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论文大焖锅：空气污染中的贫富差距

由郑思齐、孙聪与Matthew E. Kahn合作撰写的NBER最新工作论文“Self-Protection Investment Exacerbates Air Pollution Exposur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检验了私人市场如何帮助高收入人群更好地免受空气污染之害。

空气污染会显著提高心肺疾病的发病率，并进一步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利用。为了减少这些危害，一方面政府可以勒令减排，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能获益；另一方面，个人可以通过居住地选择、购买空气净化设备等方法，减少空气污染对自身的伤害。然而，和前者相比，后一种方法往往不存在正外部性，只能使得私人产品的拥有者获益。

本文试图利用淘宝交易数据探究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如何利用空气净化设备的私人市场应对空气污染。

首先，本文基于Becker家庭生产模型（Michael and Becker 1973）刻画家庭的健康投资行为。在模型中，健康与消费影响效用水平，而健康仅取决于空气质量。每个家庭首先通过住房决策来购买不同的空气质量。由此，均衡时空气质量越高的地方，房价越高。根据预算约束分析，高收入者能够获得的最佳空气质量比穷人更好。

作者进一步引入淘宝交易市场：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能以同样的价格购买简单的空气净化设备——口罩；但只有高收入者才买得起净化效果更好的空气净化器。这使得不同收入人群在可获得最佳空气质量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基于上述模型，作者提出两个待验假说：1）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会使得人们购买更多的口罩与空气净化器，而不是其他无益于空气净化的产品（如袜子和毛巾）；2）在空气污染更严重时，相比于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会购买更多更好的空气净化设备。

作者利用淘宝交易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作者利用了市级每日销售指数、按收入水平分组的月度销售指数，探究了政府公布的空气污染程度如何影响家庭对空气净化设备的支出，以及这一影响在高、中、低三类收入水平的家庭中有何差异。实证结果显示，上述两个待验假说均得到了验证。

具体而言，作者首先利用负二项计数模型（negative binominal count model）对假说1进行检验，并发现当政府发布“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警告时，口罩销售指数分别是空气质量优秀时的2.5倍和11.2倍；空气净化器销售指数则分别是1.3倍与4.9倍；然而，对不能净化空气的袜子和毛巾而言，其销售指数反而有所下降。随后，作者利用收入水平与PM2.5浓度的交互项对假说2进行检验，并发现PM2.5浓度每提高1%，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对口罩的购买量会增加0.81%；相比之下，中、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口罩购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但他们的空气净化器购买量分别显著增加了0.23%，0.27%，与此同时，低收入水平家庭的空气净化器购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当空气污染严重时，所有家庭都会购买更多的空气净化设备；但只有高收入人群才会更多地购买最有效也是最昂贵的空气净化设备（即净化器）。这意味着，空气净化设备的私人市场可能恶化了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与生活质量方面的贫富差距。

本文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博士及其团队负责的“论文大闷锅”，微信公众帐号“论文大闷锅”每日推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期刊最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