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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今日凌晨在京病逝,被誉为“创业板之父”

澎湃新闻记者 岳怀让
2015-07-12 08:45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政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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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上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处了解到,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于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与世长辞,享年80岁。成思危是“创业板之父”,也曾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另据@新华视点 微博12日上午11点30分发布的消息透露,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成思危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12日0时34分在北京逝世。

从著名学者到民建中央主席

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他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1951年,成思危受到新中国建设高潮的感召,怀着满腔热忱,瞒着父亲回到内地。成思危将这视作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的第二个人生转折点是1981年赴美留学。当时已在化工部担任重要专业职务的成思危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原专业,选择了学习管理。这拓宽了成思危的专业领域,他从一名化工专家转换为一名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学者。

2013年10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成思危回忆起回国后的人生历程时说:“我到广州后,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说实在的,我确实是上了个‘社会大学’,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过压迫的人,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困难的。1952年,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我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化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我在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后改名为天津化工研究院)先后任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成思危也受到冲击。在上述《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中,成思危说:“‘文革’期间,我由于‘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也被免掉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只能从事一般科研工作。那个时候我确实很迷茫,也很委屈。我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牺牲,怎么竟然得到这样一种待遇?但我也告诫自己,一个人在逆境里绝对不能沉沦。……直到1972年,美国华人‘保钓’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小妹妹成露西也随代表团来了。周总理见到我妹妹以后,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你父亲好’,第二句话就是‘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就是周总理的这句话,才使我摘掉了‘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特嫌’也因为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了。”

从青春报国到技术报国再到管理报国,成思危的前两大转折点为他从政报国写下了伏笔。

从198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心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的成思危认真地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这引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注意,也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三次转折。

成思危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1994年,还是无党派人士的我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那年九、十月间,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约见我,动员我参加民建。孙老跟我讲,你不是想报国吗?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一个月的思索,成思危决定加入民建。1995年底,他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并在1996年底接替孙起孟当选民建中央主席。

“我原来的设想,60岁从技术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去教书,就没想过从政,更没想到今天还在这里工作。”成思危对新华网记者说,“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2004年,成思危在办公室接受《中国人大》杂志采访时自述自己对新技术新领域很感兴趣,并且爱好十分广泛。

他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据说在他自己的电脑中下载了1000多首MP3的乐曲;他喜欢文学,父亲是学中国文学的,母亲是留法学法国文学的。父亲在他4岁的时候教他背唐诗,6岁读《资治通鉴》,小时候母亲也常给他讲法国文学,像巴尔扎克、莫泊桑……他喜欢体育,年轻的时候不仅喜欢玩篮球、排球和足球,还擅长长跑,年纪大了以后每天打太极拳健身;他还喜欢打桥牌,因为这是一种可以使人通过智慧较量得到快乐的游戏……

成思危对《中国人大》记者说:“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早6点起床后先打太极拳;洗完澡是学外语的时间,我正在学习西班牙语;然后是上班。下班以后我一般先浏览报纸杂志;7点吃晚饭同时看《新闻联播》。这样嘴和眼睛可以同时利用。然后每天至少可以读书、写作2-3个小时;10点半以后上网;一般12点左右睡觉。”

他还补充道:“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是我的工作日,除了有时打打桥牌以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每年春节、‘五一’、‘十一’三次长假我都是在家写东西。每休一次长假我就可以出一篇比较大的文章……”

谈到自己的座右铭,成思危对《中国人大》记者说:“从政和治学都是为了报国,都是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使中国人民过更好的日子。但是作为学者来说,治学是你从政的基础,你如果对问题没有研究,你很难作出正确的决策或者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所以我始终把治学放在重要的地位。我始终觉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研究就没有决策权。所以我强调的四句话就是: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还有就是我自己家里挂的是: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成思危是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他从1998年起连续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6年,时年71岁的成思危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称:“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为了振兴中华。”

成思危谈到自己学者从政的角色转换时说:“我研究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包括住房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商业银行改革以及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等。我的治学与我的参政议政是密切联系的。”

但成思危也认为,学者与政治家的研究工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学者的研究要超前,要创新;政治家的研究要立足于可行性和现实性。”成思危说,自己在参政议政中坚持六个“可行性”: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政治上是可以被有关各方接受的。

1987年,成思危利用赴美讲学的机会,对美国的风险投资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98年3月的“两会”上,由他领导的民建中央向政协提交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个提案被称为开拓了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著名的“一号提案”。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成思危对新华网记者说,“参政议政不能使大家都满意,只要你的意见是为了人民,就不要怕得罪人。”

驳斥国际金融阴谋论

成思危生前一直关心中国经济,对于宏观经济一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今年5月21日,成思危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讨论金融问题。在这篇题为《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的文章中,成思危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战略目标,因为目标一错,满盘皆输。”

在上述《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成思危说:“金融安全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例如,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

对此,成思危认为:“应努力提高我们自身的金融实力,进一步深化和推进金融系统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和国际金融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战略目标。”

对于金融改革,成思危有着自己的思考。

在上述文章中,成思危认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从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国外战略合作伙伴、股权分置改革、设立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推出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到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每一步都有反对的声浪、质疑的声音,甚至责难。这些质疑有些是必要的,需要我们在回答质疑中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但也有不少质疑导致金融改革不能顺利向前推进,相关改革措施只能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以致错失良机。这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成为中国股市“创业板之父”

据《证券时报》报道,成思危与创业板“结缘”始于1998年,之后的多年间,他就此提出诸多真知灼见。

1998年,他提出了创业板大“三步走”的发展思路:第一步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成立一批风险投资公司;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

2002年,他提出“小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是把发审委已经通过的小盘股集中起来开辟一个中小企业板块,由于不降低上市条件,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且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也不太多,上市对市场的冲击不会太大;第二步是适当降低条件,逐步扩大这个板块;第三步是条件成熟时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创业板。

2007年,针对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成思危认为,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我国涌现出不少有价值、高成长性的创业企业,建立创业板市场的条件已经具备,宜早不宜迟。

对于风险投资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这一问题,成思危认为,在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提供一种直接投资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激发创新活力,实现高技术的产业化。

2009年创业板终成正果。

成思危指出,现在等待创业板的企业非常多,政策对它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是十分必要的。而之后可以考虑逐步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真正有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得到金融支持。

成思危简历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

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生于北京。软科学专家及化工专家。

15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

1951年由香港回内地,在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

1952年9月入华南工学院学习,1954年转入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毕业。曾任化学工业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室副主任,北京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技术员。

1978年任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

1981年9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管理工程,1984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回国后任化学工业部科技局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1987年成为全国软科学科技进步奖评审组成员。

1988年任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1989年任国家软科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3年任化学工业部副总工程师。

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信息、出版等工作,并兼任部经济技术委员会主任。

1995年1月加入民建,1995年12月在民建中央第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

199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

1996年12月当选为民建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97年11月当选为民建第七届中央主席。

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5月当选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1998年9月当选为台湾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1999年11月当选为第八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2002年12月当选为民建第八届中央主席。

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简历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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