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困境和中美关系“新常态”

进入2015年以来，随着中美在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龃龉再次升级，两国关系似乎又迎来一个紧张动荡期。

有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不少人甚至开始谈论中美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以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为代表，美国国内主张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也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貌似占了上风。

在“临界点”背后

美国这场新的对华战略大辩论有着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背景。从国内来看，美国即将步入大选年，两党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候选人都开始浮出台面、进入角色，例如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杰布•布什，都已经宣布参选。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美国无论是保守还是自由的或是标榜无党派的影响力比较大的智库以及相关学者都会开始就各种内政外交问题发表言论和看法，试图影响未来候选人和政府的政策走向，也不排除一些有政治抱负的学者想提出一些不同凡响的政见以引起两党主要候选人的注意，以作为晋升之阶。

从国际的大环境来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总体而言乏善可陈，在其国内不断遭到诟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活跃，并屡有斩获，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压力。

应当承认，习近平执政之后的中国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在亚洲，中国外交可谓“三箭齐发，”势头强劲。政治上，习近平去年在亚信会议上提出“亚洲安全观”，强调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来维护。这被美国不少人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经济上，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今年以来势如破竹，西方国家（除了日本之外）冲破美国的阻挠，纷至沓来，跌破所有分析家的眼镜。到头来，美国反而成了孤家寡人。安全上，中国在南海诸岛上加快了填海造陆的力度和速度，有效地改善了在该地区的力量均衡。所有这些，使美国朝野某些人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产生了要求华盛顿改弦更张，以扭转不利局面的强烈冲动。

陈旧的新战略

于是，美国一些战略家和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对华战略，以改善美国的对华态势，并纷纷为此建言献策。在已经出炉的政策报告中比较系统论述美国对华新战略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当推外交关系委员会今年3月发表的那份特别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标题立场鲜明地提出要修正美国的对华大战略，作者认为，中国最近的行为证明美国过去几届政府以对华接触、融合和合作为主的对华战略失败了。中国没有成为美国所希望的“利益攸关者”，而变成了美国的 “战略竞争者”。因此，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点要从合作转向竞争，美国不能再继续帮助中国崛起，而是要更多的“平衡” （balance）中国的崛起。

然而仔细分析下来，“报告”提出的新战略却恰恰表明了美国在对华战略思维上的贫困。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就没有停止过，无非是在中国是敌是友、对华是“接触”还是“遏制”之间兜圈子。这一次也只是这种同义反复的继续。

“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也不是什么新论断，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就提出过。“报告”为平衡中国在东亚影响力增长而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听上去也像是重拾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牙慧，既无建设性，也少有可行性。例如，提出要在亚洲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贸易体系。這无非是指美国正在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在中国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和它们签订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的背景下，这对中国能造成多大损害尚不清楚。再如，要求建立一个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机制，以滞阻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这也让人感到时光倒流，“太少太迟”（too little, too late）。即使是在冷战时间，美国和西方的封锁禁运政策也未能阻止中国发展“两弹一星，”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提出要振兴美国经济，涉及的虽然主要是美国内政，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财政领域对美国的“输血，”这一目标恐怕也很难达成。

总之，虽然美国的战略家们希望提出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对华战略，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却很难摆脱过去的窠臼。从美国主观上说，这是由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文化所决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的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从美国立国开始，它的大战略就是要谋求和保持对其他大国的力量优势，先是在北美大陆，然后是在西半球，最后是在全球范围内。而在冷战结束不久，小布什政府就明确提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第一”的大战略，也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处于同一数量级的战略竞争者。换言之，建立乃至维持美国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霸权是美国恒久不变的战略目标。

更有甚者，美国还喜欢以己度人，认为中国也和美国一样，要谋求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这种战略思维的逻辑就决定了美国不会愿意看到和接受中国的全面崛起。将这种战略思维变成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确实不可避免。所以，美国某些人士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意公开使用“遏制”这两个字，但是他们提出的所谓新战略无非就是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一套做法的改头换面而已。

霸权也无奈

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贫困，在深层次上也反映了它在全球战略思维上的贫困。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后，曾几何时，美国是唯一超强，世界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一个单极格局。政治上出现了新的民主化浪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军事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投送能力达到史上最强，最典型地反映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的完胜上；经济上，克林顿政府也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好景不长，也就是十多年的光景，大好的局面就让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战略失误给搞砸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引发了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西方还未能完全走出它的阴影。

今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影响力可以说降到二战以来最低。但是，由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美国的全球战略依然无法作出有效的调整。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有点像是重蹈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覆辙，两个拳头打人，试图同时挤压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空间。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战略是不可持续的，美国最终还得进行调整。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已经引起了中俄不同程度的反弹以及相互之间的快速接近，以应付共同的威胁。

