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吴宓的角色困扰：是做忠臣、贰臣，还是遗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滞留在北平的文人学者，试图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摸索个人在“道德团体”中的位置。事变后不久，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吴宓，从报上得知战局危迫，预测“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断言其“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既然清华园之安乐生活已不可得，吴宓不得不考虑出处去就的问题：“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他列出的这几个选项，几乎囊括了易代之际士人可能采取的行为模式。

“国亡则吾辈将何作？”吴宓为自己设想的结局，实则脱胎于民初其与汤用彤的对谈：“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馀生。”或死节，或逃禅，这两种选择固然有上下之别，但都是以亡国为前提。距七七事变才一周，是战是和尚不明朗，吴宓就开始考虑亡国后当如何的问题，可见他对抗战的前景甚为悲观。

吴宓

在亡国这一情境预设下，富于诗人气质且不乏小说家的想象力的吴宓，进而将出处进退的不同选择——“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分配到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挑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吴宓声称习惯于把自己放进历史或小说的人物、事实、环境中，对当下现实生活中之人事反而不太注意。由事变后的经验，他愈发肯定“古来书史小说中所记叙之人物，其情与事，极真而非假。但必我有类似之境遇及经验，然后方能感觉到，而信其真”。

套用易代之际忠臣、贰臣、遗民的角色划分，卢沟桥事变后吴宓的自我定位是：“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宋元之际的文天祥，无疑是“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的化身；对于同处明清之际的顾亭林与吴梅村，吴宓凭对其人其诗的体会，曾作二者之比较表如下：

顾亭林（1613-1681）：一、阳刚性。二、主道。三、注重政治（兼包军事）斗争，地理，历史。四、富于责任心：自为英雄，从事复国抗清，以至讲学术、传文化，为天下后世谋。五、恒觉自己坚强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六、其道尊，可敬。七、归宿于宗教（儒教）。八、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伟。九、所作是史诗（寓我之情）。十、其诗是自传。

吴梅村（1609-1671）：一、阴柔性。二、主情。三、注重社会（特别是爱情）生活，文化，艺术。四、富于感受力：自觉无用，而了解同情一切人，各种事。五、恒觉自己软弱，是偷生苟活而失败痛苦之人。六、其情真，可亲。七、归宿于文学（诗）。八、是旁观者，细密，明敏，真挚。九、所作是情诗（亡国之诗）。十、其诗似小说。

上文归纳的要点，不无将二人“脸谱化”的嫌疑。其对吴梅村的概括，拈出一个“情”字，简直就是吴宓个人的自画像。“不能为”顾亭林，“无力为”吴梅村，“不能”与“无力”的微妙差别，暗示出吴宓跟这两个角色的亲疏远近。若搁置道德评判，单就个人性情而言，恒以情圣、失败者、旁观者自居的吴宓，自然更亲近背负污名、草间偷活的吴梅村，而非被他塑造成伟丈夫的顾亭林。

1937年7月16日吴宓日记云：“昼寝。醒后，读《顾亭林诗集》。”即日起，连续近十天都在读顾诗。读诗是自我带入的过程，也是揣摩角色的最好方式。明知“不能为”顾亭林，为何还要读顾诗？7月22日吴宓作《读顾亭林诗集》二首，附注曰卢沟桥事变后，人心惶惶，“宓时在清华图书馆寻得山阳徐嘉详注《顾亭林先生诗》木刻本，细心阅读，并录其要点于宓藏之《顾亭林诗》，上写有黄师《讲义》之要点。至七月二十二日阅读完毕，遂作诗二首如上”。由此可知，吴宓重读顾亭林诗集，诚然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但起因于1934年秋其师黄节在北大讲顾诗。

1934年北平已沦为边陲上的危城，黄节在北大讲顾亭林诗，不免有“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之感。该年11月吴宓在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顾亭林诗集》木刻本，次年年初至黄节处借讲义，黄节为其阐述顾亭林事迹，“极矜重热诚”，谓顾氏“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之自待自策当如亭林”。这是从诗教而非诗法的层面，阐发顾亭林诗的意义。黄节说诗的目的，在以诗教挽救世道人心，维护道德礼法，使学者“繇诗以明志”。吴宓送还讲义时，黄节已病重不能相见，数日后即辞世。周作人的挽联点出黄节说诗之用心：“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1935年12月吴宓作《读顾亭林吴梅村诗集》，题注曰：“顾诗集始读，吴诗集则宓自十五六岁时读之已熟，今重取读之。”为何将顾、吴二人的诗集参合读之？其诗云：

史可为诗吴祭酒，身能载道顾亭林。殊途壹志忠和爱，隔代相怜古类今。

天下兴亡原有责，江山文藻尽哀音。商量出处吾谁与，豹变龙潜看陆沉。

黄节“以亭林自待，且勖其门人勉效亭林”。吴宓读顾诗、抄讲义，便是为了“商量出处”、变化气质，或用其师之语，“繇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但吴宓自知其“性之所近”，仍在自幼便已熟读的吴梅村，故只能学梅村之“龙潜”，而不能为亭林之“豹变”。北平笼城后，当“商量出处吾谁与”的考验迫在眉睫时，吴宓的选择比事变前更趋消极：非但不能为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予何。”预感大祸将临，吴宓本打算隐居北平，闭户读书，以逃于宗教、哲学，遁世敛志为正途，最后亦敌不过同事及亲友的劝驾，于1937年11月初离平南下。

沦陷初期吴宓的“角色困扰”并非个例。抗战胜利后，沦陷八年留居北平的常风回忆，他“在事变之后和一切读书人一样常在故书中古人的言行中寻求自己的心境的印证”。“古人每在更换朝代之际在以前的朝代亡国的时候的人中找寻知己”，常风觅得的异代“知己”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将顾、黄奉为“人范”，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异族入侵时能“有节有守”，常风更看重二人“虽然耻事异族，却并没有不食周粟，一个既要明夷待访，一个又要守先待后”。

这种人格上的矛盾，在他看来正是“古代志士仁人之用心”，即“独善其身之后仍然明白那些不能独善其身的芸芸大众应该有个安排”。可见常风引顾、黄为“知己”，并不是单纯地表彰二人的洁身自好，反而是要质疑传统的贞节观——“各人忠于各人的时代，各人交代了各人”。常风再三强调“现代确实是异于古代”，沦陷八年的苦痛经验，理应催生出一个“非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而不是照搬古代的道德标准，表彰现代的伯夷叔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