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张照片为证，德国也好意思批评希腊“赖账”？

上周日，随着希腊选民明确拒绝满足国际债权方要求来换取“金融生命线”，希腊和债权人之间的谈判终于一路跌跌撞撞走向崩溃。希腊最终会选择离开欧元区，还是接受改革条件，这一切还充满不确定。

对于希腊的“赖账”行为，在学界、政界并非是铁板一块地指责希腊政府，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皮凯蒂等支持“违约”，也有不少评论希望德国不要逼人太甚，德国本身就是“违约”的受益者。

回顾历史，也许能更清晰地看待这次希腊危机。

这是历史循环模式？

《纽约时报》社论专栏作者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 Porter）在其评论文章《在希腊债务危机上，德国人忘记了战后历史教训》中，首先提到了一张在网络上最近热传的旧照片。

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53年2月27日，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伦敦代表团团长赫曼·约瑟夫·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签署债务减记协议，有效地削减了一半的德国对外债务。这张照片仍然在今天引起共鸣。

德国坚持，在任何形式的债务减免被提上日程前，希腊必须同意采取更痛苦的紧缩政策。批评者称，这张照片就是赤裸裸的反击：主要债权人希望希腊为过去宽松政策下的肆意挥霍付出代价。

除了作为提醒德国虚伪的证据，这张照片还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历史上人们曾非常成功地处理过这类危机。在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方面，20世纪以来有丰富的政策失败和成功的路线图。

好消息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普遍了解成功解决危机的大致思路。然而坏消息是，太多的政策制定者仍然顾盼左右，不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坚持首先采用过去失败的政策。

“这一幕我看到过太多次。”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说。莱因哈特或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主权债务危机专家。“由于每一次危机有不同特点，人类很容易关注这些特性，而忽略了这是一种周期性循环的模式。”莱因哈特叹息。

这是历史循环模式？事实上，只有实现债务票面价值大规模减记，主要债务负担才能被解决。债务削减花的时间越长，必要的债务减记力度会越大。

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明白这一点了！他们不仅从1953年的《债务减记协议》中受益（该协议对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而且这一协议签署20年前，在饱受希特勒政权的恶性通过膨胀和经济萧条之后，德国“赖掉”了一战时期的债务。

这是关于债务性质的普遍教训。1930年代十几个国家违约，1990年代早期的布雷迪计划实现债务减记，结束了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十几年的高债务和零增长。这个教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不断学习。

这两次危机解决之前，都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谈判和债务重组计划，与希腊第一次援助计划没什么不同，无一例外地延长了债务期限并降低了利率。但是只有在债务削减之后，危机才被解除，经济才得以改善。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赖因哈特（Reinhart）和克里斯托夫（Christoph Trebesch）在最近一次研究中发现，1934年违约事件后，德国经济大幅反弹。当时债务人的外债平均减免了至少43%。而布雷迪计划，平均减记债务达到36%。

“两次债务危机最后得以解除，都是因为实施了大规模债务账面价值削减。”两位教授总结道，“债务减免的温和形式，如延长债务期限或减少利率，并没有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和信用评级的改善。”

不仅《纽约时报》的评论希望德国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次希腊的债务危机，专栏作家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在《卫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从希腊和德国历史来看今日危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迈克尔·怀特提到1960年代，希腊裔法国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 Gavras）的一部讽刺希腊军政府的影片在一个艺术节上播放。影片结束时，影院的观众给予了热烈掌声。作为欧洲的政治哲学和实践的起源地，希腊曾经历过的军事独裁依然在许多欧洲人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近期，欧洲多个城市爆发“声援希腊”的示威活动也验证了这一点。

在与债权人博弈的过程中，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的希腊政府很好利用了这一点。为什么不呢？小国要在强国间生存必须玩好这种平衡。

事情发展太快，德国人很为难

希腊一直既强大又脆弱，它的存在通常是由国内外的一系列暴政所造就，而不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那些成熟哲学理念，分裂和判断本身也是希腊政治和分身的特征。

公元前490年，希腊联军在击退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发起的连续侵略进攻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雅典为首的联盟却败于斯巴达，雅典被迫失去大部分权力。马其顿统一希腊后，也使得希腊文化在地中海传播开来，贸易为主导的软实力也发展扩张到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的东部和南部。

公元476年，西罗马的罗马帝国势力又在外族侵略下崩溃，东罗马则被基督教拜占庭帝国掌控。东罗马帝国希拉克略王朝建立后，希拉克略皇帝下令将官方语言从拉丁语改为希腊语，从此东罗马帝国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希腊人帝国。1000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千年都城君士坦丁堡，最后战败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手中。

