间，我去了第一间。我听见女孩们压低了声音说话。”可可说，然后她出来洗手，女孩们“沉默”了。突然其中一个女孩叫她“dyke”（爱搞同性恋的女孩）。“你不属于这里。”女孩们一起叫着，开始打她。可可感觉像被雷劈了。“我跌坐在地上，本能地用手保护自己的脸。”所幸的是，一个女孩叫其他女孩不要再打了。“从此我再也不去厕所了。”

        可可去找辅导员，希望能转校。辅导员不完全相信她的故事并拒绝了她。“于是我在15岁时辍学。”

        尽管后来去了另一所学校，但她的抗争史才刚刚开始——不断地应付各种歧视和敌意。“我的第二所高中也不成功，我开始靠卖违禁品生活。”

        可可用自己赚的钱给祖母买吃的。但负责养家的叔叔看见她既没有上学又没有正当工作，便警告她：“如果你不上学不工作，就滚。”一天，姐姐在她的房间里发现违禁品并告诉了她的叔叔。最后一根稻草断了，叔叔把她赶出了家门。

        “当时我17岁。”可可说。

        7年里，可可无家可归。一开始，她说她和“导师”住在一起，没有解释这人是谁，但时间一长不再受“导师”欢迎，她搬到了一家天主教堂为无家可归的孩子提供的避难所。后来又住到废弃的建筑里，四处换地方。其中一座建筑被烧毁，在另外一座建筑里她被以非法入侵罪逮捕。她还去了一家为无家可归青年服务的避难所。最后，她住到了地铁里。

        杰里米和可可有着相似的命运。“我母亲根本不希望我是同性恋。”为了逃避母亲，“我每天晚上8点回家，因为不喜欢家里的氛围。除了姐姐，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他的母亲脾气很不好，因为自己的情感经历也不顺利。“她爱上了一个不断伤害她的男人。”杰里米说。

        在无数次威胁要把他扔出家门后，这一天终于来了。尽管母亲没有说明原因，但动作姿态十分女性化的杰里米知道是因为他的性取向和举止。那是12月2日，天气寒冷，而他只有18岁。“我身上只有朋友给的两张公交卡。”

        “LGBT青年无家可归现象是美国和全世界的一大危机。”西西尼亚诺说，“同性恋青年更可能自杀、卖淫并由此染上艾滋病。”

        “他们经常被殴打。”西西尼亚诺说，“一个孩子曾经报告说，他睡着后，14个男孩围着他向他撒尿。”在他们住进由教堂提供的避难所后，则被“要求忏悔，否则将下地狱”。

        24岁的蒙提18岁时主动选择离开家，“我有3年时间无家可归”，大部分时间睡在环境很恶劣的地方，西西尼亚诺笑着说，蒙提一度生活在沼泽中。“不，不是沼泽。”蒙提说，“是森林，地那边有一头牛。”

        一年前，蒙提来到了纽约，与阿里·福尼中心取得了联系。现在他在学习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课程，并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建一座避难所。可可也申请住进了阿里·福尼中心，并想办法进了烹饪学校，现在她在餐馆工作，并开始了新生活。杰里米正在接受该中心的职业指导，他还进入了一家美发机构，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LGBT青年在学校里所受的欺负。”西西尼亚诺提到了避免同性恋青年自杀的组织It Gets Better。“然而，还没有足够认识到，当同性恋不被自己的家庭接受会多么危险。”

母亲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与该中心的很多其他孩子不同，蒙提仍然保持与父母的联系。“我每个月给我妈打一次电话。”他的父母对他是同性恋的现实采取半接受态度。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LGBT青年都是“上辈子折翼的天使”，如果他或她碰上一位包容的母亲。

        梅丽娜·沃尔多在儿子19岁时发现他与自己变得疏远。“我好奇克雷格出什么问题了。”她说，“他的成绩很好，问题到底在哪里，可能跟学校无关。”

        沃尔多打电话给住在康乃迪克州的3个女儿，她们最近刚刚去学校看望过克雷格。“他还好吗？有什么不对劲？是不是凯瑟琳怀孕了？”沃尔多问女儿。她认为凯瑟琳是克雷格的女朋友。3个女儿大笑。“有什么好笑的？我是当妈的，但不意味着我不知道他已经有性行为了。”

        女儿笑得更厉害了。沃尔多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是同性恋？”“是的，妈妈，克雷格告诉我们他是同性恋。”

        “我崩溃了。”坐在费城一个卖美式早餐的餐馆里，沃尔多向记者回忆道，“我觉得他这辈子毁了。我拿着电话，不停地哭。”

        “最终，我们知道他13岁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但没有告诉我们。”沃尔多为儿子在那些日子里的艰难和孤独感到难过。“人们认识不到，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他不知道父母会有什么反应。出柜会把一切都置于危险中——父母的爱和支持，家庭——你可能失去一切。”

        “所以当别人说成为同性恋是一种选择时，我会非常愤怒。”她说，“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成为同性恋？那太难了。”为此，沃尔多加入了“同性恋亲友团”（PFLAG）组织，帮助更多的人应对其亲友是同性恋的事实。

        发现儿子是同性恋的那天，沃尔多和丈夫一起驾车赶往克雷格的大学，到了儿子的房间，坐到他的旁边，“我们告诉他，我们爱他，没事的。”但她的内心在挣扎，因为她不知道是否到底真的没事，因为这个世界并不一定像她那样对儿子包容。不过她知道，作为一个母亲，她必须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