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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生死 | 驱除恐惧的妖怪学

卢冶
2015-07-05 13: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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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说了句人生哲理:等待和希望。而《心经》却有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意思是放弃希求心,恐惧自无存,或者就涅槃自在了也未可知。中国的禅宗故事里,慧可和尚向面壁九年的达摩祖师求法,不惜自断一臂,感得天下红雪,其理由并非求道意志坚定,而是“弟子心不安”。可见比起物理疼痛,无名痛才是人类恐惧的源泉,而命名遂成了所有学问的核心任务。现代医学的缔造依赖于越来越细致的词汇体系,妖怪学也是。

袪魅是妖怪学最主要的动机之一。日本现代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自言,他对乡野怪谈的研究冲动,就来自于探究“恐惧”这一原始情感的种种姿态。过去的妖怪在他的“民俗学”田野考察的包裹下开始生机盎然之前,早有南方熊楠将国族政治的维新、儒学和妖怪打包处理的野心勃勃的“博物学”,井上圆了更直接顶起了妖怪学博士的招牌,写了洋洋十卷《妖怪学讲义》。与其说是敬天存道,莫如说是以科学的霸权降妖伏魔。隔海而观,蔡元培翻译井上、周作人研究柳田,也无不洋溢着德赛两先生的味道。这种“进步的妖怪学”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代妖怪文坛“坛主”京极夏彦以小说当论文,啰嗦到直令读者产生焚书冲动,然而千言万语,宗旨只有一个:“怪”出自人心,把人心搞明白了,作祟现象自然消失。在小说《今昔续百鬼·云》中,京极给了鸟山石燕《绘图百鬼》中的谜样诗句各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比如妖怪“泥田坊”是破产农民,而掌上有眼的“手之目” 的原型则是赌徒。此类答案虽让读者“安了心”,难免也有些意兴索然。

虽然“解谜式怪谈”在日本文化中极为常见,其源头还是要到古中国去寻。早在西晋时代张华的《博物志》里,就有关于“天门郡仙谷”的“追迹”事件:进入山中的人畜全都飘飘升起,被认为是登仙。后经某英雄探明,原来是山上妖蟒吸风食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此类故事告诉我们,消除恐惧的希望,来自于获取信息,占有对世界的解释权。获取知识,首先要发动官能,而感官的局限和它的扩展,就成了怪谈故事的一大科属。

据说,信息的百分之八十来自眼睛。道家认为人体全阴,唯有眼睛那一点是阳。在日本江户时代,狩野派画师鸟山石燕(1712-1788)整理了平安时代的六百种妖怪,编成《画图百鬼夜行》,成为今日妖怪学家奉供的经典。或许正是因为系统整理、充分命名并且视觉化的缘故,这个黄昏出发的壮观行列失去了平安京时代的萧瑟神秘,热闹喧哗得倒像中国人赶庙会的样子,减了恐怖,添了幽默。现代人梦枕貘的小说《阴阳师》,故事虽取自平安时代的妖谭,调子却有一半儿是这江户式的。

然而人眼不仅脆弱,还见通不见塞,见近不见远,见明不见暗。在电影《沉默的羔羊》中,朱迪·福斯特饰演的那位充满女权意识的警探有一个隐喻性的弱点,就是难以及时发现背后的敌人。人类苦于背后没有一双眼睛,于是出现了“后神”(日本,岐阜县)与“总在你背后”(美国,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博尔赫斯整理)这样的怪物,难怪佛教把众生受苦的根源称为“无明”。与之相对的是,高高在上的诸天神佛却因眼睛的圆满,总是“照见”、“彻见”着苦恼众生。而所谓佛眼、法眼、天眼或上帝之眼,其威力却不在于数量。《续齐谐记》里有“鹅笼书生”的故事:书生进入小小的鹅笼,笼不见变大,书生不见变小。可以认为,这种视觉上的“不可能”,与藏传密宗里津津乐道的宗喀巴大师钻牛角尖的故事一样,实际上象征着见者的“悟道”——“大”和“小”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错觉,来自于眼睛进化的缺陷。在精神分析学中,“偷窥”一向是原罪,是由视野的局限带来失堕的有毒快感,而佛陀或上帝正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果,如此全知全能,眼睛也还只得两个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妖怪和人一样,修为不够,往往盲目追求数量。《山海经》里的多目怪,《西游记》里的二郎神,或者希腊神话里海神波塞东的儿子都因眼遭殃,可见眼睛多未见得进步。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宗教和神话中都充满了对“实数”的蔑视,似乎并不乏科学根据:动物界中,复目的往往是昆虫类。苍蝇因为五千只复眼而飞不了直线,嗡嗡地讨人厌,惹来杀身之祸。此外,它也并不是把一个苹果看成五千个,而是像在破碎的镜面里看东西——视觉角度多,并不意味着掌握更充足的信息。

在东方妖怪的谱系中,除了蔑视“实物”的共性之外,日本怪谈更多“心性论”的味道。平安时代权倾天下的平清盛造孽无数,引来无数骷髅骨组成的多目妖“目竞”,清盛竟能以正气凛然的目光与之对视,终令妖怪败下阵来,颇有尼采“权力意志”的风姿。然而历史上的平家终是败亡,清盛也被地狱的火车拖走。

眼睛总是谑看别人之死,幸忘自己之亡,对于死亡的“视而难见”,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和恐惧。从这一点出发,人之常情不仅应包括提醒生者逝者已逝,还须提醒逝者生之不再。过去,这种意识和由之衍生的仪式在全世界的文明中都非常普遍,如今却逐渐消失了。许多人类学家对此已经提出了警告,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关于死亡本身,而是不死和死后。在以生者为中心的文化里,死亡的宁静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倘若一切不能顺顺当当地烟消云散,“人死如灯灭”只是梦想的话,麻烦就大了。在日本,吃了人鱼肉而长生不死的“八百比丘尼”的故事已经被各种艺术形式演绎过,无不是悲剧。

无视或忘记死亡是危险之举,全世界的幽灵前赴后继,就是为提醒我们这件事的。意味深长的是,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往往会起到减少恐惧的作用。在平安到室町时代,因为惧怕皇族争斗中被害的怨灵,大和民族曾有三百多年废除死刑。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关注“生魂”,那些为鬼魂摆事实讲道理的种种仪式,在许多时候能比心理诊所和恳谈会功用更大。然而,庄重肃穆的祭祀活动在现代却变成了旅游项目,令许多妖怪“粉丝”惋惜不已。他们相信,“病魔”和“心魔”无论在隐喻层面还是在现象层面,都是真实存在的。仔细想想不无道理:现代的灾害从未真的减少过,而如在关于灾害的解释权里少了“怪力乱神”,无形中也少了许多“安心之法”吧。毕竟,“既无翅膀,又无羁绳,这就是人”,保罗·克利的画和话表明,人的这个状态并未随科技而进化。在夏夜的站台上苦等末班公车的时候,旁边的树上垂下来“马蹄怪”或一丈棉之类的东西,我一点也不会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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