这些历史无疑对这个夏天发生在布鲁塞尔、柏林的事情有着影响。

借债的希腊人明白，德国忧虑过多的债务和不可控的货币政策会成为麻烦的根源。在德国历史上，魏玛共和国导致了纳粹的政变上台，使得这个国家被暴政控制了30年。

1832年希腊恢复了国家主权统一，而德国是在此后40年才做到。

如果希腊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那么德国人也是。大家拿起账单抢救东德的记忆还让德国人记忆犹新，这可不是让人愉快的回忆。这会是一个心理上的风险意识领域，当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她的顾问决定，德国和欧盟在解救希腊时，同时考虑自身的边缘政策以及如何将欧洲从萎靡的危机管理中脱身出来。比起德国安全的自由贸易，希腊经历过更多的分裂叛乱。

在奥斯曼时期，希腊人本能地与哈里发的敌人站在了一边，痛苦激发他们发动多次起义，直到1821年最终反抗成功。希腊经过19、20世纪连续不断的血腥战争恢复了其历史领土。大约100万在国外生活的希腊人在迁移和驱逐中死亡。

希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保持着分裂状态，政府曾亲德，后又亲英。1940年希腊人像老虎一样抵抗进攻的意大利人。甚至连希特勒都承认希腊抵抗的勇气在抵抗失利后仍然持续了许久。

德军的侵略无疑是野蛮的，对希腊和他们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创，许多希腊人饿死。更糟糕的是，英、美政府为维护其在希腊的利益，力图在战后恢复希腊战前的旧制度。1946年-1949年希腊内战，以英美为靠山的希腊政府和以邻国南斯拉夫铁托政权为靠山的希腊共产党还发生了战争。

内战给希腊留下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分裂，这一局面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结束。保皇党和共和党、左翼和右翼、城市和农村，因内战而引起的政治对立始终是希腊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地理位置决定论者认为，地理环境塑造了人，这个有着欧洲最长海岸线（超过8000英里和2000个无人岛屿）的国家，必然是反复无常的。

尽管如此，在这个分裂的国家给出了61%的反对协议票后，齐普拉斯将开始与布鲁斯尔和柏林展开新一轮谈判。不难看出事情发生太快，需要牢记的是，德国人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很为难。

“乐观主义”会延误病情

但爱德华多·波特认为，政策制定者并不了解这一点。这是事实，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不清不楚。IMF于二战结束后成立，初衷就是为了精准处理这些危机。5年前，IMF刚开始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时，笼统地断言发达国家的违约是“不必要的、不受欢迎的和不可能的”。为了证明这一点，IMF甚至不切实际地拟定了一份希腊经济潜力的分析报告。

甚至直到2014年3月，IMF仍然认为希腊政府的基本预算盈余可以达到当年GDP的3%，次年可以达到4.5%，同时享受着4%的经济增速。如何实现这一壮举？“小菜一碟”！希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必须从欧元区倒数第一变成第一，其劳动力供给也必须一跃成为欧元区首位，就业率要达到德国的水平。这种假设与希腊的现实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对比。事实上，希腊超过25%的劳动力失业，75%的银行贷款属于不良贷款，税收通常推迟或无效。

前IMF高级经济学家彼得·多伊尔就是因为厌恶这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做法而愤然离开，他写道：“如果‘乐观主义’导致对一个严重问题出现系列诊断性低估，这是不道德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恶劣地延长了疾病；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致命的。”

当然，债权人一般不希望债务人进行债务减记，他们相信“道德风险”的论点：如果让希腊轻而易举地摆脱债务，如何保证它不会再次利用别人赚的钱过高水平的生活？是否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呢，如葡萄牙？

但是希腊的经济已经缩水了四分之一，养老金领取者穷困潦倒，银行破产关闭。事实上，德国了解道德风险的落后性。“道德风险”的标准定义是指，债权人如果承担债务人的损失，将会鼓励他们再次进行不良贷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正是欧洲债权人做的事情。他们对希腊的财政援助被用来偿还持有希腊债务的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外银行和投资者。如果援助计划有任何好处，希腊也毫无所获。希腊未能解决其特有的经济管理不善问题，他们毫无动力这样做，因为经济改善的果实最终流向了债权人。

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亚当·波森（Adam S. Posen）认为，这更多的与政治懦弱有关。当时，希腊的债权人并未准备接受希腊债务减记的冲击，而是明确地拯救本国的银行体系。所以用波森的话说，他们当时采取了“债务延期和充耳不闻”的策略。波森说：“政府会做出代价更高昂的事情，只要他们是集体行动。”

还有一个原因让债权人持乐观主义。赖因哈特教授说，现在危机从希腊蔓延的风险很低，其他欧洲外围国家情况更加乐观。即使IMF的经济学家承认除了减免希腊债务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