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迁，美国要重拾冷战时期的对华遏制战略谈何容易。且不说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中美之间的博弈和冷战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那时美苏之间的竞争是在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国际体系之间进行的，而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则是在同一个高度相关的国际体系内进行的。就如中国领导人经常说的，今天的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从客观上决定了美国不得不要投鼠忌器，因为它让中国太不好过的话，它自己也不会太好过。这里面的道理一目了然，无须赘述。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它还可以比较任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美国拿不出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

平心而论，中美之间这种局面的形成确实得益于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对华政策。就像中国对美国赢得对苏冷战功不可没一样，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也是有历史性贡献的。美国从尼克松以降的历届政府帮助中国完成了从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到现存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转变。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美国一些人士抱怨说，美国成就了中国的成功，中国却不知知恩图报云云，也是正常的。

美国历史上对中国一直有一种救世主的情结。近代历史上，中国也几次主要由于美国的帮助而“被”成为大国。但是问题是，当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如此接近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美国内心却五味杂陈，有点叶公好龙了，有点神经过敏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任何一点局部的和有限的维权行动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挑战，要把美国逐出亚洲。

但是后悔药没法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就像孙悟空已经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想赶也赶不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战略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美国已经无法像冷战期间那样孤立围堵中国；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时不时要把中国看作是体系内的异己力量而加以限制和排斥。这就形成了美国对华政策既拉又打，欲迎还拒的双重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那份报告在提出那么多限华制华的措施之后，最后的结论竟还是要加强与中国高层的沟通对话，避免与中国发生对抗。就连为这份报告写序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也觉得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很有趣。”这样的结论虽然不符合逻辑，却反映了现实。这也说明尽管美国的战略家们竭力呼唤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战略选择却很有限，这正是美国的无奈之处。

以上的分析表明，虽然美国智库的战略家们大可以纸上谈兵，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不大可能接受一个全面遏制和对抗中国的大战略， 非不想也，是不能也。白宫发言人明确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仍然是接触，而不是遏制。刚刚结束的中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中美双方的各级官员500多人聚首华盛顿，举行了无数次大会小会，就两国关系各个领域，涉及内政外交，几乎无所不包的问题进行了高强度的会谈，取得了300多项成果。这样大规模、高密度的双边磋商，恐怕在当代外交中也是少见的。如果美国的决策者要选择对抗，致中国于死地，大可不必如此费神费力。

你好，“新常态”

这次对话之前的剑拔弩张和对话之后的和风细雨形成鲜明对照，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新常态”至少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中美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合作大于竞争，而在地区层面则出现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中美在全球性的问题诸如气候变暖、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全球热点问题、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是在亚太地区，虽然也有朝鲜核问题等合作亮点，中美战略竞争的因素确实在增长，表现在TPP、亚投行、海洋领土权益争端等问题上。总的来说，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是在地区层面，而不是全球层面。美国在全球问题上对中国有巨大的战略合作需求。这种要求的实质就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常常在南海问题上重话指摘中国的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中美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来自全球的挑战要求两国合作。所以美国有学者认为中美已经进入全面竞争，有些危言耸听，也不符合事实。

二是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如台湾问题上，虽然双方仍存在矛盾，也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再次激化的可能，但是总体还处于缓和可控状态。不过，两国在一些新兴安全问题上的竞争和矛盾则有可能加剧。例如在海洋权益、网络安全和外空利用等三大领域，中美还未能制定出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有效行为规范。这一次的对话双方同意就外空安全事务展开交流和合作，算是一个进步。但是在网络和南海问题上显然还是各说各话。。

三是总体中美关系和具体中美关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在加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针锋相对、互不妥协，但都注意不让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而且中美之间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往往能够抑制具体问题上矛盾的激化，扶正中美关系总的发展方向。这次对话和以往一样，通过达成几百项具体成果来冲淡在少数问题上的尖锐对立。虽然这些成果一项一项看，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合在一起，一定的数量就代表一定的质量，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构筑了一道厚实的防波堤。

可以预见，在美国既不愿意完全接受中国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承担与中国全面对抗风险的战略思维的支配下，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交错共存的“新常态”将会长期存在。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的挑战，是如何不让局部的竞争变成全面的竞争，不让“健康”和“负责任”的竞争”变成恶性的和零和的竞争，不让竞争变成对抗。这需要双方都表现出新的战略思维，而不是在历史的胡同里徘徊，不是没完没了地去讨论对方是敌是友，讨论如何压倒对方，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顾己及人。

事实上，从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领导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新思维火花的闪烁。例如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重申美国并不恐惧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可以成为地区和世界的资产，应当让中国参与制定国际体系的新规则。他提出，中美两国要成为“负责任的竞争者”。中国领导人也表示，中美两国要跨越历史上大国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重申中国是现存国际体制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致力于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只要两国领导人言行一致而不是口是心非地，具体地而不是空洞地去落实这些承诺，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